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

在回广州的飞机上看完了这部纪录片。

大学，the great learning. 巧的是在关手机前，读完的推送题为：如何对抗内卷的社会。作者的建议是：有自己所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自己热爱的领域不断突破，敢于坚持。纪录片里的四位清华人都在自己专业的领域闪着光，特别是扎根基层的博士生宋云天，在面对留校和下乡的抉择时，他选择了顺从自己的内心，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即便栉风沐雨，即使会更加艰辛，但因为有了更坚定的目标和远景，一切都变得值得。这也在拷问着当下的我们吧。我真的想当公务员吗？毕业生们真的那么想做公务员吗？答案也许千差万别。

感谢2021年下半年的所有经历，我开始一步一步地接近自己、了解自己，知道自己到底想做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再是人云亦云，被推着走上一条四平八稳的道路。2022，祝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方向，了解自己，相信自己，因为成为自己就很好：）

孙虹 写于电影《大学》上映前

我检索了一下我的电子邮箱，最早发出的一份关于这个电影的策划是2018年的3月16日。

那天我匆匆在文档里打下了《大学》这两个字，本以为可能只是暂时叫这个名字，却没想到今天，《大学》（The Great Learning）正式上映了。

对于“大学”这个题材，我自己非常喜欢。

因为我对它充满了怀念，充满了感恩，也充满了好奇。

可以说从毕业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怀念大学了。

因为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为了寻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为了证明自己离开象牙塔的保护也能有“闯荡”社会的能力，我放弃了自己在大学里所学的影视专业，从事了一份市场营销的工作。

然而很快我就发现，我好像并不能从日益增长的销售数据中获得真正的快乐。

真正的快乐，可能是每天都能通过拍片接触新鲜的人和事物，可能是跟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熬夜剪片，可能是在黑暗的环境里看到自己的作品从银幕光里亮起的那一刻。

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导师雷建军老师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去做一件事，那就是定期在周末举行的“清影放映”：让中国优秀的独立纪录片，通过放映和交流与纪录片的爱好者们见面。

借着“清影放映”，我第一次领略了纪实影像的魅力，也理解了纪录片为何需要院线：当你沉浸在一个黑暗而封闭的环境里，唯有前方有光的时候，才能真正静下心来感受时间的流淌，体会另一个人的人生。也正是从那时候起，我认定了纪实影像的意义。

于是毕业后的第二年，我辞去了我的第一份工作，进入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正式成为一名纪录片导演。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大众”的职业，但所幸我遇到了许多与我有同样理想的人。

因此我从怀念大学变为了感恩大学，感恩我的大学时代让我找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

进而我又开始好奇，是不是对于每个人来说，大学都会有着伴随一生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带着这些困惑于心的疑问，我回到母校，通过三年的拍摄来寻找答案。

如果说一定要在三年后的今天给一个结论的话，我会认为答案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承：身处于大学中的人塑造了一所大学的精神气质。

我记得电影里有一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细节，让我感慨万千，那就是年逾八十的钱易先生去给101岁的许保玖先生拜年，在离开的时候，摄影师将镜头对准了许先生家里的一幅画，上面的落款是“学生钱易赠”。从这几个字上，我仿佛看到了白发苍苍的钱易老师年轻时候的样子，曾经也是学生的她从老师和前辈的手里接过教书育人的使命，又用一辈子的时间站在三尺讲台前守护着这个使命，将环保的知识和理念传递给一代又一代的清华学子。

钱易院士给101岁的许保玖先生拜年

许先生家里的挂画

所以，如果当每一代人的眼睛里，都闪烁着耀眼的理想之光时，这种光芒必定会照亮后来人的路。

我们的电影里记录的就是这些眼里有光的人。

钱易先生眼里的光是教书育人的使命，是人与自然的大义；

蔡峥老师眼里的光是广袤宇宙的星辰大海，是一心归国的赤子之心；

宋云天眼里的光是不顾一切奔赴祖国需要的地方；

严韫洲眼里的光是因学习而快乐的简单和纯粹……

看到他们眼神里的光，似乎让我也获得了更多面对生活的勇气，希望这种勇气也能通过光影传递给银幕前的你。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眼里有光的人；

愿生于大学的理想，永远长青。

图文分割线：以下是三年里一些值得纪念的瞬间

2018年开机，新生宿舍里格外干净，我们的小剧组成立啦

2018年军训，20公里雨夜拉练，要打伞的是机器，不是人

凌晨4点，雨夜拉练归来，淋成落汤鸡的我们

最难的就是春节的拍摄了，这是2019年春节的河南组

这是2019年春节留守清华园的北京组

这是2020年春节，疫情开始蔓延，戴上口罩，内心依然慌张

我们经常要跟随蔡老师飞跃千里，但镜头背后的我们实际上困顿不已

非常喜欢这个卡耐基天文台的小图书馆，爱因斯坦也曾在这里留影

剪辑室的小黑屋，在墙上投出美丽的清华园

这是一张有纪念意义的合影，标志着《大学》第一稿4小时版的诞生

感恩三年，愿每个人眼里都有光

国内首部以顶尖学府为拍摄对象的纪录电影《大学》将于7月9日全国公映，影片历时三年跟踪式拍摄，呈现了四个有血有肉的清华人和一所装满理想的校园。

影片摒弃旁白解说式的第三者讲述，细节化充分展现生活逻辑的内在张力和影像语言的叙事魅力，导筒本期带来《大学》导演孙虹，王静，柯永权的专访，走进中国最高学府组成的拍摄团队和拍摄对象，会带来怎样的银幕故事。

