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

照理说，我应该会喜欢《立春》的。但是我越看越难受，为什么呢？

    我看着那么丑的蒋雯丽很难受，看到她不但丑，还处处自以为是，自欺欺人，自以为黄四宝对她有什么感情，重复着我就要进北京了我就要进剧院了我就要去巴黎了这样的梦话，对身边的俗人一副拽样，对美型的黄四宝一副贱相。她对着黄四宝施施然一句：我还是处女，我不愿意在这个城市发生爱情。老实讲，有点想吐。

    她当人体模特，她“强奸”黄四宝，她穿着戏服跳楼未遂，她在剧团办公室门外唱歌，所有这些我感觉到的只有猥琐。

    只有那句“宁尝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让我肃然起敬。

    我听着周瑜用那种混嗓子念普希金的诗，很难受。

    我看着胡金泉把一女的拽厕所里胡弄，很难受。

    我看着光头女她妈那么矮，面无表情地说话四肢僵硬地走路，很难受。

    我听着以王彩铃为中心的艺术爱好者们在灰蒙蒙的城市里讲着古怪方言的文艺腔，很难受。

    确实很拧巴，确实很矫情，确实文艺腔得过了分。

   

    豆瓣上几乎一半的评论标题都有“理想”二字。几乎八成的评论，都写明这是群“理想主义者”，并对他们致敬。

    曾经我也确实对着“理想主义者”这个词肃然起敬，并自以为，或者说希望自己就是理想主义者。

    但是我眼中的理想主义者，从来不是片子里这样的。

    他们只不过是自以为有才，自以为与众不同了，然后心开始不安分，想往上爬，想混出个人样来。不就是披着层艺术的外衣么，不见得就一定比想当官想出国想当老板的人高贵。

    他们嘴里口口声声都是“北京”“巴黎”梦幻繁华物质世界，他们想进歌剧院，想进美术学院。这些所谓理想，和考大学考好大学考大城市的名牌大学有什么区别？

    一切明明是那么现实。

    不过是想飞黄腾达，众人仰望。艺术只是敲门砖登天梯。

    装什么高尚？

    从头到尾，都看不到他们对艺术有什么深层次理解。艺术，只是用来傍的。恰好，嗓子比较好而已；恰好，身体比较骚而已。想当梵高的画家，和想当比尔盖茨的商人，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为什么要成功？为什么一定要得到社会的承认？
    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沉迷于自己的世界，不关心现实的获取的。
    很明显这群人不是。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比别人过得好。

    可是，我资质平庸，我命运不济，我遇人不淑。

    于是，我哀怨，我压抑，我扭曲，我变态。

    这就是让人崇敬让人唏嘘的理想主义者。

 

    可是我仍然喜欢这部电影，因为我有拧巴情结。

    但是，它实在是拧巴得过了份。

    于是刺激到了我，让我似乎忽然清醒过来，于是有了上面这番“反拧巴”的话。

    所以要感谢这部电影。它告诉我：不要太自恋，不要把自己想得很特别，不要耽于幻象，不要自以为高尚。

    林奕华说，王彩铃也是包法利夫人啊。

    包法利夫人之于《包法利夫人》，难道不是一种包含着同情的嘲讽么？
 
    林奕华还说：不要把责任都推到命运头上。

    这片好，好在很满，很有料，台词都很有爆点，更因为，它对我有一种反向的超出作者本意的警醒作用。

1、王彩玲在北京托人办户口，画面左侧出现熊猫盼盼宣传画。此时当为1990年亚运会之前，即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季节：冬。

2、王彩玲迷惘地站在TAM附近，几个背枪的武警走过。「事件」之后，TAMGC加强警备。更远处城楼上方一只模糊的风筝缓缓摇曳。
　　
3、王彩玲回家过年，电视里播春晚，赵忠祥、倪萍、杨澜主持。这三人一起主持的春晚只有1992年一届，顾长卫在访谈中也证实，片中出现的镜头确实是1992年春晚录像。

4、1992年2月4日，十分特殊，既是春节又是立春，即王彩玲母亲放鞭炮那一天。此处王彩玲露出罕见的幸福笑容。季节：春。

5、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谈话」。熟悉历史的人知道，中国在89到92这三年间有一个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的迷雾期。以邓的南巡为标志，国家全面走向市场经济。

