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花绿叶

若不是观影结束后找到导演刘苗苗的相关信息，我不会知道《红花绿叶》出自一位“第五代导演”之手。

如果你义正严辞地告诉我这是一位青年导演的处女作，我也完全相信。观影前，我带的预期正是如此。

可能是《红花绿叶》之前去平遥国际电影节首映的缘故，并获得“首映单元”的“最受观众欢迎奖”。

照我去年在平遥观察到的现象，去平遥的华语电影十之八九都是青年导演的处女作或第二部作品。

还有另一层原因，更为重要，我在看的过程完全没感觉到《红花绿叶》里有一丁点“第五代”的东西。

这样讲有个前提，是“第五代导演”作品已经成为某种定型的、风格鲜明的东西，我们一眼能辨认出来。

而我为“第五代”找到的辨识标志是情感，看电影中有没有真正意义上作为个体的活生生的人。

我无法将《红花绿叶》与“第五代”挂起钩来，原因正在这里：它真正拍出了人的“情感”。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特殊现象？因为《红花绿叶》是联合执导的结果，还是说因为刘苗苗是女性。

故而在情感表达上较之张艺谋、陈凯歌等“第五代”导演更加真挚、细腻，从而表达出情感的深度。

这些还都是表面。更重要的原因，如我在早前的文章中已经谈过的，与导演的成长经历有关。

理由是“第五代”成长的年代正好是革命年代（66-76），集体丧失对现实（真实）的感知能力。

“第五代”导演对世界与人的认知有明显的偏离，因此无法处理好人与人简单质朴的情感。

我曾以自身经验为例，将影响一个人最关键时段划定为从15岁到25岁，现在仍然如此认定。

不仅“第五代”三元大将“恰好”符合：张艺谋（16－26）、陈凯歌（14-24）、田壮壮（14－24）……

放到刘苗苗身上，竟然也合适。这也是找资料过程发现的：刘苗苗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才16岁。

导演刘苗苗在革命年代（66-76）是4岁到14岁，恰好不在我们所划定的时间段（15-25）内。

也就是说革命年代时，刘苗苗心智并没有真正成熟，因而大革命没能对她产生本质的影响。

而对其它第五代导演来说，革命年代恰好是他们人生最关键的时期，革命对他们影响至深。

这才是真正让《红花绿叶》如此不像一部“第五代”作品的原因：根源仍在万恶的大革命。

谢晋和第五代导演

第四代导演和第五代导演

看了一些评论。1. 电影并没有刻意宣传某种价值观。如果在西北农村住过就知道，导演只是刻画真实的现状。现实很残酷，难道要为了政治正确掩盖真相吗？打开真相才是改变的第一步。2. 靠人物独白撑起叙述。我绝不认同。男主角不停喝水看女主的前任的照片。买零食。女主角回家看照片。半夜不安把被子包在头上。古柏要去兰州，却拿着妈妈给的油饼子偷偷去看了回了娘家在干活的阿西燕。农村青年的爱情，多了一点含蓄，这些都不只是通过自白表述的。3. “现在并非以前了，没必要继续就贫困讨论”。我的家乡依然如此，和电影中所展现的一模一样。我却从来没有看到有影视题材体现西北农村青年人的婚恋，挣扎。4. 下雪特效这个事，我认为是没有影响感情表达的。因为拍的真实动人，和我小时候很多记忆想通，沉浸在故事里，看不到所谓特效的别扭之处。

最后说一些我看到的细节。西北农村宴客，就围绕着一个字，吃。吃好了没？没吃好吧？女人们就是围着厨房下面条，男人们坐在炕上。如果你要问我这样好吗？我当然觉得不好。我小时候看到也觉得不好。但是它真实，媳妇嫁过去就是和婆家生活，给婆家干活。我不喜欢这个现象极了。但是要展现西北农村的青年恋爱，婚丧嫁娶，这就是现在的状况。还有，根据尔里家里的装潢，初步判定阿西燕嫁到更穷的一户了。这应该更进一步加重了古柏的自卑。