大学 The Great Learning

导演：孙虹 王静 柯永权

主人公：钱易 蔡峥 宋云天 严韫洲

监制：尹鸿 雷建军

纪录片简介：

在清华园里，有四个人正站在自己人生的路口。他们之中，有刚经历高考、一波三折地进入心仪学府的第一代“00”后大学生，有即将离开象牙塔、面临艰难抉择的博士毕业生，有旅美归来、满怀“观天”理想却挑战重重的青年教师，有耄耋之年、荣休后依然坚持站立三尺讲台的老院士。影片以三年的悠悠时光，诉说了四个清华人对理想的执着和热爱，以及在他们身后属于这所大学的永恒青春。

导筒专访

纪录片《大学》导演

孙虹 王静 柯永权

导筒：最初选择学习纪录片创作以及如今成为纪录片导演，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孙虹：我2006年进入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习，可能是受小时候喜欢看电视的影响，一入学就对影视传播方向很感兴趣。后来上了我的导师雷建军老师的影视制作课程，自己组团队拍摄纪实作业、剧情作业，一方面感到团队一起制作很快乐，一方面也觉得相比起新闻写作，自己似乎更擅长影视制作。真正开始深耕纪录片方向，还是受到了雷建军老师的影响，那时候他坚持做“清影放映”，让国内优秀的独立纪录片能有一个机会和更多的纪录片爱好者见面，我也借机观看了很多纪录片，领略了纪实影像的魅力，也是那时候理解了为何纪录片应该进入院线放映，因为只有当你沉浸在一个黑暗而封闭的环境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静下心来和银幕与光影交流，那些细碎而日常的纪实影像突然让你的神经变得格外敏感，一些微小的细节都能触动人心，观影之后更仿佛是时光流转，经历了另一个人的一生。可能是从那时候起，觉得做纪实影像是有意义的，它有机会带给人们更深层次的触动，让人们得以借由他人的影像反思自己的生活。

但毕业以后，为了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我一开始没有选择将纪录片导演作为职业。在园子里被保护了那么久，总是想出去闯一闯，证明自己有踏入社会工作挣钱的能力。不过很快我发现自己似乎变得不那么快乐了，做纪录片的时候，总是有机会去随时随地接触新鲜的人，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领域，这让自己时刻都感到充实，而且也总是认为自己做的片子能至少被一些人看到，能对一些人产生意义，这种理想和信念，可能是其他工作无法替代的。所以我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完成了纪录电影处女作《飞鱼秀》的后期，在《飞鱼秀》上映之后，我正式辞去了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进入了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正式成为了一名纪录片导演。

王静：初涉纪录片是在大二时选修雷建军老师的暑期清影工作坊，第一次和另两个同学一组拍摄了一个口述史纪录短片，以女性视角关注“八千湘女上天山”的故事。中间有段时间因为挥霍了自己的热爱而有暂别，后来由于内心尤有对于影像表达的渴望而回归，在硕士阶段坚定了自己要从事纪录片工作的想法，并拍摄了自己的毕业作品《从上海到平遥》，是三线建设背景下的故事，同样是以女性视角关注一个关于迁移的历史题材。毕业后成为《大学》的导演，开始关注当下的人和事。我觉得自己之前倾向于选择历史题材是因为对于把握动态变化的当下欠缺信心，《大学》的创作经历在这方面给了我比较大的成长。另外，近两年作为制片人的经历也对创作产生了一些启发，它让我更珍惜纯粹创作的时间。

柯永权：我原本的专业是土木工程。大二的时候上了雷建军老师的纪录片课，从此入坑。随后转入新闻与传播学院，参加了第一期清影工作坊，在中俄边境拍摄了人生中第一部纪录片。然后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做这件事。创作纪录片大大拓展了我的人生边界，同时也是我观察世界的一种方式。这应该是一个终生职业。

导筒：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初衷是什么？拍摄的背景（缘起）是什么？

孙虹：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跟我会有相同的感受，那就是大学是塑造和定义一个人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最重要的阶段。每当我有机会反思自己当下的生活的时候，都会深刻地体会到毕业后的每一个选择和决定，都有着来自大学时期的烙印。于是我开始对大学好奇，它究竟是如何润物细无声地去影响着当代青年人的？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有幸能够回到母校拍摄，希望通过记录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寻找答案。

