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兄弟

这个电影煽情的力量确实是很强大的，但内牛满面之余却总有一些别扭的地方：

那个来自非洲的同学擅长并且喜欢以死记硬背的方式学习，擅长并喜欢沿着主流社会设定的方式过一生，这完全是他的自由。但我们与众不同的男主角，却非要一再对他进行捉弄。在学校捉弄还不够，还要十年后以反悔商业合作的方式再捉弄一次。似乎自己是聪明的反叛的，所以别人的所有生活方式就都是可笑的必须捉弄的。
其实那位非洲同学的生活方式并没有伤害别人，甚至没有伤害到几位男主本身，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揪着这位听话的优等生不放。
如果挖掘下去，原因大约是：我是对的，所以跟我不一样的都必须遭殃。这简直就是“逆我者亡”的暴君精神，是非常专制、非常不包容的。
甚至可以想象，如果男主当政，大约就会将所有不叛逆的人都消灭掉。这与影片抨击的扼杀异己的的邪恶主流有什么区别？？？？？

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并且不同生活方式的人都有生存和繁荣的机会，这才是包容而理智的社会。

1、本片最有趣的一个切入点，好像没有什么人谈到，是那个关于太空笔的笑话。这个笑话的最初版本是，美国人为了解决那个问题耗资数百万研发了太空笔，而苏联人（注意哦亲，不是俄罗斯人）用铅笔。这个笑话浓厚的冷战意味在于首先是“星球大战”的背景，其次则是究竟是最初苏联人用来嘲笑美国人脱裤子放屁来彰显自己的民族智慧，还是用来自我吐槽？然而这个笑话曾经登上《读者》（注意哦不是读者文摘），也被用于中学议论文教学，而最为症候性的一点是，对这个笑话的解释，逐渐从“鼓励逆向思维”（铅笔派）过渡到“重视提出问题和应用研究”，因为太空笔的研究带来一系列基础研究的进展，这个变化其间的妙处好像说了很多事儿。而在这部片子里，校长给出了自己版本的解释：因为零重力下折断的铅笔尖很危险。

2、于是这个故事当然可以看做一个“寻找另类出路”的同构命题。强调竞争和个人奋斗的学院制度显然被处理成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构体，而Rancho同学对抗的正是资本主义父权（校长）和资本主义子一代（Silencer），不过他的选择是一种后冷战的乌托邦：利用资本规则，收编资本，却不受制于资本。影片结尾处由Rancho建立的“生态社区”正是这样的一个象征，而已然是跨国资本肉身代表的Silencer的臣服也印证了这一点。说大一点，Rancho不仅试图向两个兄弟提供“One no many yeses”的yeses，自己通过超越学院和主人两重束缚而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内爆”，看上去，他甚至找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边界。当然，那也仅仅是一片文化留居地。

3、好像也没有影评关注阶级问题或者种姓问题，“毫米”这个人物显然是一个贱民，“Silencer”大约是吠舍（经商），试图掌握印地语也表明他想摆脱阶级身份，其他的大概要专家出来说了。只是在我看来，这部片子带出了高种姓在印度现代化过程中从宗教精英向技术精英转型的过程，在影片逻辑中，男孩子的理想职业是工程师，而女孩子则是医生。当然这里面还有诸如“穷人的智慧”这种经典表述，结尾也是某种超越阶级的表述。

4、与中国观众的耦合之处在于故事层面对教育制度较为深入的反思，鼓励追求个人梦想，这是很多大学生的切肤之痛。恐怕还有诸如“五年之后你的同学买房买车你就后悔了”这样的真实困境（找工作什么的）。虽然抚慰方式是塑造了一个赢家通吃的天才，但起码在“主体”上是可以投射和指认的。有趣的是行动主体和叙事人仍然是分裂的，恐怕叙事人才是可供投射的位置。

5、电影媒介自反的部分都很好玩。除了Raju家的黑白段落（连视听语言都是50年代印度电影的味道），尚有歌舞段落对宝莱坞商业片的无限吐槽。

6、于是影片最终呈现出一种“印度人自己的选择”的味道，在那个太空笔的笑话里，校长的最终解释和Rancho的人生选择都在引证这一点，他们既没有走美国式的技术之上，也没有走苏联式的“逆向思维”，而是试图通过驯服技术和资本，以一种新的可能性加入全球化的进程。Rancho这个人物的妙处就在于没有仅仅停留在“铅笔”的层面上。大约最深层次的抚慰和想象性解决正在于此。可是现实世界，好像仍然是面对全球资本主义牢不可破的犬儒主义困境。