最后，我希望所谓的电视摄影没有掩盖梯田麦浪的美，希望你们看到美丽的田野，不是纠结在电视摄影上。说到底，什么是电视摄影？谁能给我讲讲？反正我觉得挺美的。

刘苗苗老师说了，这次接受第一导演（ID：diyidy）的专访，“要把话说得有意思，把自己调动一下”。

稍稍这么一调动，好家伙，这本行走的电影历史书，撒下一路花边大料，刹不住车，绝对老司机。

刘苗苗

从当年父亲被周恩来总理首肯的年代说起，聊到自己小时候偷看《红楼梦》的快乐岁月，再到父亲离世，母亲给她看鲁迅杂文中《死》这一章节的惊悚之夜。

而高潮戏还在后面，在她以16岁最小的年纪考上北电78级导演系后，为了逃避学业压力，选择遁入爱情的“深坑”，还有被陈凯歌“吹嘘”了40年她勇闯男澡堂给男友烧热水的壮举。

她眼中的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可能和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眼中的自己，都不大一样。

刘苗苗和田壮壮

到了后来人生最暗黑的时期，几进几出精神康复中心，从近乎崩溃失控，到完全掌握抗击颅内恶魔的办法。

靠的只有电影。

从长发变成了寸头，她的故事太多，但懂她的人太少。

什么叫懂？

就像田壮壮老师，从不在患病的她面前说一句“你要注意身体”，他只会说，“你这件小衣服真漂亮”。

等一下？刘苗苗是谁，你是不是还不清楚？刘苗苗拍过什么电影，你是不是还没看过？

我觉得在了解这些事情前，不妨先看看轻松的，又有点忧愁的流金岁月。

然后，再去了解她还是中国最杰出第五代女导演之一，《马蹄声碎》是最早在长征主旋律题材中注入女性意识的电影，《杂嘴子》拿下第50届威尼斯电影节国会议长金奖，“那个外人眼中，几个办公室老头抽着烟、喝着茶就评选出来的大奖”。

她有部新电影，叫《红花绿叶》，回到家乡宁夏，寻找最初的纯善。

《红花绿叶》

即便票房不足100万，但她就站在历史的岔路口，不愿意选择，不求一丝的改变，因为她信，站在这，“爱你的人一眼就认出你来”。

一个停留在90年代某一时刻的导演，大家都散了，她还盯着那朵花看，她发现，花蕊中有一只蜜蜂。

01、文艺启蒙：从小偷看《红楼梦》，爸爸去世时我很害怕“死”

西海固和我的关系特别独特。

1958年之前，我父亲刘震寰属于抗美援朝志愿军的铁道兵二师，是师长，也是铁道兵的创始人。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我爸在甘肃做省统战部的副部长，然后在中共中央批示下，到了最贫困的西海固。因为那是回族聚集地，他是回族。

大概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家啥都没有，房子像一溜火车厢，一个门一个门的，就有两床缎子被。

人家都笑我，说你们家还有火车厢一样的房子，还有缎子被，还说你家啥也没有！

车是公家配的，等我爸从民政厅厅长一直做到政协副主席，家里面依旧啥也没有，所有家具上还都按着公章。

爸爸工作很忙，平时见不着，永远是到了半夜三更，听着脚步声，听到门响。

那时候南粮北调，他每年到北京开北方农业会议，周恩来总理主持。每次回来都忧心忡忡，吃不下饭。因为说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就知道问中央要粮。

只有一次我爸回来挺开心的，说总理招待他们在会议上吃饭。周总理知道他叫刘震寰，然后跟他端杯说，四川有个大军阀也叫刘震寰，跟你的名字一模一样，但你是我们共产党的刘震寰。

他就高兴的啊，哈哈哈哈哈。

但家里人不太讲过去的事情，尤其我父亲，打过仗的人是不太爱说打仗。

他只有看黑白版《南征北战》的时候才感到亲切，演老师长的演员说一口四川话。我爸就特兴奋，他说那师长就是四川人！

1952年《南征北战》

当时的电影人，本身就是战士。

像武兆提（《英雄儿女》导演）、刘世龙，都是解放战争时期首长的警卫员。1949年全中国解放，首长问他，你想干吗？要脱军装了知道吧？他说我想演电影。首长说好，去吧。长春电影制片厂，《英雄儿女》。

你看三大战役的纪录片，非常棒。

当时战地摄影师是扛着摄影机上战场。那时候摄影机多沉？大铁疙瘩似的。冲锋的过程要拍，摄影师跟着战士一起在枪林弹雨中跑，前面扛机器的被击中倒下，胶片还在转，后面这个小徒弟，也是小兵，抱起摄影机接着往前跑，哭的时间都没有！