王静：在我看来，每个大学的个性都是不同的，就像大家会把学校称为母校，就是将它视为一个具有个性和气质的人来对待。清华也有自己的精神气质，并且通过课堂、第二课堂乃至一代代清华人的心手相传，把它渗透在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身上，我们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除了想描绘片子里的人物以外，也想把母校当做一个人物来刻画，展现它的人格与品格。

柯永权: 对我个人而言，我希望能够通过拍摄这样一部电影回望母校、回顾过去，更重要的是寻找自我，帮助自己选择未来的道路。我相信这对其他的青年人也是有意义的，一同通过电影去思考大学的使命，探寻大学对社会、对青年人的意义。

导筒：电影为什么要叫《大学》呢？

孙虹：影片的中文名叫“大学”，而英文名是“The Great Learning”，是“大学之道”的大学。因此虽然影片是以清华为拍摄对象，但其实我们更多地是想通过清华这样一个个例去窥探大学精神的一隅，去阐释大学精神对个体的影响。

导筒：您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位拍摄对象？

孙虹：在开始拍摄之前，我们就有了一个大致的设想，那就是希望拍摄一些正在经历人生阶段的转折的人，因为每个人在跨越到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之时都需要抉择和适应的勇气，而这些人生决定的背后又会透露出个体的价值观和大学给予个体的影响。同时由于大学是由“教”与“学”、“老师”和“学生”共同组成的，因此我们最开始对人物的设想就是一位新生、一位毕业生、一位即将入职的新老师和一位即将退休的老教授。在有了这样一个初步的框架后，我们开始寻找比较适合跟拍也愿意接受我们拍摄的拍摄对象。

王静：我们第一位确定的人物是严韫洲。因为我们是2018年4月底开拍的，当时距离2018年高考已经只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我们联系了一些中学，想跟拍一些有意向报考清华的高三学生，但最终是否能如愿进入清华，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学的老师们为我们推荐了一些不仅成绩优异且心理素质较好的学生，建议我们在不影响同学们复习的前提下进行少量的拍摄，而严韫洲就是其中之一。幸运的是，严韫洲同学在自己的努力下如愿进入了清华大学学习。

第二位确定的是宋云天同学。他是一个非常友善且具有亲和力的同学，并且在本科时曾经担任过校学生会主席。他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在卸任校会主席后，曾自发在自己的宿舍楼里推行过一个名叫“解忧信箱”的小尝试，鼓励大家把自己的烦恼投入信箱，同时拿走一颗糖果，第二天还能收到关于烦恼的回信，而宋云天自己就是那个回信的人。

当时我不在那个宿舍楼，因此非常羡慕，同时觉得他是一个很温暖、很有趣的人，所以我就建议邀请他成为我们的拍摄对象。但很重要的是，任何一个个体都无法代表整个个体，清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方向是很多的，宋云天只是毕业生中的一员，我们很感谢他愿意与我们分享他的毕业故事。

孙虹：第三位成为我们拍摄对象的是蔡峥老师。当时我们陆续拜访了一些正在求职清华的老师，其中蔡峥老师的研究领域和科研方让我们大开眼界，原来听起来十分浪漫的“仰望星空”的天文学家，但其实在进行天文观测时是很孤独的，但他们所坚持的这个事业代表了人类对于宇宙和未知的探索。除此以外，当时恰逢清华大学天文物理中心申请成立天文系，因此在以蔡峥老师为拍摄对象的同时，也能从侧面记录清华大学的学科发展。

王静：第四位是钱易老师，我们都习惯亲切地喊她为钱奶奶。钱奶奶是所有人物里最后一个答应我们的拍摄邀请的。我到现在都非常清楚地记得，那是2019年1月1日，在向钱奶奶第三次发出拍摄邀请之后，我在环境学院门前拍了一张胶片照片来纪念钱奶奶终于答应了我们的拍摄。

我们之所以想拍摄她的故事，首先是因为我们三个导演本科时都上过她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课程，这是一门在钱奶奶的倡议下一开就开了二十多年的公选课，向清华学生普及环境保护的理念，在我们的印象中她是一位授课亲切、学问扎实的良师。但是，钱奶奶是一个非常谦虚、低调的人，她最开始不希望我们把镜头对准她，而是希望我们把更多地拍摄清华的其他老师。但正由于她的谦逊，更坚定了想拍摄她的意愿，去呈现她身上所体现的清华“行胜于言”的校风。最后，我们给钱奶奶手写了一封信，向她解释到，其实通过拍摄她的工作和生活可以非常自然地呈现许多跟她年龄相仿、甚至年龄更大的老一辈清华教师，展现清华人之间的代代传承，正如影片里后来出现的许保玖老师、陈志义老师等。在手写信诚意的加持之下，钱易老师才终于同意了我们的拍摄。

