蜂鸟2018

原文发表于公众号concert press

蜂鸟 House of Humming bird

是金宝拉的第一部长片，获得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Generation 14plus单元评审团大奖，釜山国际电影节NETPAC奖和KNN观众选择奖。它是一部关于coming of age的电影，背景设定在1990年代经济浪潮期间，讲述了女孩Eun hee由于家庭缺陷，她尝试通过爱，也通过信念去寻找继续生活的理由。

在制作这部电影之前，宝拉拍摄了一部短片《竖笛考试》（The Recorder Exam, 2011）作为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作品。长片延续了它的设定，构建了初中女孩对于理解家庭与探索爱情的独特视角。

《蜂鸟》是一部非常具有后劲的片子。它很明显来自于一个女性对过往记忆抽丝剥茧的探索，它的切入口虽然小，但它所具备的包容、理解却非常广阔。

片中所呈现的家庭生活，包括家庭关系以一种不动声色的方式编织起来，主角的视角并不具备强烈的评判性，她只是置身其中，观察、接受。到最后，所有成员都认识到，大家共同经历了什么样的痛楚，以及什么样的转变。家庭是这样的一个容器。有时它是一个怪物，却也是一个共同对抗外部世界的纽结。这是这部电影的珍贵之处。片子的原名“蜂鸟之家”也有这样的意味。而我很喜欢里面所表达的友谊，包括同龄人的友谊（有时也是爱情），或者超越年纪的友谊，它们在不同的方向牵引，有这样的朋友，哪怕只是共同走过一段夜路，都是幸运的。（毛）

本文翻译自WOMEN AND HOLLYWOOD在2019年翠贝卡电影节期间的采访

用自己的话描述一下这部电影叭

我想引用一下电影里面的一个角色Youngi来描述它，怎样生活才是对的，有时候我觉得我知道，但我真的不确定，我只知道当坏事发生的时候，好事也在发生。

是什么把你带到了这个故事？

是从一个噩梦开始的。当时我正在纽约念MFA，我第一次住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学习一门新的语言，修读硕士学位。在那个时期，我觉得我的状态非常的不稳定，然后开始做梦，梦到了我再次回到中学。我觉得这完全像一个噩梦，每次我从这个噩梦里醒来，发觉这仅仅是一个梦，才松了一口气。

这种不安使我回到过去的记忆：中学时的创伤——那是我最不稳定的时期。我意识到在那个时期我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我开始挖掘记忆。

你希望人们在看完电影之后想到什么？

我希望他们能思考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并激励他们在当晚写下一些东西，或与朋友进行深入的交谈。或者只是散步，带着他们无法形容的感受。

制作这部电影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获取资金并找到主演。还有，对于无法制作这部电影的担忧和恐惧。但很庆幸我拥有已经经历过这一切的朋友，他们也是电影制作者，他们会告诉你有这样的感觉并不可怕。

你是如何获得电影资金的？请分享一些和制作这部电影有关的理解

《蜂鸟》由韩国电影理事会（Korean Film Council）、首尔电影委员会（Seoul Film Commission）和城南艺术委员会（Seongnam Art Council）资助。这三支基金是韩国最大的独立电影基金，我很幸运得到了他们的全力支持。当电影在柏林影展放映时，韩国电影理事会甚至还付钱给我和主要演员飞往柏林，它以各种方式支持独立电影制作人。

另外，我通过创投得到了首尔国际女性电影节（Seoul International Women’s Film Festival）的一等奖现金支持。能够获得奖金当然很好，但同时也是学习如何创投电影的绝好机会。为了更好地创投，你需要真正弄清楚你的电影是关于什么的，以及如何用自己的创意和具体语言去传达这一概念。我强烈建议电影制作者参加创投项目。

完成拍摄后，我从釜山国际电影节的亚洲电影基金会（Asian Cinema Fund from the Bus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以及圣丹斯学院（Sundance Institute）得到了后期制作的资助。最后，它入选了IFP实验室（IFP lab）的十部叙事电影之一，这帮助我们了解了很多有关后期制作的知识，并让我们认识了很多业内人士。IFP还支持我们在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欧洲电影市场放映。