所以，片名「立春」的实际所指是非常具体的日子，即1992年2月4日。这一天有三层含义：一年的开始（春节）、春天的开始（立春）、新时代的开始（南巡）。为邓盖棺论定的颂歌开头就唱道：「一九九二年，那是一个春天……」。

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时间标志，虽然「立春一过，实际上城市里还没啥春天的迹象」，然而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至此已基本成定局，「风真的就不一样了，风好像在一夜间就变得温润潮湿起来了」。 此后社会面貌翻天覆地，黄四宝下海，王彩玲卖肉，去其初心甚远，个人对时代大潮的应激于此可见。

每年的春天一来，实际上也不意味着什么，但我总觉得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似的，我心里总是蠢蠢欲动，可等春天整个都过去了，根本什么也没发生。我就很失望，好像错过了什么似的。



最后是怅然若失的回头。这是一部给文青的教育片，勇敢的文青会继续的勇敢，而想要退却的文青也可以安然去过柴米油盐的日子，各得其所。

我很喜欢的是黄四宝拿着《热爱生活》这本书的样子，他们谈论梵高的样子，王彩玲说：“我不想在这座城市里发展爱情。”的样子，说“除了我，再也不会有别的女人这样了解你”的样子，与光头女生一起住在北京小旅馆的场景，以及那场错过后来的黄四宝。

“唱得好的人多了。”
所以呢，她不可能唱到巴黎歌剧院。


钱钟书爷爷教导我们，年轻人啊，就不要把自己的创作冲动误解成创作才华了！~！~


所以我们最好的年华都被写进了各种试卷和练习本，那些发过的呆也都只是痴人说梦一样的浪费生命。

我们没有胆量，也没有钱。

眼看这季节就过了，我们对那些执着的人唏嘘感慨一番，然后就转身离开了。


也没什么不好的吧…


UPdate：（5.20）

They say I am a dreamer

不知道这部电影会像鱼刺一样卡在多人文艺青年的喉咙里，除了伤感叹息，我没有看到太多的表情。
大家都是会心一笑，不再提。那些疯狂的小事，不用提，眼神里清晰地写着，表情里含蓄的表现出来。
精神偶像缺失的今天，我们能够选择的确实不多，除却政治性的信仰，如今的我们都只好扑身向文艺，希求解脱。流行文化是一种，所谓的小众非主流又算一种，还有呢？还有呢？这样的问话太过苍白，也很无力。

昨日与宁宁讨论的是民国年间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中思想激进的各路文人，辩论争鸣的那些年代，大家都为苍生福利而出谋划策，民主是一种信仰，共产是青年最纯洁的信仰。那真是好年代。钱穆的学识与寂寞，鲁迅的坚强与尖锐，梁实秋的理性与直白，蔡元培领导下的北大，不论世界多乱，至少校园、文化是净土，是我们可以栖息的处所，是温暖可依的，是可以为之流血牺牲的。

好像扯远了，但看了立春，我想到的第一个，不是自己的文艺，而是信仰危机。
我不像王彩玲，歌剧是她的信仰，是她所指望，是她甘愿付出一切去争取获得的精神标杆；我呢？反思，再反思，除了一些纯属兴趣之为，我没有做过任何牺牲，在理性的衡量下，一切都不值得。

“所有致命错误都不是因为非理性的，而是因为人是有逻辑的。”

我忽然很希望有那么一个信仰，让我在现实中受折磨，让我必须为了它牺牲这些那些，让我可以在这污浊的世界里有一块自己的净土。
我又忽然很希望有那么一块净土，所有的年轻人可以不被压抑，所有的各种思想，不论是粗俗的高雅的实际的理想主义的都可以绽放。

可惜没有。

连滋生信仰的土地都没有了。大家都对一些一些话题避而不谈，谈起也是不欢而散，大家都认为某一类的事只是浪费时间，大家都在讨论房价、股票和生活有多艰难，大学成了废墟，社会大染缸早已打破，一切都乌七八糟了。读莎士比亚？会遭人笑话吧。还在期望自己是梵高？就那副德行？哟哟哟，还歌剧呢！班里一个男生是古典音乐达人，虽说大家都是很敬佩他，但偶而还是会对这爱好做一番调侃而且不觉得有什么不妥。而王彩玲，以她的高傲，怕是要活不下去了吧。