我认识后来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这帮老摄影师、老导演，就是当年那些小兵。

但爸爸去世得早，如果说我文艺上受什么影响，一方面来自于我母亲，她是沈阳抗敌文工团（总政文工团前身）的。

47年入伍，49年解放，就到沈阳育才小学去当老师。她是高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原副主席）夫人李立群的秘书，李立群就是育才小学的校长。

沈阳育才小学什么概念？看过叶大鹰拍的《红樱桃》吗？就是那些孩子从苏联回来，大多都不会说中文，要在育才小学重新学。林彪的女儿林立衡，一句中文都不会，光会哭。我妈懂俄文，教语文和音乐，同时照顾这些孩子。

1995年《红樱桃》

另一方面，我小时候的娱乐就是看书。那时候邻居有个伯伯，书架上有《红楼梦》。

当时开中央会议，毛主席提出共产党必须要读四大名著。许世友（开国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在边上顶嘴，说《红楼梦》是吊膀子的书，看它干吗？被狠狠批了一顿，毛主席说，《红楼梦》就得看！

所以当时内部发行了一批《红楼梦》。十三级以上干部可以看，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没有，可能我妈给藏起来了吧。

我是看《红楼梦》认字的。小学五年级，每天放学先背着书包跑别人家，看一回两回，看完了把书给人家放架子上，就回家了，跟现在小孩放学回家看动画片似的。

那时候还从同学家里借来《青春之歌》，把书皮都撕了，偷回家，传着看。另外一个伯伯家有《苏联童话选》，那时候的译文可好了，一个错别字都没有，连标点符号都不带错的。

还有《欧阳海之歌》、《洪桥作战》，这都是写人民公社的，《欧阳海之歌》、《红岩》当时都是禁书。

爸爸在1971年去世，当时我才9岁，才意识到人会死，非常恐惧，一晚上一晚上都睡不着觉。

死是什么样子？鼻孔里面会都是土吗？眼睛里也是土吗？耳朵也是土？会被烧掉吗？

因为我爸是共产党员，得签字火化，回族也得火化，共产党人必须按共产党的标准办。

整个中央只有一个人没签字，就是我刚才说的许世友，他说“我就要埋在我妈边上，我这辈子对不起我妈，死也要守着我妈”。整个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最后毛泽东特批了他一个人。

当时想不明白死亡是什么，晚上翻来覆去，害怕，就把灯打开，把妈妈推醒。我说妈妈，人为什么会死？我妈很累，还要上班，而且爸爸去世后，她心情也不好，然后你知道我妈干了一件什么事？

她从床上爬起来，从书架上取出《鲁迅选集》，给我翻到鲁迅的一篇杂文，叫《死》。放到我手上说，你看看吧。然后她就睡了。

一个9岁孩子怎么看得懂鲁迅的杂文？那一晚我这一辈子都记得。

02、北电之旅：导演系自己最小最自卑，就只好躲进爱情里

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恢复招生，吴子牛、张金钊我们三个人从西北考区考来。

我年纪小，9月份生人，考试的时候好像是7月份，还不到16周岁。

初试，司徒兆敦老师是主考，他是前任文化部长司徒慧敏的儿子，现在叫“中国纪录片之父”。考试就是一个诗朗诵，再做一个命题小品。

因为当时整个社会有一种怀念周总理的气氛，女诗人柯岩有一首诗叫《周总理你在哪里》，我就朗诵这首诗。

这首诗在中国文坛和民间引起巨大的反响，就是文革后，很久没有出现那么亲切温暖的诗句了，我们在宁夏都是对着高山喊这首诗。

诗朗诵完就是命题小品，司徒老师给我出的题叫《一块手绢》。

因为刚朗诵完周总理的诗，我就设计我自己是个给周总理送饭的后勤。考场上准备了好多道具，我就看见一个老式的铁皮饭盒，就拿起来，演给总理送饭。

走到半路，就听到哀乐了，广播里传来总理逝世的消息，然后就掏出来那块手绢，做了一朵白花，别了起来。

老师觉得很奇怪，惯常的电影里，如果这个时候拿着饭盒的话，就会掉下饭盒，后来司徒老师跟我说，我们当时看见你把饭盒抱得紧紧的，就往下蹲，身体一直在抖。就这么选上了我。