所有这些资金筹措过程都是在2014年到2018年间进行的。当然，我们也遭到了很多拒绝。我学会了坚强。

是什么让你想要拍摄电影？

电影带能我去到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是真实的，真实和热情的。电影院不属于胜利者，而是属于失败者/孤独者的。无忧无虑的失败者。我喜欢那个世界。

你收到的最好和最坏的建议是什么？

最好的建议：“要把事情做好，首先需要爱，然后是技术”，by 安东尼·高迪。

最糟糕的建议：“为什么要把主角设定为初中生？如果拍一个高中女孩你就去能找一个名气更大的女演员了。为什么要是1994年？把背景设定在现在叭，否则以这样的预算拍一部年代片很困难。”

你对其他女性导演有什么建议？

不要看低自己，不要害怕成功。你并不是在害怕失败，而是在害怕成功和你强烈的存在。

谈谈你最喜欢的女性导演的电影，以及为什么

香特尔·阿克曼（Chantal Akerman）导演的《蒙特利旅馆》（Hotel Monterey, 1972）。这部电影透过场景的不同视角展现了温情，仿佛旅馆是活生生的。看完电影后，你会觉得自己理解了这个地方，以及对这个从未去过的地方充满了爱意。

自#MeToo和#TimesUp运动启动以来，你注意到了什么区别？

男性电影制作者正在试图更加了解他们所说的话。我很高兴不用再听到他们的笑话了。更重要的是，很多电影节正在试着去放映更多女性导演的电影，我们能看到这些，这就已经对我们的环境很有帮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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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青年女导演金宝拉拍了这部关于青春的电影:蜂鸟。蜂鸟把青春的困境拍的非常有质感，那种青春的迷茫，是有社会和家庭落点的迷茫。相比之下日本的青春片更倾向于把青春置于社会文化和家庭情景之外，提纯个体间的心理历程和精神体验，展示出一种更加虚无感的迷茫。韩国和日本的青春片气质太不一样。 蜂鸟前半段讲初二女生恩熙在面对家庭人和同学时陷入的困境和迷茫；后半段讲她在辅导班遇到一个教中文的名校高材生女老师，在学习之外老师还给了她更多的精神指引，恩熙因此逐渐学会如何面对困境，并自己走出困境和迷茫。 有条件的爱 家庭是有条件的爱，还是无条件的爱?成绩好会有额外的关爱奖励，比如哥哥； 成绩不好会有额外的惩罚，比如姐姐；成绩一般就被忽略，只要有吃住，能看病，活着就行。住院了最脆弱时，最需要爱的时候，恩熙也没有家人的关心慰问和陪护。孤独无助时，她需要的无论是心灵的陪伴，还是身体的陪伴，这种爱都已经超出了有条件的爱，超出了家人能想到的给予。而这时，和她并无直接利益相关的老师和同学，却能给予她没有条件的爱…… 社会的毒打 老师说在遇到不公的时候，不能默默忍受，要反抗。恩熙确实做到了。因为辅导班的主任随口说的错误时间，导致她没能和老师当面告别见最后一面，还被主任说是恩熙自己记错了。她在门口心理建设了一下，估计是想起了老师的话，就再次进门怒怼了主任，指出不是自己的错是她的错。敢挑衅反抗主任?然后她就被开除了! 辅导班通知家里恩熙被开除了，她一回家就被全家人指责围攻，这时她彻底爆发了，歇斯底里的乱跳怒吼道:被开除不是自己的错，这一切都不是自己的错，然后就被她哥一个巴掌呼到耳膜穿孔。 她反抗了，她立即遭到了社会的毒打，学校和家庭，二连暴击! 手指在动 当你盯着自己的手指看的时候，会发现手指在不由自主的活动，这个意象成了电影后半段的母题。 恩熙迷茫的时候找老师，老师陪她坐在路边，恩熙问如何摆脱自我厌弃。老师说她自己在自我否定的时候，会观察自己，才知道原来自己也有这样的情绪。 这段对话其实是老师在告诉恩熙面对自我否定、厌弃和抑郁的时候，需要暂时跳出自我，不能深陷自我意识。把自己抽离出来，把自己的思维当做他人去审视，会看到她原来是这样的，然后才能试着去理解她，去以朋友的角度接受她，而不是厌弃。 然后老师告诉恩熙，在自我否定的时候，她还会观察自己双手的手指，手指在不由自主的动。你的手指属于你，却有它自己的运动。观察他们，就像在审视自己，接受自己。眼睛直接看自己的手指，比从精神上观察自己的情绪更直观，更容易领悟。恩熙在以后会逐渐明白这些深意，并实践老师指引她的方法……