当然，这里把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和在了一起，乱的很，最后还是想说，尽管朦胧，我还是会寻着这种直觉走下去，我也知道，我不是孤单的一个。也不是像电影里的王彩玲他们是孤单的两个、三个。
有这么一群人的，肯定有。

the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每个人生活在社会之中，都会心存梦想，并为之奋斗，然而在梦想与现实的交集处，总会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无助与失落，有些人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前行，而有些人则束袖顿足，冷眼等待命运的不公。
      《立春》以蒋雯丽扮演的王彩玲追求歌剧梦想为主线，但其中也穿插了各种小人物。他们当中有一心追求王彩玲的周瑜、有令王彩玲心动的艺术青年黄四宝，也有痴迷芭蕾舞的胡金泉、为达目的欺骗了王彩玲的歌剧爱好者高蓓蓓。在王彩铃的生活之中，处处可见现实与梦想交合时的不和谐，王彩铃为追求梦想远道去北京该户口，而最终却仍守在几米见方的房子中，一心想考美术学院的黄四宝却最终当上了婚介所的老板，每天在债主的追逐中惶惶度日，舞蹈教师胡金泉为自己的梦想拼搏了16年，但只以受不了城市中群众的眼神而最终走向牢狱生活，歌剧爱好者高贝贝靠着欺骗迎来了本不应属于她的荣誉。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影片完全可以采用一种悲剧到几乎令人绝望的表现手法，从几个人的羁绊看到生活中的种种无奈与不安，但有趣的是，影片没有完全展现悲苦，演员们全部说包头话，搞笑的台词不时逗得观众大笑。如王彩玲会一根筋地说：“我不想在这个城市发生爱情。”也会一厢情愿地对黄四宝说：“你会永远爱我吗？”周瑜更是在大段朗诵普希金诗歌时说：“我朗诵诗歌的时候，在场的考官没有一个不哭的。”有人曾说看到这部片子时间或会有种带着眼泪微笑的感觉，人与人的歧路感与道德感在影片中不止一次的展现，例如导演在叙述王彩铃与被丈夫欺骗后携款而逃的邻居交谈时的一组正反打镜头，明确的暴露了导演对现实生活中人与人在内心上的羁绊与隔阂的理解，王彩铃曾说：“你并不是真把我当朋友，你只是在心里寻找比你更不幸的人，每一个不幸的人都好像和我同病相怜。”有时人与人之间在内心存在的关系让顾导深切的暴露在了镜头前。
       导演在讲述这部电影片名的时候，说道“立春之时，春天却未至，天气依然寒冷，但人们心中已经有了对春天和温暖的渴望”。追梦寻梦，梦圆梦碎，现实怀揣梦想，梦想照进现实。就像有立春，年年日历翻至此处，春天的梦早已在每个人心里孕育开来了；也就像人生虽有理想未达，现实会有改变，新的理想亦也一定会再次出现。人人心里有个梦，就永远不会绝望。