当时北电在朱辛庄，占了农学院的地方。

我对大学太憧憬，但宿舍比想象的简陋得多，都没有木头床，床腿都是修过的。

我们那届78级导演系，19个男生，9个女生。

有一个我们叫她老大姐，叫王宜芹，她当时是插队回来的。彭小莲也插过队，胡玫当过兵，还有一个叫崔小芹的，我们五个人一宿舍。

彭小莲的床离我的还不到一米，她床头放着一个小桌子，我一天到晚看到她坐在那儿。她今年去世了，特别震惊惋惜，但我依照她的遗愿，没去现场送她，就给她扎了一个花圈，让她安静地走。

我们系里没有比我再小的了，只有表演系有个比我小一岁的，叫徐美娜，后来也没怎么演戏。第五代导演里面，我最小。

其实我没到大学之前挺自信的，因为在县城中学里面，整个就是学霸。课间给大家讲故事，讲我看的书什么的，大家围着我，每星期语文老师的作文评奖常常会评我的作文。

我还是学生会的文体委员，也是学校的宣传队队长，整个沽源地区几个县的大型演出活动全是我报幕。

那些从上海、北京、天津来的老知青很吃惊，说这个小女孩普通话怎么会说得这么好！

但是上了大学，这种被包围的气氛就没了。

不是说大家故意轻视我，一个36岁的人和一个26岁的人，差别就不那么大。但是一个26岁的人和一个16岁的人，这个确实就很大了。

我在北电的学业是一点点前进的，在青春期，从认知世界到认知电影艺术的导演专业，就是在黑暗中挣扎、摸索、纠结。那个时候我变得很自卑。

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谢晓晶，也是同班同学，他爸爸是我们电影学院第一任院长，他后来是电影学院的常务副院长、青年电影制片厂厂长。

我们演《雷雨》的时候，他演姥爷，我演四凤，排戏的时候，谢晓晶就在宿舍里拿个小马扎，坐我对面说，苗苗你不要怕。

说起《雷雨》，田壮壮演大少爷，特别逗，我特别投入，从头天晚上就开始酝酿，有场戏我就快哭了，田壮壮却在那要笑，把我气的。他还教育我说，我告诉你，好的表演重要的是控制。

田壮壮

我很慌了一阵，被大家认为不刻苦，我就躲到爱情里面去了。应该说是第一次，之前的不叫爱情，叫情愫。

他叫黎少旭，我们同一个班，他大学毕业就留法了，如果他现在是个大导演，我也跟着沾个光，然而人家没怎么拍片。这样说人家，挺尴尬的。

那时候，我们班晚上半夜三更一高兴就冲到朱辛庄边上的田野里，弹吉他，唱歌。黎少旭吉他弹得好，歌唱得好，而且他有两把吉他，还有一把电吉他。

他是广东人，出生在上海，爸爸妈妈都是东江纵队的，也是红色后代。妈妈是香港人，爸爸是番禺人。所以当时他在香港有好多亲戚，就给他带了好多时尚的衣服，大喇叭裤。

但在我们班当时那个氛围里，是有点被人悄悄耻笑的。我们班里主流是什么派头？田壮壮那种邋遢帅！

部队出来的，不羁，糙爷们，一手拎着一个铁皮暖壶，一手端着一个大茶缸子，走起路来晃晃悠悠的，抽的是黑杆天坛，就天天在教室抽，那个味道浓得，校队天天这帮小子，陈凯歌是高中锋，田壮壮是矮后卫。

这边黎少旭是个抹雪花膏、弹吉他的，穿着阔腿裤，偏分梳得溜光水滑的，哈哈哈，他恰恰不是男生们所羡慕的。

女生也都不喜欢他这样的，你想想，胡玫、李少红当兵的。这个男孩现在来看就是小鲜肉。你就看第一部戏，第五代的出山之作《一个和八个》，那是我们的审美。

《一个和八个》剧照

但是张暖忻老师在他的《沙鸥》里面把他选中了，演了一个体育记者，他很高挑，有一米八二，大长腿，长着一张文青脸，演了一个有名有姓的体育记者，不止两场戏呢。

78级，一共170来个学生，都在一栋楼上，除了表演系他们在小西天。我们那帮全邋遢。

像张艺谋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件一模一样的衣服，就是纯棉布的青年装。中山装不是四个口袋吗？上面两个，下面两个。青年装就是只有上面两个口袋。全是洗褪色的。