《蜂鸟》近日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注目单元”竞赛，收获好评。

电影讲述八年级少女恩熙的青春故事，时间是1994年。三个重要事件标示出这一特殊年份：1994年的世界杯、金日成的去世、圣水大桥（Seongsu Bridge）的倒塌。

电影呈现出一幅典型的90年代韩国家庭画像：苦闷父权的父亲、柔弱无力的母亲，问题重重的孩子。导演金宝拉以敏锐的女性视角观察社会现实，记录下女性压迫的成长环境。

小女孩恩熙在不确定性中展开她的青春生活：重男轻女的家庭氛围让她喘不气来，男朋友让她体验到爱情滋味，女性友人投来的示好让她受宠若惊，与好友一起逛酒吧、夜店，在超市偷窃遭遇伤心的背叛，围绕在恩熙身上的是青春期少女的普遍经验：对未知世界感到迷茫和无助。

她在新来的中文女教师智英身上找到榜样和依靠，两人建立起不寻常的友谊。智英的率性、洒脱让恩熙在严密的现实环境中找到喘气的缝隙。电影遗憾地结束在智英写给恩熙的信上，再见已成永远，智英在大桥坍塌事件中死去。

恩熙的形象无疑是成功的，第一次触电的朴智厚奉献了几乎完美的演技，将少女敏感细腻、迷然懵懂的状态表现得入木三分。金宝拉通过长镜头和特写镜头带着观众进入恩熙的内心，让观众感同身受。

《蜂鸟》让人想到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两部电影都是青春片，都讲述了青春期孩子在家庭和社会双重压迫下面临的成长困境。电影中有一幕，恩熙的穿着与小四的打扮如出一辙。

某种程度上说，比杨德昌更进一步，《蜂鸟》同样是侯孝贤式的，这说明电影是对东方独特世界观的呈现。电影里的每位家庭成员都遭遇人生困境，如同《一一》；与此同时，家庭成员间不断发生着内部损耗，这是侯孝贤发现的东方式家庭的秘密。

《蜂鸟》让人诟病的地方是它的年代感，94年的物质生活看起来与当下差别不大，但这并不影响观看。几个重要事件的加入主要为了涂影故事发生的背景，不必做过多政治态度上的引申。

另一个问题在于结尾拉得过长。电影原本可以巧妙地结束在恩熙伴着音乐起舞的那刻，但为了让智英的“死后箴言”更富教育意义，不惜将智英残忍地殒命在圣水事件（太过巧合）。

甚至于，三个孩子共同望向断桥的背影也是极好的收尾，这样就不必用念信的老套方式结束电影。（念信收尾，是《蜂鸟》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另一处相似的地方）

电影此前参加釜山电影节，获得KNN观众奖和NETPAC奖(亚洲影评人协会奖），并在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新生代青年单元获评审团大奖。

这是韩国女导演金宝拉的第一部长片。金宝拉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导演硕士学位，《蜂鸟》由其之前的短片发展而来。金宝拉之后的电影之路不可限量。

第一次看恩熙和老师相遇的一幕，以为是恩熙上楼时先看到抽烟的老师，而老师是在进教室后才认识恩熙的。后来却发现，或许是老师首先注意到了恩熙才对。

那天恩熙在饭桌上说哥哥又打她了，爸妈却只是习以为常地给出象征性的答复。接着镜头一转，恩熙已经独自一人在汉语课楼道门前的水泥阶梯上徘徊了（实为蹦上跑下）。她以如此沉默温和的方式排解了一会儿内心苦闷，就上楼去，紧接着便经过了那位站在窗边连头也没有回一下的陌生抽烟女子，并受到某种不可知力量的牵引，转头看她。

初遇

如果拿我们活泼可爱初中二年级女生上楼梯的时间和老师从容不迫点烟放空的时间相比，后者大概会久一点。而站在窗边，手中除了香烟茶杯别无他物的老师，除了看看窗外上下左右的风景，大概也并没有更多消遣方式了。