我最喜欢的一位单口相声表演者叫Russell Peters，他是加拿大第二代印度移民，专长于种族笑话，又善模仿各种族裔的口音，不管是中国人、印度人还是意大利人，他都能找到突出特色予以模仿夸张，在逗得观众哈哈大笑之余留下悠远回味，一边佩服他观察细致入微，一边咂摸各个种族的痼疾毛病。Rusell Peters曾经对印度电影做过夸张总结，几个主要点跟我印象中的传统印度歌舞片还真是严丝合缝，什么穷小子爱上富家女啊，冲破种姓屏障私奔之类的。其中最搞笑的一点是他说印度片子一定要有歌舞，而且不管什么剧情，一定会突然到达一片鸟不生蛋的旷野，中间一棵孤树，女主角藏于树后，随着音乐的节拍从树左侧突然探出头来，唱一句，缩回去，再从右探头，反复几次，手则作莲花指翘于颏下，眼珠左顾右盼，迷得追随她前来的男主角神魂颠倒。

所以，我也是带着这样的期盼来观赏印度电影《三个傻瓜》的。这个大体改编于印度畅销书作家奇坦·巴哈特（Chetan Bhagat）的处女作小说《五点人》（Five Point Someone）的故事果然爆笑，名字里“三傻瓜”所言非虚——在每学期42场考试、成绩排名张榜公布、竞争激烈乃至自杀率高居不下的“皇家工程学院”中，竟然出现了个周星驰般不按牌理出牌的问题学生兰乔（Rancho），他顶撞老师，质疑传统，完全不把成绩当回事，古板校长“病毒”当然要骂兰乔和两个追随他的室友，法兰（Farhran）与拉杜（Raju）是大傻瓜了。

这个特立独行的兰乔有个口头语叫“一切都好”（Aal izz well），影片中一段恰到好处的歌舞充分诠释了这种乐天派心态的关键——就算不能解决问题，至少可以平复心绪，打败恐惧，增加直面问题的勇气。我非常佩服导演拉库马·希拉尼（Rajkumar Hirani）在这段歌舞前后的调度安排，每段超现实的舞蹈暂告一段落后镜头都切回故事进程，轻松推进情节发展；整个狂欢结束后再突如其来一个巨大的对比，让观众的情绪从轻松惬意的云端直坠沮丧遗憾的谷底，既增加了剧情本身的跌宕起伏，又给本来轻飘飘的“一切都好”加入了对比及深度。宝莱坞的叙事技巧实非虚名。

比起通常的好莱坞喜剧片，《三个傻瓜》几乎长出一倍，小包袱小笑料层出不穷，种种小片段事无巨细，但却并不考验观众的耐心。我觉得这跟情节安排的前后呼应及影片整体所维系的“严肃的调侃”基调分不开关系。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在介绍拉杜的家庭环境时，画外音一边自嘲地说“就像五十年代黑白电影的翻版，狭小昏暗的房间，瘫痪的父亲，咳嗽的母亲，尚未成婚的姐姐”，一边自动将画面饱和度调低，故意弄成黑白老电影的粗糙颗粒质感。以后只要一演到拉杜的家，电影就自动彩色转黑白。而不管是“一切都好”，还是“病毒电力转换器”，只要前面有所铺垫，后面的桥段就必然用到，包括兰乔所臆想的“骑摩托新娘”，工整得近乎精致。