导筒：您觉得这部电影对非清华的观众而言的意义是什么？

孙虹：我觉得无论是清华还是非清华的观众，都可以在影片中找到青葱年少时的自己，回想自己的大学时光是如何度过的，可能分外精彩，也可能因为虚度而遗憾。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影片中这些人物的故事，他们面临困境时的选择和坚持，能够带给观众更多面对生活的勇气。

王静：大学有三个含义：第一是空间概念，就是大学校园，也是很多大学生也许奋力学习，也许稍微摸鱼的地方，也是青春美好回忆发生的地方。第二是时间概念，是每一个人读大学的那几年，因为大家入学时间的不同，和社会交互的情况也不同。第三是一个生命历程的概念，是指每一个人接受高等教育、形成人生主体价值观、学着走向社会的一段重要的生命片段。

在这个人生阶段，我们努力学习又似乎不太学得会；我们恋爱、失恋、又继续恋爱；我们遇到良师挚友、挫折困苦、机遇成长；我们有点理想，也有点害怕实现自己微小的理想。所以也许大家不在同一个校园，并不是在同一个时间读大学，但其实大家都经历过这样的一段重要的人生。其实这部电影意义在于唤起每一个大学时期的观众：如果你觉得生活艰难，那就让曾经那个读大学的你来鼓励此刻的你。

柯永权：鲁迅先生曾说过“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想并不是所有的观众都能对电影里的几位人物同时产生强烈的共鸣，但是鲁迅先生也说过，“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些离观众或远或近的人物和故事，涵盖了我们在成年后所经历的一些重要人生节点，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在电影当中看到自己此刻所处的阶段和处境。这部电影与此刻的我们有关，与我们此刻的时代也有关。

导筒：您觉得这个电影与现代大学生最大的共鸣是什么？

孙虹：我作为一个已经离开校园很久的人也很好奇当下的大学生会如何看待这个电影，但我会希望无论他们如何评价，都能更好地珍惜自己的大学时光，这是人生中最青葱美好的岁月。愿充满勇气地出发，归来仍是少年。

柯永权：“虽然他们高考分数比我们高一些，但是大家还是会遇到一样的问题啊。”等待高考成绩的焦灼、毕业季的选择、理想与现实碰撞的无奈、校园青春时光的美好，这些每个大学生都可能有过的经历，就是最大的共鸣。

王静：我记得大家小的时候理想基本上都是当科学家、宇航员、大文豪、运动员……张口就来，一个赛一个地宏大。慢慢长大了，晓事更多，会蹦出一些身边更常见的职业比如想当医生、想当老师，眼里也满是憧憬。跨进大学校园的时候，谁还不是个热血少年？然而似乎等到毕业后踏入社会，理想却成了羞于被谈及的话题，仿佛它距离现实生活遥不可及。我觉得这个电影能带给当代大学生最大的共鸣，就是让大家回到做梦光荣的校园时光，让大家走出影院的时候可以大声地谈论理想。

导筒：您觉得这几段故事中分别反映了清华什么样的精神？

柯永权：其实我们更想反映的是大学普遍意义上的精神内核，而不单单是某一所大学的精神。也就是我们片名中想体现的“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孙虹：我也认为我们想反映的不只是清华的精神，而是大学的精神。在拍摄这个影片的过程中，我深刻地感受到大学是理想永远年轻的地方，希望每一个离开大学踏入社会的青年人，都能不忘大学时代的青春与梦想。

当然，每个人物的故事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不同的侧重。

我在钱易先生的身上看到了教书育人理想的代代传承，影片中有一幕让我特别感动，那就是钱易先生过年时会主动去给自己的老师拜年，在她的老师许保玖先生的家里挂着一幅画，落款是“学生钱易赠”，在这几个字上，我仿佛看到了学生时代的钱易先生，她从自己老师的手里接过了教书育人的使命。

在蔡老师的身上我看到了他对理想的执着与坚持，为祖国“做点事儿”的急迫和热诚，以及仰望星空、探索宇宙，将未知变成已知的渴求。

在宋云天身上，我看到了青年人并不是“独善其身”的，他们愿意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愿意为了“造福一方百姓”真正脚踏实地地前行。

在严韫洲身上，我看到了年轻人的纯粹，为了自己的兴趣而努力学习，解出一道难题就可以快乐很久，可能只有为了自己学习，才能真正理解学习的意义。

王静：我觉得不是只是反映清华精神，更多的是反映大学人对于理想的追寻、对于祖国的关切和对于时代的回应。

严韫洲的理想不仅是好好学习考上清华，更是在大学学习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将来想做的事，未来大有可为。