田壮壮个子不高，但球打得非常聪明，又勇敢，当兵时部队首长喜欢他的球，凯歌也是当兵时打球，忘了是昆明军区篮球队的还是师部篮球队的。

张艺谋打篮球不行，篮球场哪有他的份？张黎（刘苗苗前夫）厉害，校队的后卫，短跑也厉害，有文化部艺术院校的百米记录。

张艺谋风光，是因为照片拍得好。

当时图片摄影、胶片作业非常稀有，他们摄影系有，都是好几个人搞一个小小的短片，才几分钟，我都被去叫过当模特。我们那时候就蛮尊重他的，看到他的照片，觉得他当时好牛，在杂志上都发表过。

张艺谋很努力很刻苦，之前家庭成分不好，张黎以前家庭成分也不好。

其实我14岁的时候，看到我哥哥被指成帮派、黑爪牙，我就对政治厌倦了，就那么回事，一朝天子一朝臣。

你问问陈凯歌，他老讲一个段子，我们78班每10年聚会一次，到四十周年那次，陈凯歌还不厌其烦地重复一个段子。

他们当时男生住四楼，我们女生住二楼，男生有一个卫生间，里面是厕所，外面是洗漱间。大夏天他们有时候踢个球，打个球回来，白天在里面洗澡。

陈凯歌用他的浑厚的声音，在我们的毕业十年的聚会上发言说，刘苗苗，用热水器（两个电热丝，插上电源，放到桶里面热水）在塑料桶里，给黎少旭烧水洗澡，我和田壮壮在卫生间里面洗澡，刘苗苗一脚就把门踹开了，说刘苗苗看都不看我们一眼，大气，拎起一桶水就去拿热水器，给黎少旭热水。

第一个十年讲了，第二个十年又站起来讲，第三个十年还讲，第四个十年了，就是去年的10月份，我们在北京聚会，他居然再讲了一遍！你说他是不是老了！

78级合影

说实在的，这事我都记不得。我认为陈凯歌很有杜撰之嫌，他编的，还一脚踹开门？

但我看都不看他们一眼倒是很有可能。如果我真进去了，我断不会看他们。他俩在里面就是赤裸裸的，我也不会看。

最后我和我的初恋还是分开了，不合适。

他有个外号叫“大少爷”，我有个外号叫“端盘子的姑娘”。当时有个电影叫《端盘子的姑娘》，马精武导的，陈凯歌田壮壮他们就给我起了这个外号，一听你就明白了。

黎少旭从来不打饭，大部分同学都在食堂吃，他不下来，我就从食堂打两个人的上四楼，那时候也年轻，就窜上去了。

有可能我是一个西北女孩，尽管祖籍是河北沧州，虽然我们两个都是军人家庭出身，但他在上海都市长大，我是在西海固。

他当时是挺希望我跟他回上海的，这个责任在我吧，就会觉得跟他生活会比较累。

03、奔向电影：精神病的坎，我用电影迈过去了

当时在北电，我们看的片子很多都是过路片。

人家各大使馆带过来的片，我们拿来放，然后赶快还给人家。看了不少卫国战争时期的电影，还有前苏联《战舰波将金号》这些，爱森斯坦这些都看了很多。

震的片子太多了，各大流派基本上都看了。法国新浪潮、新现实主义这些，《偷自行车的人》《罗马十一时》《警察与小偷》。好莱坞三、四十年代的片子看的也多，《鸳梦重温》、《卡萨布兰卡》、《煤气灯下》。

也有70年代的美国片子，因为我们读书是在80年代，比如《猜猜看谁来吃晚餐》《金色池塘》。

戈达尔的没看过，应该是片源问题，他的片子不路过中国。《星球大战》没看过，当时都没听说过。

导演这个职业，我后来才开窍。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引用了费里尼的一句话，他说就像一个孩子走进教堂的时候，不像其他的孩子，感觉到那种恐惧和压抑，他却沉浸在迟早会成为神父的喜悦之中。

后来2001年左右，我就得病了。

我在《杂嘴子》获奖前的8年里离了两次婚，生了一个孩子。《杂嘴子》是我第四部电影，《家丑》是第五部，拍了五部电影，还不算电视剧。

就是精神和身体到了极其虚弱的时候。要是知道自己这个情况还好，恰恰是你不知道就病了，你甚至不知道疲惫，只感觉到像一种惯性一样的往前冲，这个时候就接近精神崩溃，出了问题。