但我觉得影片最值得嘉奖的还是其不吝自嘲的精神。没有那些调侃与歌舞，剩余的便只有干巴巴的励志。自嘲也使得影片脱离了现实主义的调子，不会变成义正言辞的空洞鼓噪，要不然，这个纯理想主义的空谈还真难于自圆其说。人人都知道兰乔说得极对，却也都知道他那一套在现实生活中将处处碰壁。理想面对现实为什么总是撞得粉碎？这可不是简单归类为缺乏激情或充满恐惧便能解释一切的，更多的时候，再高歌“一切都好”也只不过是阿Q精神的自我麻痹。长辈的期许、同侪的压力、生存的必须、机会的稀缺，天赋的不可求、一次又一次向理想主义证明特立独行者们的悲惨命运；而死记硬背的模范学生“消音器”才是大众意义上的成功典范。这个“典范”也许毫无人格魅力，缺乏创新精神，充其量只能当个打工皇帝；但在一个贫富分化严峻，大部分人尚在为温饱奋斗的第三世界国家里，不先孕育出适合理想成长的土壤就空谈理想的实现是多么幼稚啊，那根本就是一条不成功即成仁的血路！要超越生存阻碍，披荆斩棘义无反顾地追求理想当然可歌可泣，但这其中必须跨越的灰色地带可比电影一笔带过十年的笑谈残酷得多，不一定白骨涔涔，可至少也血泪斑斑。已经浪漫化了的好莱坞影片《当幸福来敲门》（The Pursuit of Happyness）都还得展示主人公带着年幼的孩子无家可归，经过睡厕所、吃救济的低谷才能抓住机遇，终于奔向成功；《三个傻瓜》将一个独行者的奋斗艰辛干脆忽略，重点完全放在理想主义的理论之上，没有调侃，不搞自嘲肯定行不通。

尽管电影终究是一场理想主义的美梦，但它依然触及了很多非常值得深思的社会问题，包括印度的高自杀率、人才流失、学校死记硬背的教育方法及社会分工的单一和就业选择的匮乏。印度所面对的这些社会问题和中国颇有交集，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个也曾深切体会过“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升学压力的中国观众会颇感共鸣。影片将近结尾还有一处令我很是意外：一直对兰乔深恶痛绝的校长“病毒”在暴雨积水中语重心长地劝戒他“你不可能总是对的”。尽管影片不可能真正走向现实主义的方向，但起码，这一点恳切的诚实颇为难得。

特立独行的兰乔是个只能生活在电影里的虚拟人物，但他所代表的那份理想主义的勇气与执着依然令人敬畏。他就是叶芝在《当你老了》中所全心热爱的“朝圣者的灵魂”。我愿意看到他成名成家，终于抱得美人归，哪怕这一切真的只能是梦。