蔡老师的理想不仅是推动光谱巡天望远镜项目在中国落地，更是发展中国人自己的技术、自己的设备，不在基础科学研究层面受制于人，为中国乃至全世界建造探索宇宙未知的设备。

宋云天的理想不仅是去基层当村官，“造福一方百姓“，更是“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命运、发展进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钱奶奶年轻时候的理想就是当老师和做环境保护工作，经过她一辈子的努力，她成功地践行了自己的理想，她通过自己和同仁的努力，成功地“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变得家喻户晓，年逾八十还全程站立给本科生上课。

这几段故事，告诉我们理想是如何萌发、生长、蓬勃和坚守的，也呈现了个人的理想如何和国家和时代互动。

导筒：创作过程中最困难的时候是什么？是如何解决的？

孙虹：对我来说比较大的挑战可能是要跟拍摄对象保持一个十分紧密但又不会过分打扰的关系和状态。因为纪实拍摄始终会给拍摄对象带来一定的影响，但纪实拍摄又需要长时间地跟拍才可能获得真实而鲜活的素材。如何把握这两者之间的尺度和分寸，是对纪录片导演最大的考验。

王静：从拍摄的客观条件来看，跟拍蔡老师去夏威夷观测的过程是比较艰难的，因为天文台在莫纳克亚山的山顶上，海拔很高，参与观测的人都要吸氧，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也要边吸氧，边肩扛设备，此外还要在非常寒冷的环境下拍摄星空延时，那次拍摄是不小的挑战。从主观上说，每一个人物都是非常丰富的个体，短短的110分钟篇幅有限，纪实的手法也让我们无法每时每刻地捕捉，所以对于拍摄对象的呈现还是有所局限的，无法把所有我们感动的点都纳入进来。

柯永权：疫情也给我们的拍摄带来了不少的困难。因为我们当初计划是拍到2020年年中，疫情的来临导致我们的拍摄必须中断，因为当时防疫才是最首要的任务。所以，我们只能忍痛暂停和割舍了相当一部分素材的拍摄，如各个人物在疫情期间的工作和生活等。

导筒：清影工作室已经产出了非常多的纪录片作品，《大学》和之前的清影作品会有哪些不同？

孙虹：我自己觉得《大学》可能对院线观众的观影体验来说可能会更友好。它在剪辑和叙事上没有采用太作者化或个人化的方式，而是尽可能地用事件和悬念推动，让人物有成长和变化的弧光，使得整个影片更有电影感，尽可能地降低纪录片观影的门槛。

王静：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可能是它更有主流气质吧，不论是题材还是人物选择，都相比以往的作品更接近主流群体。如果从纪录片常观众的角度考虑，过去拍摄的作品是让纪录片常观众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和不一样的人，而这次可能能更多地让这个群体看到身边人或者自己，受众范围相对也稍广一些。

柯永权：在沿袭清影过往风格的基础上，《大学》是一部更年轻、更燃的作品。一个年轻的团队，聚焦一些年轻人的故事，直接面向更广大的年轻观众。

导筒：三位导演之间是怎样分工协作的？

孙虹：影片里涉及的人物比较多，所以我和王静导演每人负责2位人物的跟拍。除此之外，我们还希望能够展现人物与大学这个环境之间的关联，探讨大学校园是如何对青年人产生影响的，因此柯永权导演负责了清华日常的记录，用独到的视角观察大学的运行，展现大学这一机构的台前幕后，在日常和细节中寻找意义。

导筒：这部作品主要使用了哪些摄影器材？遇到的最大拍摄难点是哪些？

柯永权：依旧使用了清影祖传的Canon C300 markII。最大拍摄难点也依然是如何处理创作者与被拍摄者（4人+1校园）之间的关系。

孙虹：我也觉得寻找拍摄对象和处理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是最困难的。因为长时间的跟拍记录还是会对我们拍摄对象的生活造成一定的打扰，如何保护拍摄对象的生活和人际关系，又能尽可能获得真实而鲜活的素材，是每天都令导演“头秃”的事情。除此之外，可能最大的困难就是每年春节的拍摄了吧，我自己已经有3年没有和家里人一起过除夕了，而且每年的除夕拍摄都要很早预约摄影师、录音师，愿意除夕一起工作的伙伴们都是对纪录片有真爱！当然也非常开心我们的拍摄对象们能接受我们与他们一起过春节。

王静：拍摄期的困难都不是困难，现在到了发行期觉得一切都好难。

导筒：除了目前纪录片中呈现的四位主人公，还有没有曾经拍摄但最终没有放入成片，或者其他备选的拍摄对象？

王静：有的，新生的备选稍多，有影像记录的就有10人左右，主要因为不确定大家是不是都能如愿考进清华。所幸我们也有些锦鲤特质，不论拍多拍少，只要拍了一点的都考上了。

孙虹：在最开始的阶段会有一些试拍，但还是很快地就将精力集中于我们的四位人物了。因为其实每跟拍一个人物，导演都要投入非常大的精力关心我们的拍摄对象，去思考拍摄的方式、节奏和内容，所以当“确认过眼神”后，就还是会将有限的时间放到我们主要的拍摄对象身上。