所以，如果楼前的树木没有遮挡得太彻底，老师是有蛮大可能注意到有个小姑娘在那里蹦上跑下的。若是，那么她也一定看到小姑娘走进了自己所在的楼道，因此才在知觉到背后有人经过时毫无警惕，不曾回头，接着在走进教室看到陌生同学笔下的画作后，又目光一转，面露悦色地认出了刚才那位小姑娘的身影。

这种可能性于我而言，成了对老师随后和恩熙相处中种种表现的附加注解。即使它其实并不成立，老师所说所做也足够动人：她总是关切，总是沉吟，总是在温和话语中传递着某种不必多言的理解。

或许最初在内心产生好奇的人是老师，首先发觉彼此之间存在某种相似或契合的人也是老师。她的善意并非任人索取，只是源于自身对二人之间亲近感的体认。因此当恩熙问生命何时才能发光，她似乎从未意识到，自己在相知者眼中，本就是一个发着光的人。

知心能几人

乌龙茶

傻问题

“我喜欢来医院”

反抗的约定

终于有人说出了这样的话

喜欢极了，没有过多解释的缓慢的片子。大量戛然而止的留白足够实现拍摄者和观看者的共同创作，而呈现出来的部分又节制饱满，不至因叙事中断造成感受的隔阂。目光暗淡了但它还在追索。情绪截止了但它还在延续。美中不足是老师的中文写得不太好看。但是，抄着板书突然回头说“打糕很好吃”，好像有点可爱犯规。

啊！

还有啊，如果有了想说的话，就不要再等来日方长。种种不可理喻的事情不是还在接二连三地发生吗。

——《蜂鸟》是一部融入了导演您自身经历的作品。被问及它的拍摄契机，您在接受韩国媒体的采访时，曾说：“我二十多岁的后半段在美国读硕士时，总是反复梦见初中那三年的情形。我想，这是当时没有解出来的作业(留给了现在的我)，于是开始自我反思。”您说的“作业”是指？

金：我们长大成人后，总是理想化地认为“小时候真好”。我想不仅是韩国，这是一个全世界的普遍现象。我遇到的很多人都说，“长大了就不会有朋友了”“小时候的朋友才是真朋友”。但我反而认为，现在是我最幸福的时候。我小时候有很多不好的回忆。比如说，在学校也好家里也好，小孩子都有很多不得不忍耐的事,这些都是我的压力。在韩国，特别是90年代，其实现在也是如此，对女性有很多歧视。我想作为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的韩国女性回顾一下90年代。

其他很多国家都和韩国一样，总是嘲讽初中生这个年龄层。韩国和日本有“中二病”这样的词，美国也有“初二综合症”这种词。我们一边理想化，一边讽刺。我觉得这个年龄段很有意思。所以我想试着用电影描述一下真正的初中时代，描述一下那时真实的情感。我时常遇到一些成年人，他们没有把小时候做过的事再好好做一次,通过追忆来疗愈自己所受的伤，所以即使长大了,他们心中也残留着中学时的自己。当然也许我就是一个那样的人。承受压力，心理状况不稳定的时候，回溯到孩童时代未曾得到解决的问题上，然后再返回现在。所以我想再一次体验一下、消化一下当时的情形。我在制作《蜂鸟》的过程中才知道，原来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心中遗留学多尚未解决的问题。我想，可能也有很多观众在等待一个讲述那个时期的故事。如何看待私人的东西和普遍的东西？如何把握那个时代的韩国社会？我画了很大一张饼，想做一部把社会和个人结合起来的作品。

——为什么把主人公设定为初二的学生？

金：比如很多国家都有“中二病”“初二综合症”这种说法，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哪里这个年纪都是有些朦胧，有些微妙的。初一的时候刚入学，还什么都不懂。但到了初二可能就会树立起一些防范，或有些许改变了。初三因为以中考为目标，所以和前两个年级又是很不一样的。韩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用“中二病”这个词来揶揄他人，我觉得这是一种压力。明明大家在初二的时候正应该是感到悲伤、孤独、迷惘的年纪，却在长大成人后假装没有过那些感觉。所以我想好好捕捉一下当时的感情。我想通过初中生，或者说被无视的那些孩子和他们周围人的视角，真挚地凝视那个年纪的孩子的感情。然后，再一次和当时的自己的情绪相遇，和它们和解。我做完这部电影后，心中的积郁荡然无存，豁然开朗。当然，电影的制作过程是很辛苦的。但对于人生来说，是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