     “我就是因为考不上印度理工，才到麻省理工来的。”一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印度学生在开学时这样回答教授的提问，当时，教授看到新生里有一位来自印度，好奇地问：“你怎么会在这里？你的国家有印度理工学院，为什么不去那里呢？”
    这是在印度理工学院的校友中广为流传的一个段子。
    印度理工学院是印度最好的大学，印度人考这所学校比美国人考麻省理工学院要难很多——2010年报考印度理工的学生超过了45万，招收名额只有不到一万名，录取率为2%。相比之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2010年秋季的录取率是10%。这一录取比例相对于中国的清华、北大不足为奇，但印度理工却有其独到之处，成为世界级名校。它每年为印度的软件业输送大批人才；在美国硅谷，则聚集着大批印度理工毕业生。
    I、IT、IIT是印度的三个重要标识，I是指印度文化，IT指领先的印度IT产业，而IIT，就是印度理工学院。
    印度电影《三个傻瓜》中，三个“皇家理工学院”的大学生自称“三人帮”，经常在一起搞怪，以消解寂寞的校园生活。 （南方周末资料图片）
    原来吃肉不一定就是坏人
    印度理工学院的许多学生来自农村，一名农村男孩入校后才明白，原来吃肉的人也不一定就是坏人。这是他进入印度理工的第一课。
   《三个傻瓜》是一部根据印度畅销书作家奇坦·巴哈特的小说《五点人：在印度理工学院不要做的事情》改编的电影，讲述了三个不同家庭背景的印度男生在“皇家理工学院”的疯狂经历。2008年7月开拍，由拉库马·希拉尼指导。2009年圣诞节上映之后仅10天，票房便达到10亿卢比，随后成为宝莱坞历史上票房收入最高的电影。
影片得到的反馈几乎全是好评。印度影评人萨哈什·贾说：“《三个傻瓜》并非一部完美的艺术品。但它是生气勃勃的、激励人心的当代艺术品，浸染着某种精神。在一个学生会被他们不可能完成的课程逼得自杀的国度，《三个傻瓜》提供了希望。”
     透过网络，《三个傻瓜》在中国也被迅速传播，电影里虚构的“皇家理工”有极为浓烈的印度理工的影子。而在印度乃至全球，它都能称得上是一个现代神话。
    “印度理工学院神话”是许多印度人从十来岁起就被灌输的信念——考上了这所大学，他们的阶层、背景、社会关系都不再重要，仅凭一张毕业证就能立足社会。为了考进这所学校，孩子们起早贪黑，早上4点半就起床去上补习班，上完补习班之后上正课，正课结束之后，晚上还要补习。
    “想象一下，一个19岁的男生5年没看过电影，没读过一本课外书，没看过电视，甚至连女孩都没追过，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啊？”印度理工校友桑迪潘·德布在《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们》一书中写道。
每一名想要进入印度理工学院的学生都要参加联合入学考试（JEE），它是专为印度理工学院设置的考试，只考理科，分别是数学、物理和化学。物理考卷中的题目常常需要用到微积分。三科分别设置淘汰线，仅仅总分合格是不够的，必须每科都同时高于各自的淘汰线。笔试通过了，还要参加长达五天的面试，并在此期间按笔试的排名顺序选择自己的专业。
    以前，许多人会连续多年报考印度理工学院，在已经入学的学生里，有60%的人都考了两到三次。2007年起，联合入学考试出台了新规定，每人最多只能考两次。
    招考的过程极为严格，就连印孚瑟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墨希都说自己无法把儿子弄进印度理工，“印孚瑟斯”是印度第一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墨希被称为“印度比尔·盖茨”，他说：“印度理工没有腐败，这里完全凭本事吃饭。”他的儿子没考上印度理工，不得不遗憾地去念了美国加州理工。
    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万卡特拉曼·莱马克里斯南出生在印度，当年，他也没能通过联合入学考试，与印度理工擦肩而过。
    每一个考上印度理工学院的年轻人都是赛跑中的赢家，他们由此坚信 “无论何时、何地、任何事，你都可以做得到”。那些从印度理工毕业的学生，如果随后取得事业成功，这种优越感可能会持续一生；而对那些没有成就大业、以卖肥皂为生的毕业生而言，曾经考取印度理工的经历，可以称得上是他们的人生巅峰了。
    为了写作《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们》，桑迪潘·德布访问了许多印度理工的成功校友。他们普遍不记得自己当年究竟从课堂上学到了什么，他们的收获来自课堂之外。这些人最一致的说法是，在印度理工学到了如何与人相处，如何与最优秀的人竞争。
    许多学生在入校前从未离开过自己生活的村庄，大学生活让他们第一次接触到多元文化。一名小镇男孩在进入印度理工后发现，原来吃肉的人也不一定就是坏人。这是他进入印度理工的第一课。在家里，大人灌输给他一些价值观，但从来没有人为他做解释。
    影里，新生法兰刚刚进入学校时，多元的文化让他眼花缭乱。看看学生们用什么样五花八门的形式祈求考试通过就知道了。
    一方面，电影里那位刻板的教授反复强调的“竞争”也是印度理工学院的突出特点。新生们原本已是当地成绩最好的学生，他们进入大学才发现人外有人。有的同学每天下课就喝酒、吸大麻，考试的时候你却永远都超不过他。每年都有因经受不了这种打击而退学的新生。
    学院里考试的试题都是开放式的，没有ABCD的选项，教授们认为这样能够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想要通过这些考试相当不易，仅仅是写答案就会写到手疼。《三个傻瓜》里，一位学生因为担心考试通不过而在宿舍电扇上上吊，这并不是虚构的场景，在过去五年里，有八名印度理工学生自杀，其中五名是在宿舍上吊。一个四人委员会在调查了最近的自杀事件之后，建议将学生宿舍的吊扇换为座扇，以避免学生上吊。
     这个学校的学生宿舍房间简陋，供水不足，厕所里满是爬虫。食堂里，鱼肉奇特的味道中混杂着肥皂的气味，而鸡肉则泛着类似于工业油脂的味道。铁质的餐盘虽已千疮百孔，却也堆得下各种“美味”。食物的质量与它的教育地位比起来显得非常不相称。桑迪潘说，在这里呆上几年，真就什么都吃过了。
    然而，六年的印度理工生活，也让德布明白，味觉只不过是主观的幻觉，印度理工的生活“教育我们在将来的职场中要绷紧神经，在疯狂而野蛮的社会中学会逆境生存”。
   《理工学院法案》无疑是印度政府通过的成功法案之一，它给予了理工学院完全的自主权。这在印度高等学府中是独树一帜的。委员会中少了政治掮客，大家开始了真正的、客观的讨论。