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庄子•大宗师》）

王彩玲

开始的开始，是谁如此哀怨的低语？
“每年的春天一来，我的心里总是蠢蠢欲动，觉得会有什么事要发生；但是春天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就觉得好像错过了什么似的。”
王彩玲，一座闭塞小城的大龄未婚文艺女青年，标准的龅牙东施。她说上帝是公平的，没有给她一副奇货可居的容貌，却给了她夜莺一般的歌喉。人之所以自我感觉良好，往往是因为自以为某些方面有过人之处。优势让她画地为牢，造就了她总是幻想“生活在别处”的悲剧：她向往北京，向往中央戏剧学院；向往巴黎，向往巴黎歌剧院。她梦想有朝一日站在金碧辉煌的艺术大厅里，华羽霓裳，引吭高歌。为此，她节衣缩食，平日以泡面为生，却不惜掏出全部积蓄，托关系，找门路，孤注一掷，想搞个北京户口，哪怕只是在权威艺术机构当个临时工。但在坚如铜壁的现实面前她一次又一次头破血流。
她总是自欺欺人：我过几天就调到北京了，小城不适合我。的确，在这样的小城，一个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老处女的存在的确向一根鱼刺卡住了别人的喉咙：同样是人，凭什么你总是显得比别人高出一等？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周瑜
曲有误，周郎顾。
东风不与周郎便。周瑜，不是 “羽扇纶巾、雄姿英发，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钻石王老五，他只是一个其貌不扬，长相猥琐的炼钢厂的工人。那天他骑着旧单车在市声扰攘的大街上东游西荡，却被路边电线杆大喇叭里传来的宛如天籁的歌声吸引，一听钟情。
想当年，他在八十年代乐观理想主义普世春风的感召下，也曾立下宏愿要做一个播音员。无那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他最终没有成为国家正谕宣讲系统中的一员。
他追求王彩玲，是在追求一种理想吧，那种理想已经离他相当遥远了。当他站在王彩铃面前用包头方言激情满怀地朗诵普希金诗句的时候，他会想起若干年前自己专心致志报考县城播音员的日子，自我感动，自我陶醉。
王彩玲对他掏心挖肺的表白只冷冷地来了一句：宁吃鲜桃一口，不吃滥杏一筐。不啻于数九寒天一盆冷水浇注全身。几年以后他们在小城的医院为了各自的病孩子不期而遇，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着他最终成为笑谈。往事终成烟。

黄四宝

黄四宝是那样的人，志大才疏却又自命不凡。自以为留了条马尾辫，就真的是艺术家了。
二十多岁，从来没有给我家里一分钱。考了四次中央美术学院，一次没考上。王彩玲也是太寂寞了，如此需要安慰，才自以为遇到了惺惺相惜的知己，却不知道自己遇到的只不过是一个披着艺术羊皮的小混混。如果黄四宝真的艺术家，那他应该知道王尔德的一句话：男人和女人之间没有真正的友谊。可惜艺术家的优点没有，缺点倒是占全了，一遇到挫折就往王彩玲怀里钻。欺骗了别人的感情还说别人侮辱了自己。不就因为王彩玲的相貌不咋地吗？
多年以后，黄四宝重归故里，干起了婚介勾当，恢复了小城流氓的本来面目。
胡金泉
胡金泉是真正的艺术家。
他与王彩玲的第一次相遇是因为一次露天演出。他是倒数第二个上场的，但是他的舞姿把周围的众多乡亲给雷倒了了，结果被哄下台。王彩玲是最后一个上场的，虽然她的歌喉很美，天上应时应景飘下了洁白的雪花，但是她独特的女高音无人喝彩。曲终人散后，寂寞场中央。
在车上，他们一见如故，仿若知己。
胡金泉是一个对女人不敏感的人，（在影片中也没有暗示他对男人敏感），或许他真正挚爱的只有艺术。他说：一不小心跳了这么多年（芭蕾），想想真是后怕！艺术是有毒的，它逼死、逼疯了很多人。
小城的漫天风雨、蜚短流长成了胡金泉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他对王彩玲说：我们假结婚吧。他希望她能帮他，但她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拒绝了。
他从王彩玲家出来的那晚，天天飘着柳絮般的雪，夜色是如此纯粹之蓝。黑风衣，白围巾，单车在午夜的大街渐渐远去。虽然我对他的优雅的天鹅绒做派实在不敢恭维，在现实生活中对男人跳芭蕾也一直难以接受，但，那一幕，此情此景，确有如许伤感。
他靠伤害自己而保全了理想。在监狱里，当他隔着铁窗对着王彩玲翩翩起舞的时候，我相信，他是快乐的。

结局

除了胡金泉，每个人都回归了日常生活。化蛹成蝶的生命是如此短暂，理想不能当饭吃。王彩玲离开的执教的小城学校，领养了一个有着“兔唇”的孩子，叫小凡，平凡的凡。她养家糊口，起早摸黑地卖起的羊肉。那应该是 “手术刀不如杀猪刀，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九十年代的初。1993，市场经济的洪流在政策的默许下再一次爆发，大批文化人“纷纷下海”，浩荡至今，无人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