这病就一次次的反复，一次次对这个病有更深的认知和控制能力，和这个病的斗争是屡败屡战，最后达到能够控制它、能够掌握它。

因为精神疾患很大程度上要靠自己，医生也这样说，药物只能起30%的作用。这个说起来就太漫长了，我准备以后将来写本书，叫《拒绝堕落》。

田壮壮也特有意思，他知道我病了，就往我姐姐家打电话，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姐姐家的电话，还是座机。

他就跟我说，说我是田壮壮，你姐姐不认识我，我问苗苗现在在哪儿，你姐说不知道。太可爱了。

壮壮后来见到我几乎从来不问我的病，就连“你要注意身体”这样的话都不会说，他见到我的时候，会说“这件小衣服真漂亮”，其实我也不过是穿了一件很便宜衣服。

我现在挺好的，很平静，我今天是因为跟你“第一导演”做采访，所以我要把话说得有意思，把自己调动一下，平时我还是挺平静的。

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会得病？就是定力不够，我想对很多年轻人来讲都有这个问题。我那时候就听了爸爸的话，爸爸去世前嘱咐过全家，再有困难也不能麻烦他的战友，我一直遵循，没有找过。

最终是电影让我专注，创作对于克服我的病，以至让我从病的阴霾中走出来，包括对自己的调整，都是有很大的好处。因为电影有工期，有筹备，有节奏。

我曾经对“电影导演”有这样的概括：电影不是玩出来的，导演是诗人，也是工人。

如果你确信你是对的，那你就不要改变，好让爱你的人一眼就认出你来。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导演（ID：diyidy），别误解，不是要做导演界的第一名，而是要记录电影的第一表达在导演！来这的导演，都敢说真话。

*文中图片均来源网络，如有疑问请联系本号。

每个人都是古柏与阿西燕，同时生命中都有自己的古柏与阿西燕，爱情在心里发芽的过程中，都会把自己低到尘埃里……

感动我的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是眷属终成有情人！

一路笑着看完，一路含泪微笑，你会感觉这就是您家那小谁就是这么折磨你，也会感到这就是你家那小谁也是这么爱护你的……

从陌生疏离到彼此靠近相依，温暖人心的是慢慢滋生的爱，是人类的共情……

无意中打开了这部电影，从头看到尾很有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大概就源于最简单朴素而又真挚的感情吧！

记录下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些情节。

古柏知道自己生病，宁愿一个人也不想拖累女方所以最开始排斥妈妈给安排的相亲。最后结婚了也一直尊重女生。

古柏妈妈好善良，关键时刻说出来的话都好温暖。

大夫李峰不喜欢，总打着自己是医生的旗号说一些满足他自己私心的话，坏人。

可能我自己文字语言水平有限，写不出古柏和阿西燕的那份简单的美好，但他给自己媳妇买零食偷葵花籽怕媳妇摔倒自己推车让媳妇坐着的很多小细节历历在目，美好！

突然想说，在感情上细腻的男生在事业上可能就会‘软弱’，阿西燕在感情上享受古柏的温柔，在生活中就要承受经济上的压力，这样也更写实一些。

对了，这是一部宁夏文化的电影，之后会在宁夏上学两年，期待去了解更多的宁夏文化。

这真的是一部让我特别感动的电影。美丽的民族，美丽的土地，台词也都非常的优美有诗意。一对青年的爱情故事，从刚开始并不完美的相遇，到后来的相知相依，导演用平和细腻的电影手法讲述了一个纯洁的爱情故事，或许这才是爱情最真实的样子。

“哪怕是一只麻雀，它的希望也是全美的”，电影画面真实舒缓，让我一下子从快节奏多信息的紧张状态中放松下来，有了对真实生活的静思，也还原生活真实的样子。

电影最后的结尾处理我也非常喜欢，让大家去猜想，当古柏给阿西燕坦白，他的病可能会遗传给孩子，导演没有揭露阿西燕的反应。而是留给观众去猜想，它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所以我说这个影片让我非常感动，它让我平静了下来。让我用心在品味，我们生活中确实是很多我们不太去细想的事情，但那些真诚与美好的东西又必须沉下心来才能感受得到。

我也看出了这部戏里苗苗导演对生活的对电影的激情。她客串演了阿西燕前男友的母亲，真情实感，催人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