——印度理工学院教授印地立桑

○各所学院一切教学，皆遵照为此制定之规章制度，由各学院或在学院之名下进行。

○由印度总统任各所学院督学。督学可任命一人或多人考察任一学院工作、问询校务并按督学要求作出报告。

○每个学院的校委会应该：

    就与学校管理和运行有关的问题作出决定；选定学校的教学课程；制定章程；选定和任命学术即其他岗位的工作人员；考虑、修改或取消条例；考虑及通过年度报告、年度账目和认为合适的次年预算，将它们与发展计划一起提交给理事会；行使其他本法案或者章程所赋予或推行的权力和义务。——节选自《理工学院法案》成功躲过官僚的干涉
    印度国会通过的 《印度理工学院法案》保证了它的自主权，学生课程由各个校区自行决定。曾有官员试图干涉校务，被告知有不能干涉的法案，这位官员看了法案后，恼羞成怒：“什么破法案！”但也无计可施。
    桑迪潘·德布1973年考入印度理工学院克勒格布尔分校，学习电子工程。后进入印度管理学院学习管理学。他的父亲似乎已经看到了德布当上印度实力雄厚的斯坦石油公司主席的那一天，但写作才是德布的第一爱好。
    德布转行进入新闻业，并在这个对他来说全新的行业中取得成功。他先后担任过印度最成功的杂志Outlook的执行主编和印度新锐新闻周刊Open主编。为了写作《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们》，德布花费了14个月时间，到世界各地寻访曾经就读于印度理工、如今已经事业有成的校友们，请他们讲述印度理工的日子与今日的成功之间的关系。德布为这本书取的副标题是“一所非凡印度大学的故事及其校友们如何重塑世界”。
    印度理工的织梦人是一位名叫埃德舍·戴拉尔的印度贵族。印度独立之前，他就意识到技术应用将会在独立的印度扮演重要的角色。他提出了印度技术进步的战略：培养世界一流的工程师群体，建立完善的研究基础设施，开创奖学金体系，最终使学生能够享受到世界上最好的研究生教育。
    1946年，由印度实业家纳里尼·蓝金·萨卡领导的21人委员会向当时的教育、健康和农业部提交了一份临时报告，提出了印度理工学院的最初蓝图。他们注意到，印度已有的学院的角色主要是向负责各省民用设施维护的政府部门输送工程师，为学生开设的也只是一些特定的工程科目，缺少数学、科学和人文科目；课堂上照本宣科，每年举行固定的学期考核，而非通过给予学生信任以促进其自主学习。萨卡等人提出了一份四年制本科课程的设计，前两年的课程包括一般工科科目以及科学、数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科目。他们一再强调应把重点放在学术研讨会、研修班和指导性研究，而非传统课程上。
萨卡等人在报告上花了太多时间，以至于政府没有耐心等到他们的最终报告，便按照临时报告开始建设印度理工学院。
    印度理工学院在1950年代建校之初制定的教学目标中就包含了“基于教科书式的流程，但鼓励学生主动创新”。每个从印度理工走出去的学生都应当成为“有创新意识的工程师或科学家”。学院同时还特别强调劳动的传统，土木工程系的学生要自己挖坑、倒水泥，钣金车间里常常看到印度理工学生挥汗如雨。
    萨卡等人的方案从麻省理工借鉴了许多，但也做了大量修改。比如麻省理工的毕业论文需要准备120个小时，而印度理工的需要300个小时。
    以国际优秀大学的普遍水准衡量，印度理工学院的资源谈不上丰富，分校15所、学生3万多名，折合成美元，每年的经费约1．38亿美元。可是，在印度，它是个让羡慕嫉妒恨的“大户人家”，每年印度政府给其它几千所理工学院的补助，总和也不过区区438万美元，只是IIT的3％。
    1956年，印度国会通过《理工学院法案》，它使学院在很大程度上躲过了官僚体系的干涉，学生课程也由各个校区自行决定。“政府只是把它建了起来，然后就撒手不管了。而那些政府撒手的领域，基本上都做得很出色。”曾任印度利华公司副主席的印度理工校友R·歌帕拉说。“《理工学院法案》无疑是印度政府通过的成功法案之一，”印度理工学院教授印地立桑说：“它给予了理工学院完全的自主权。这在印度高等学府中是独树一帜的。委员会中少了政治掮客，大家开始了真正的、客观的讨论。所以，他们所做的决定远比那些具有双重标准的政客和官僚们参与时要客观合理得多。而且，由于缺少了政府官员的参与，委员会成员们的决定也越发具有责任感和客观实际。”