导筒：片中宋云天选择回到家乡的基层实践理想，他算是四位主人公中唯一一位和清华正式告别的，他目前在基层的工作情况如何？

王静：上次和云天打电话是上周，当时他刚做完企业安全生产的检查工作。现在云天是一个镇的镇长了，和之前在村里工作的情况略有不同，相对来说更全面了，他最近的主要工作包括修桥铺路的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和考虑经济发展、环境保护问题、调解百姓纠纷等等。其实这些在文件上经常看到的词汇从一个刚毕业的选调生嘴里说出来感觉特别奇妙，尤其他还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人。他的话和语气让我一下子意识到其实以前看到的一些地方政府报告背后，可能都有一些像云天这样的基层工作者在努力地“造福一方百姓”。

导筒：可能有些观众会担心影片会不会变成清华的宣传片，你们会怎样去平衡客观纪录的形式以及清华大学作为被拍摄对象的关系？

柯永权：在把清华作为被拍摄对象时，我们依然采用了惯有的客观视角和平实风格，来试图描述一所大学的一言一行、日夜轮转，同时揭示这所大学里自上而下的对于大学精神的思考、对大学运转方式的革新。这些内容与四位主人公的故事有机融合，都指向一个命题：何为大学之道。如果观众能被这几位大学校园里的理想主义者感动，继而产生对大学的向往，对清华的向往，那这也算是客观造成的一种宣传吧。

孙虹：我自己觉得纪录片的第一要义是真实，但是它可能也做不到完全的客观和全面，我们始终只能做到反映真实的一部分，而且这部分也会融入我们自己对大学的理解。我们对于母校充满了情感，但并没有抱着一个仰望的态度去拍摄，更多的其实是探寻一个答案，一个为何母校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答案。

导筒：疫情爆发的阶段，你们有怎样的应急拍摄计划，疫情阶段有哪些拍摄是最难忘的？

柯永权：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拍摄反而变得更加明确了。出于防疫防控要求，我们没法继续对人物进行跟拍，曾经热闹的校园也变得空无一人。我们花了很大心思，来拍摄一个空校园的氛围，以及校园上空回荡着的老师们在线教学的声音。

最难忘的有两个，一是去95岁的张礼先生家里，拍他给同学们在线授课，特别受触动。大学之所以为大学，正是因为有这一代代人的薪火相传。一代人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

还有一天深夜，天降大雪，正值疫情最严重最不可控的时期，我一个人扛着摄影机走在校园里拍摄，独享一个无人的清华园。走到四大国学导师雕像的时候，给他们戴上了口罩。看着他们静静站在那，感觉好像获得了一些力量。

王静：疫情爆发的时候，我跟着邱勇校长在瑞士达沃斯拍摄世界气候变化联盟的相关活动。除夕夜当天，我们从瑞士飞回国内的时候，一整个飞机都人心惶惶，下了飞机更是紧张，当时印象很深刻。当夜本来要拍摄除夕晚会，也因此取消了。

导筒：是在什么节点的时候，你们觉得每组人物的拍摄可以结束或收尾了？

柯永权：每个人的身份，完成了转变的时候。

王静：我觉得每组人物都不该收尾，如果有条件，我愿意一辈子拍下去。

孙虹：我也觉得恋恋不舍，特别想看到蔡老师的望远镜建成的时刻，感到自己的内心会与他一样心潮澎湃。所以还是希望可以接续拍下去。

导筒：清影工作室经历了非常长时间的发展，如果去尝试概括清影的创作理念和风格会是怎样的？

孙虹：我自己觉得可能是对真实力量的笃信、对普通人的关切和对日常意义的认同吧。同时我觉得清影作为拥有学术研究背景的创作平台，它是具有前沿、探索和创新的力量的。正如我们去年疫情期间做的UGC内容众筹式纪录片《手机里的武汉新年》，就是用纪实影像的方式对短视频和数据计算时代的一种回应。

王静：清影的Slogan是“影像温暖世界”，我觉得它的创作理念和风格的核心就是“温暖”。它的记述、呈现、反思甚至是批判，都会呈现出一种积极的状态，有一种天然的人文关怀。它不是犀利的，而更倾向于是一种润物无声的温和。

柯永权：清影每年的产出非常多，除了聚光灯下的一些作品，还有大量的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和校友创作的个人作品、学术影像等。我的理解，清影的作品题材多元且富有人文关怀，影像扎实，长于纪实拍摄，注重电影化叙事。

导筒：《大学》之后还有怎样的纪录片创作计划？

孙虹：对我来说是想做更多“好看”的纪录片吧。因为纪录片很长一段时间都还是属于比较小众的门类，人们观看纪录片可能更强调意义和深度，但我希望能做既有力量又“好看”的纪录片，让越来越多的观众能够爱上纪录片，尤其爱上纪录电影，和我一样体会在一个封闭黑暗的环境里，享受眼前荧幕上的光亮与人生。