——《蜂鸟》的故事背景设定为1994年。当时韩国是军事独裁时代，1988年举办了奥运会，1997年又经历经济危机，我在日本也知道，这个时期韩国发生了很多事，1994年就是夹在这些大事之间的一年。这一年对导演您、对韩国的人来说是怎样的一年呢？

金：我比主人公恩熙小一岁，当时在上初一。我把故事设定在1994年，最大的原因是圣水大桥在这一年垮了。这给尚且年幼的我以及我周围的朋友们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地理位置上我家就离圣水大桥很近。这起事故对住在韩国其他地方，比如釜山、济州岛等地的朋友们来说，就只是一个新闻，但是我却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后来三丰百货倒塌，我朋友的姨妈因此去世。我始终无法忘记朋友哭泣的背影。88年举办奥运会后，韩国一直处在发展的中心。这些事件却象征着韩国社会的轰然崩塌。

我想把《蜂鸟》拍成少女恩熙的成长故事，同时也是韩国社会的成长故事。恩熙经历了内在的，或是家庭、学校的各种各样的“崩坏”。电影如何把这种个人的“崩坏”和桥的物理“崩坏”，也可以说韩国社会本身的“崩坏”结合起来呢？探究这个结构，把个人的和社会的交织起来的过程是很困难的。我研究了很多，读了很多相关的书，做了很多准备。

——从您开始有了想法到电影制作完成花了七年的时间呢。构思、研究等很花时间吗？

金：准确地说，花了五年左右。2011年冒出这么一个想法，2013年写完剧本的初稿。其实这期间我也在做别的工作。为了维持生计在大学里讲课。《蜂鸟》没有得到企业的投资，是靠政府的补助金拍完的。但是从一个单位能拿到的补助金很有限，所以就从很多地方一点一点地筹钱。结果等筹集到八所单位的补助金花了很长的时间。我也曾给投资公司寄过剧本，但是因为这是一部没有商业元素的作品，所以都被投资公司拒绝了。

——您在自上而下观察、描绘中学时的社会情况，搜集资料作为参考的过程中有遇到什么困难吗？或者在调查过程中，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金：我虽然亲身经历了1994年，但也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为了考证那个时代，我认真学习了包括小道具、美术等在内的东西。在此期间我看到了圣水大桥垮塌的照片，很受震惊。明明是几十年前的事，但在网上搜出那些照片时，我还是感到迷惑不解。我很吃惊，“明明过了这么久，但身体还是会记住心里的伤。在日本的话，也许也会有听到地震海啸，身体出现应激反应的情况。很多疑问渐次涌上我的心头，“如果不是当事人的我都会有这样的心情，那那些因为这次事故失去家人、朋友的人又会是怎样的感受呢？对于韩国的每一个人来说，这一天一定都是在心里留下伤痕的。最终我们可以消除这份伤吗？”

——您在描述经济发展的后遗症给韩国人带来的共通的伤痛时，也涉及到一些对以父亲为中心的家庭关系的反抗，可以看出一些女权主义的思想。您是特意把女性特有的问题当作主题的吗？

金：我不认为电影是政治宣传的工具。带着某些思想或目的去拍电影，电影就会变得俗气，变得像教科书一样。事实上，我从未想过要把《蜂鸟》拍成女权主义电影。但是，也许因为我自己从二十多岁开始成为了女权主义者，读了很多相关书籍，加入了一些小组，也借此认识了很多朋友，所以可能作品中自然而然地就反应出这些思想。女权主义者如我，也不可能拍出歌颂父权制、赞美大男子主义的电影嘛。（笑）

让我比较意外的是，观众们震惊于“这部电影里女性好多”。我很吃惊大家有这样的反应。因为在我的人生里，激发我的总是女性，她们对我来说充满了魅力。我的周围有很多复杂敏感的女性，她们教给我很多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只是自然地把自己周围的女性的形象，或者我自己的价值观投射到了这部电影里。观众们“有很多女性真好”“惊了”等等感想，让我重新意识到电影里女性主人公很少。