    1980年代期间，曾有一个部长尝试对理工学院指手画脚，其他官员告诫他根据法案的规定他不能这么做。而这位部长说：“把法案拿来。”通读法案后，他恼羞成怒地把它甩到一边，然后说：“什么破法案！”事实上，他是明白了自己无计可施。
    在2010年印度全国创新大赛中，五名优胜者有两名来自印度理工学院。在印度理工的历届校友中，包含了沃达丰的首席执行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贝尔实验室首席科学家、天体物理学中褐矮星的发现者，以及不计其数在硅谷创业的人们。
全世界排名前200的大学里，印度理工位于57；全球前100名理科大学中，印度理工排到33位。美国《新闻60分》在介绍印度理工学院的专题节目中曾说：“把哈佛、麻省理工和普林斯顿加在一起，你就开始知道印度理工在印度的位置了。”
    印度理工的校友不能忍受偏狭的目光。近年来，学校设置了许多苛刻的校规，不准在走廊上打板球，对男女生交往、作息时间都设置了巨细无遗的条款。有校友诘问：“在这一体制下，最终的产物只不过是那些对学院的学位和盖在学位证上的印章感兴趣的人。如果不是为了获取学位的要求，他（学生）甚至连一个学分的课程都不想登记。这还是教育吗？”
    德布说，印度理工学生的社区生活向来都有很强的包容性。在他们看来，除了愚蠢难以宽恕之外，其他一切都是可以接受的。从在公众面前裸体到午夜时分坐在树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不去计较。事实上，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些怪癖，有一些奇思妙想。
恶作剧是学生们体现创造力的途径之一。曾经出过这样一件事：学生A和B比邻而居。两人在家中度完周末，回到学校，却发现两个房间的位置被交换了，A的被换到了B的位置，而B则到了A的位置。每个房间的布局和物件的摆设都与原来的一模一样，惟一的不同只是一个房间的东西原封不动地被挪到另一个房间。当时A和B除了交换房间外，别无他法。
    一个喜欢在人前显富的富家子弟回到学校，发现他停在宿舍外的马鲁蒂800轿车不见了。他打开门，发现自己的车停在自己的房间里。原来车先是被人拆卸，然后又在他的房间里重新组装起来。
德布曾有一名同学叫品克。品克在印度理工的日子里一直在追求高水平的物理学，下棋也很出色。除了这两样外，他对其他事情都嗤之以鼻。餐桌旁，大家在热烈谈论板球、电影，以及即将到来的竞赛，而品克则常常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吃饭，向他周围那些“弱智”的人群投去轻蔑的目光，认为这些人总是在浪费时间担心这些俗事。
一名同学曾问：“品克，难道你没有想过女人吗？”品克说他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如果他决定要孩子了，那么他会保留自己的精液，然后做一次变性手术，再用它们来使自己受孕，然后生下孩子，最后再做手术，恢复最初的男儿身。如果基因的繁殖最终是为了子嗣的产生，那么品克认为，完全没有必要为此去和另一个人保持密切的关系。
    许多年后德布才恍然大悟，一个男人可以通过变性手术成为女人，但这个新的“女人”是没有卵巢的，所以，他的同学品克的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
    当品克快要毕业时，学校决定授予他校队运动员的称号。同学兴奋地告诉他，他会获此殊荣，请他一定要出席告别典礼。但是品克对此一点都不感兴趣，荣誉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品克，”这名同学请求他说，“我知道你讨厌这些世俗的东西，但是像这样的事情，在你的一生中，可能只有这么一次！人们在台下喊着你的名字，你在欢呼声中上台领奖，这样的事不会再有第二次！”“那么，他们在台下喊我的名字，但我并没有出现在那里，当然也不会走到台上领奖。这样的事情，同样也不可能再有第二次。”品克最终还是没有出席那场典礼。