王静：可能倾向于去尝试探索一种参与式的拍摄方式，但并不是私影像。我在过去的拍摄中会尽可能呈现出“无我”的客观，但其实这也是一种对于真实观的偏执，因为拍摄的介入本身就会改变现实，此时一定要恍若导演从未来过，未免刻意了。未来希望在主题表达的同时，对导演参与被拍摄者的互动关系上更有一些刻画。

柯永权：还将继续跟拍几位与我同龄的年轻人的故事。他们在城市修行，探讨“我为何存在”。

今天偷闲，去看了最近上映的电影《大学》

评分：9

我对清华一直情有独钟，高中的时候还妄想过努力考取她。当时学习学到没动力的时候，就看一看清华大学的宣传片，一共不下看了三四十遍。虽然现在回看当时的自己目标确实定得太高，但却不妨碍那一抹极具魅力的紫色总是一次又一次地燃起我学习的激情。

2016年清华大学宣传片《iTsinghua，自定义》

这是一部纪录片，由清华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影视传播专业的三位学生进行联合导演的，跟随着四位清华人三年，真诚记录他们的学习生活。

第一位是在刚刚高三毕业考上清华的严韫洲，也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因为他所经历的一切，我都相似地经历过。他在上海以601的分数考上清华计算机系，经历了招生组的交谈，雨中凌晨20公里的拉练、新生舞会以及学术交流等等令人羡慕的美好开端。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招生组交流时，有另外一位女生考取了614分，稳上清华，但是分数不一定能够达到经管专业，于是父母逼问招生组老师是否能上，她悄悄地走去哭了。那一刻，她刚知道成绩的兴奋被自责所扑灭。这种自己已经足够努力，取得他人无法企及的成绩后仍表现出愧疚的心理，让我非常心寒。那一刻，我感到虽然她走上了让人羡慕的道路，却不一定幸福。招生老师安慰她的同时，对父母说出了我的心声：

“你们管得太多了，选择专业这么大的事应该让孩子自己做决定。”

第二位是钱易先生，是一位83岁的清华环境专业的老教授。当她家里称钱穆为父亲的时候，整个影院的人都惊叹了一声。在看完导演王静的豆瓣评论后得知，钱易先生其实拒绝了两次，第三次她写信给先生的时候，先生提出条件才答应了参演——必须以她为线索去呈现更多其他的清华老教授，由点及面。可谓是三顾茅庐。

钱老先生虽然德高望重，但非常谦虚，在受到人文清华讲座邀请的时候，再三推辞，并且向他们推荐自己尊重的其他老师。当然，并非谦虚的学者才可爱，像说出“五百年来白话文写得最好的三个人,李敖、李敖、李敖!”的狂人李敖，我也非常钦佩。

83岁的钱易先生，如今仍坚持着站着为学生讲课。

第三位是开创了清华天文学系的新教师蔡峥，他本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做天文研究，如今三十多岁的他有老婆和孩子，当询问道为什么不继续在美国深造，而是回国的时候，他说：

“家人们也希望我在美国做顶尖一点再回来，但是那时候都四十五十岁了，我想现在趁着年轻，回来做一些实事。”

他为了我国拥有先进的天文技术，一直在致力于推进下一代6.5米宽视场光谱巡天望远镜的建设。他说：“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技术，不能一直买别人的data吧？这件事情十年之内肯定要做的，不如现在就开始。”虽然一路上遇到了被专家质问、定制选材等困难，但他一直坚持不懈地为之奋斗。

最后一位，是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工学博士宋云天。这个名头可以让他过上吃香喝辣的生活，同时也收到了留校做教师的资格，然而他却选择了到基层——河南开封一个小农村，为了那里的发展而抛弃留在北京优渥的条件。他的家人和女友都不是非常支持，甚至是在那场令人窒息的语音通话，他对着女友说：“如果我选择我的选择，你还会考虑嫁给我吗？”

我感受到，爱情和理想之间的冲突正在撕裂着这个年轻有为的少年的心。

我喜欢这部影片，不仅仅是他的成熟的摄影、流畅的剪辑、克制的情绪与恰到好处的音乐，更是因为它的真诚。因为没有一条道路通向真诚，真诚本身就是道路。

影片里的严韫洲在舞会上和他的基友大眼瞪小眼，看起来羡慕成对的舞伴，却在旁边玩起了狼人杀；钱易先生的家里如此朴素，除了书画以外，跟我爷爷奶奶的家几乎一模一样；蔡峥为女儿做了一个小小的望远镜，送女儿上幼儿园，在绵软的草地上给女儿演奏吉他；70年国庆，宋云天像个小孩子一样兴奋地踩着永恒自行车到天安门最近的地方看烟花，最后却只看到了烟花盛开后的烟。