回顾过去十年的韩国电影，女性大多以辅助性的角色、性感的角色登场，且都是美女。在四个男性中，可能只有一个女性。女性只是次要角色。所以我发现，没有电影在描绘女性。

——我觉得在恩熙身上可以看出您中学时的样子。而且，在恩熙信赖的汉语老师英智身上也可以看出您现在，以及那些您憧憬的女性前辈们的影子。您是如何描绘英智的呢？

金：观众们看了电影有各种想象，我觉得每个都是正确答案。电影有各种各样的答案，这与制作者的意图无关。不过《蜂鸟》承载了我各种各样的样子。比如，恩熙的爸爸和哥哥是父权制的，我自己的一部分也是如此。有时很利己。我想每个人都是如此的。恩熙的男朋友性格优柔寡断，我自己也有类似的地方（笑）。而且我也像喜欢恩熙的学妹友莉一样，曾有过被同性吸引的瞬间。在这些多姿多彩的角色中，我最喜欢恩熙和英智，所以把她们当作故事的主线来描绘。电影的创作者常把自己的视点投射到电影的角色身上，我把我的心情托付给英智，想通过她的台词表现出来。比如，英智最后的旁白说“世界真是神奇又美丽”，我想通过这句话说的是我通过年龄增长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生活中既有悲剧发生，也会有那些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价值所在的美好事情”。

观众们也很喜欢英智这个角色。其实在写剧本的时候，我还挺担心英智这个人看上去会不会太理想了。但是大家看了电影都说“英智看上去很强势，内心却没那么坚硬，这点很好”，听到大家这么说我很开心。扮演英智的金玺碧演员经常出演洪常秀导演的作品，演技细腻娴熟，正是有了她英智这个角色才活了起来。

——导演您是1981年出生的吧。您读过《82年生的金智英》吗？

金：我还没读呢（笑）。拍《蜂鸟》太忙了，电影也还没来得及看。但总是听说这部作品，所以一直很想读。我想有时间好好读一读。

——《ユリイカ》的同事想拜托我问问您，“恩熙的妈妈的痛苦来自哪里呢？” 恩熙的妈妈和恩熙的爸爸一起经营小店，总是看上去很疲惫。这是令堂平日的样子吗？

金：也有一些我妈妈的影子。但我觉得普通的母亲可能都是这样。放眼世界，女性现在仍是二等公民，并没有获得平等。无论是养孩子，还是和男人一样在外工作，育儿和家务劳动主要还是由女性承担。

承担的工作太多，太忙，注意力就会减弱，精神变得游移。很多女性，尤其是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的女性，都觉得很难把精力集中在某一件事上，因为不得不考虑的事、不得不做的事太多了。这是我小时候发现的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的妈妈们的共通点。和她说话，她要不就是没听到，要不就是答非所问。我当时觉得太奇怪了。但是长大后我就明白了，这和女性遭受的不公有关，女性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而且，劳动如此繁重，收入却那么少。尤其是做家务并不能得到任何报酬。在电影里也有无论恩熙怎么呼喊妈妈，妈妈也没有听到的场景。很多女性看了这个场景都说“我妈妈也是这样的”。为了让电影展现大家共同的经历，我确实下了些功夫。可能运气好的孩子也会得到父母的很多关注，但是普遍来说，孩子和家人之间是有很多问题的。所以目前为止也有很多作品以此为主题。

我通过初中生的视角描绘了孩子在家庭关系中敏感地察觉到的孤独、虚无等感受。比如，恩熙在外面呼叫“妈妈”的场景，我是把此时设定为妈妈的休息时间的。因为妈妈在家里必须一刻不停地做家务，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家，对于父亲来说是休息的场所，但对于母亲来说却是劳动的空间。对于母亲来说，“家”之外的场所更闲适。所以这是恩熙的妈妈从自己家里走出来，脱下母亲这个面具，自己和真正的自己对话的场景。也可以说这是妈妈最健康的样子。但是恩熙不明白那样的妈妈的心情，所以感到很不安。我想给大家看看这两种情景并存时的样子。恩熙可能现在还无法理解，但十多年后自己当了妈妈可能就懂了。

——恩熙脸上长了脓疮，爸爸陪她去医院时突然哽咽，哥哥也在饭桌上突然哭起来。我对此印象很深。您为什么要拍摄男性流泪的场景？

金：虽然这部电影把男性描述为父权般的存在，但我希望大家不要把他们看作恶魔或是加害者。这种父权特质，其实来自脆弱。我觉得最弱的人才会变得暴力，想要去压制对方。觉得自己很幸福、自信的人，没必要欺负别人，他们会很自然地表达感情。我尊重女性的理由就是，女性会很自然地通过流泪表达感情，不会觉得向对方表达爱是什么羞耻的事。