    2002年起，一项名为“超级三十”的助学计划在印度创办，这项计划专门针对那些在印度理工学院读书的贫穷学生，为他们提供免费接受教育及食宿的机会。来自比哈尔邦的农村学生纳根德拉（右）成为“超级三十”计划的幸运儿之一。 （东方IC/图）
都出国，最终都回国
    印度理工的许多毕业生选择了飞往美国，对此该校一位教授持支持态度，他说：“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学生毕业后都应该出国，去美国、德国，或者其他更远的国家。但是他们最终都应该回到自己的祖国”，“因为这里的生活很艰难”。
    自1953年建校以来，大约有两万五千名印度理工校友定居在了美国。印度理工孟买校区的S.P.苏克哈特姆教授在他1990年代出版的《真正的人才外流》一书中说，根据他的研究统计，美国吸引印度理工毕业生的最主要因素包括“舒适的生活”、“追求一流科学技术的使命”、“强烈的正义感和公平竞争的意识”。而印度令他们移居海外的负面因素则包括：令人窒息麻木的官僚政治，脏、乱、拥挤的城市环境，缺乏一流的工作机会。德布认为这些结论时至今日仍然适用。
    “你愿意生活在何处？每个印度理工毕业生，不管愿不愿意，在其生命中的某些时候都得回答这一问题。”德布在他的书中写道。
德布去访问了那些选择移民美国的校友，发现尽管他们过着类似群居的生活，做一些无足轻重的工作，但是在美国，供水和供电都是有保障的，而且还有一个相对清廉的政府，飞机能准时起飞，生活也舒适惬意。“美国的生活中的麻烦事要比在印度少得多。”印度理工学院教授印地立桑说。在印度，尽管印度理工毕业生大都属于收入最高的2%的人群，但是，断水和停电从来都是印度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是铁路售票处还是供电局，服务质量也都差很远。
德布追问，有多少印度理工毕业生曾斗志昂扬，却在毕业后逐渐远离与生俱来的天分，最终选择一种安全、稳定和枯燥的工作，过着与常人无异的平凡生活？有多少人在学校里学习的是理性思考、摈弃偏见，但从来都不会分辨办公室政治中的细微差别，以致在偌大的办公楼中没有立足之地？
    也有一些印度理工毕业生成功抵御了美国诱惑而留在了印度，积极投身于印度工业的发展，却发现所有技术设计都是来自国外，明明知道它有缺陷却也无能为力，所能做的不过是对这些设备进行维护。
印度理工的毕业生该何去何从？“社会已经倾其所能，将他所能给予的最好部分全都给了你，那么现在你就应该对社会有所回报。而且，你不能抱怨社会的现状，因为你所接受的精英教育就是为了让你能够驾驭和改善这一社会。”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校区的阿斯克·胡恩教授说。
   美国Force.com副董事长安舒·沙玛在看完电影《三个傻瓜》后写了一篇博客，说这部电影让他想起了在印度理工学院克勒格布尔分校度过的日子。印度旧日的英雄是影星、板球手、自由斗士和政治家，“英雄观念的转变在电影中表现得很清楚”，沙玛写道，“电影中的‘英雄’是一个为学习而学习的孩子——去发现、去创造，鄙视印度延续了几十年的机械式学习，并致力于教育更多的小孩。”
    “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学生毕业后都应该出国，去美国、德国，或者其他更远的国家。但是他们最终都应该回到自己的祖国。”印地立桑说，“除非你特别聪明，在印度无处施展你的特殊才能，就像诺贝尔奖得主苏不拉曼扬·钱德拉塞卡那样。旅行可以增长见识，开阔眼界。这样的旅行有着悠久的历史，英国人在完成学业后都会进行一次欧洲大旅行。我常常问我的学生们：你们的生命中需要什么？他们常常回答说：挑战。那么，什么是挑战？他们回答：做一些艰难的事情。所以我常对他们说：那就留在印度吧，因为这里的生活很艰难。”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54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