他们在大家都最羡慕的最高学府，他们是清华人，但同时

他是爱情小白

她是慈祥的老人

他是温暖的父亲

他是童心未泯的理工男

正因为影片把在学习和生活的两方面都展现给了观众，所以每一位人物的形象既令人尊敬的，也触手可及。即使布衣，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啊对了，b站预告片下面有评论说

在此，我想用“清华永远的校长”梅贻琦的话来反驳一下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而如今的大部分“大学”，只不过是形式在名字上加上了大学两个字罢了，其实是“小学”，因为里面根本没有大师。何谓大师？

我想笨拙地模仿着说：

“所谓大师，非有大财大富之谓也，有大国情怀兼思想深刻之谓也。”

真诚，感人。 看了几条评论之后觉得自己的四个字评论太敷衍了。重新回来写一下。 是在优酷主页看到了这部纪录片，就点着看进来，并且认真地看完了。 观看过程中也几度落泪了，但一时竟想不起来是在哪一处，可能是在宋云天和父母商量最后做决定时？过程中看着他要选择去基层时，我真的急死了。为什么要放弃留校，北京户口这样的“好事”而去面对一个千丝万缕关系的基层？他心中的家国情怀是实实在在要做出来的。作为一名基层的语文老师，我承认我狭隘了。虽然我也在给学生讲着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还是为他的决定不解。他的格局，情怀，是值得所有人敬佩的。希望他能坚持。 还有，看到弹幕上好多“希望我的孩子将来上清华”，不禁为那些人未来的孩子伤心一秒钟。自己没有努力，却要寄希望于自己的孩子吗？要知道这些孩子的成功，其实是他们家庭几代人优秀的结果了。 最后，这辈子是上不了清华大学了！什么时候能去清华看看也好！

和女友去看，惟在Mauna Kea山上的那个镜头，她惊叹了一声。这应该最能代表“三无”——无清华关系、无学术经历、无理工知识——观众的反应：实在就是蔡老师的部分好看。

这部分里拍到的（无论在THU还是UCSC），多是我以前或现在的师长、朋友、同事。除了蔡老师，在京圈儿搞天文的人里，片子里出现（而没具名）的毛淑德老师、汪景琇院士、陈建生院士，也都是熟脸儿。造大望远镜是个拉支持的事情，天文界办事看上去都体面，但拍到镜头里，还是有许多弦外之音，让人意味深长地一笑。——这座冰山，当然没海面上那么简单。

前段时间遇到个央视导演说，想做个纪录片，跟拍科学家。要是真能找到某个事业上升期的实测天文学家，一对一地拍上三年，啥也不避讳，原片放送，一定是个绝顶有意思的片子。可惜清华自己拍这部片子，要唱的赞歌太多了。如今大多数独立纪录片导演，都注重解构、还原、揭露。居然还有团队在一门心思赋魅，确实够少见。要糅进去那么多冗余的素材，搞得油腻而浮光掠影，也在所难免。

这是个表达方式的问题。就像片子里蔡老师介绍的信噪比：大家都知道你好，你也确实有好东西，但你非拿1 sigma出来说事，那就怪不得被怼——干嘛不把3 sigma、5 sigma的部分好好挖掘一下呢？

不过能理解，受人所托，万事不由人。重大项目，名门之后，特招计划，基层服务——都是主流叙事，不容许平视的空间。110周年要喜庆，故事线不能抓得太清楚：一群连使用大望远镜经验都稀罕的人，想自己从头造一个新的。——是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为什么评审委员会的院士专家如此怀疑和不放心了？

女友说，感觉蔡老师一直都尴尬礼貌地笑，满脸弱小、可怜、无助。这种真实感，简直让人忘了他是顶尖科学家，忘了他是清华的副教授职称。但对同行来说，在宏大叙事的包装下，多少能读出一点宝贵的经验。

站在Mauna Kea山顶，云海茫茫，夕阳磅礴，这种吸引力显而易见。从前导师问我为什么转来做观测，我答的也是“和大型设备一起工作很激动人心”。好几层楼高的圆顶，球场一样大的镜面，运转起来当然非常震撼。

但是我慢慢意识到，做科学靠的不是这种吸引力——它靠的是更隐秘曲折的、对于科学目标的热情。就像片子里面一掠而过的两角秒见方深场，光谱红移的三维星图，非标准高斯的参考星。建个什么“中国第一”“世界一流”“人类灯塔”，那都是后来找补的。最原初的动力是片子里没体现出的——有多少人能一看到仪表和代码就兴奋，刨根问底，夜不能寐？

在片中四位主人公里，蔡老师从中科大-UArizona-UCSC一路下来，是唯一从没在清华念过书的。他所表现出的紧张与谨慎，让我想到《太空部队》里首席科学家的一句台词：

豆瓣一千多人看过，评分还显示不出来，公关的力度太明显。为了Mauna Kea的美景，和最不“清华”的蔡老师，我给片子加两颗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