与此相反，父权制下的男性们则被禁止流泪。如果两个男生一起去电影院，就会被大家笑“哪有两个男的一起去电影院的啊”。因为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男人之间表达感情的话，就像小孩子一样”。男性无法表达自己的感情。虚张声势般用不那么亲切的称呼喊自己的家人，或是突然哭出来，我觉得这些都是父权 制下男性的特征。

但是，我并不是想表达“男的都是傻逼”这个意思。我想用人的视线来描绘他们不堪一击的脆弱。我对我的每个角色都充满了感情。让大家看到爸爸和哥哥哭泣的场景，而不是让他们成为恶魔，我觉得这样角色才更立体。韩国女性们看了这个场景都开玩笑说“人间真实”。好多人都以批判的口吻说“恩熙脸上长了脓疮，明明该担心自己女儿啊，安慰女儿说‘没关系’，她爸爸竟然哭出来”“我身边也有不会看眼色的男的”。我对这些批评也有同感。但是我想描绘的其实是脆弱，我认为这才是人类的样子。我并不认为男性在父权制下真的握有权力。实际上正是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所以要去压制别人。我想表达的是这个。

——电影里有恩熙被学妹有莉表白的场景，这对于初中生作为主人公的电影来说是崭新的设定，但其实青春期常常会有这样的事。请说说您设定这个剧情的理由。

金：我并不想把恩熙设定成什么社会楷模。韩国社会对女性是有特定的期待的，如果说90年代的中学女生的话，就是可爱啦，纯情啦这种。其实现在的媒体中的形象也是这样。我不怎么看韩剧，就是因为韩剧描绘的女性形象并不是真的人类。我想看不那么可爱不那么漂亮的人物形象。现在社会在变，电视剧里登场的女性也多少有些变化。但是，现在媒体给我们看的依然还是理想化的女性形象，特别是男性向往的女性形象，那种可爱的、什么都不懂的女性。我想通过这部电影展现不是那样的、真实的女性。看了《蜂鸟》的韩国女性们发现，恩熙的表情和自己初中时一样。特别是恩熙落寞、茫然时的表情，和很多女性初高中时常有的情绪重合。

还有一点是女校的同性恋风潮。女性的性取向其实是流动的。初中、高中的时候会憧憬帅气的学姐。虽然大家都不会公开承认，但私下问的话，就会发现大家都会这样。有关这点的小说也很多。我想通过这个电影表达初中女生们的真实经历。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有很多人看了电影竟然觉得有莉只是恩熙的学妹。但是她们明明就是在谈恋爱。我把恩熙写成双性恋，是为了展现她的自由、她的流动性。

——请说说您喜欢的导演。

金：我喜欢台湾的杨德昌，喜欢他的《一一》。韩国导演里我特别喜欢李沧东。我还非常喜欢郑在恩导演的《猫样少女》，这部作品对我影响很大。

——和《蜂鸟》设定的1994年相比，现在的韩国经济更发达，也可以看到女性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变化。导演您觉得这26年间，韩国哪些地方变了，哪些地方没变呢？

金：当然我肯定韩国社会在朝着好的方向变化。但女性的人权（困境）没有变。这不仅是韩国，全世界的女性都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我觉得作为拍电影的人，应该直面这个问题，让它明了。除此之外，很多成果正在通过努力实现，尤其是文化方面，我也受到很多启发。

要怎么活着才是正确的呢

就算有一天知道了

也可能还是无法确信

但是就算坏事降临

快乐的事情也会一起到来

我们总是会遇见一些人

分享一些事

世界真是神奇又美丽

学院就这么辞职了

对不起

放假结束了就联系你

那时候见面的话

我就都告诉你

恩熙想着老师写给她的信，在人群中若有所思，事情都会过去，回忆没有出路，也许她找到了答案。青春就想一场梦，醒来后变无法记得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在那场梦里，老师的出现和离开，无疑让恩熙懂得，在这个世界上，是的的确确存在那几个人，关心自己，爱自己。

我想恩熙在今后的日子，再困难也不会困到现在的模样，现在开始，她开始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