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关于历史，有或多或少的了解，侵略了哪块土地死了多少人经常被人提起，而这些抗战时期丢失尊严的少女却不经常被人记住或者说一带而过。

皱着眉头看完这个纪录片，心情五味杂陈，当时的她们都还是花季少女，却被肮脏的东西弄脏了她们的身体，亲眼看着自己的亲人被杀害，老奶奶说“不说了，说了我难受”。七十多年过去了好多人从来都没向别人提起过，饱受屈辱的活着，一些人因此不能生育，还有儿女因身份的原因不能结婚。

见证过历史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不证明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以纪录片的形式展现沉重的历史让更多新一代的人知道，勿忘国耻牢记历史。

今天是815光复日，订了中午的票去看《二十二》。

慰安妇是个非常沉痛的话题，就像奥斯维辛一样，但它却鲜明地在讲述着两个主题：战争的恐怖，人性的欺他。

那些来自日本农村、年纪轻轻就走上了战场的日本兵，在中国人眼里是可怕的，然而，对于这些年轻人的日本人来说，每天面对鲜血与死亡的战争生活，对于他们自己仍旧是可怕的，他们也每日生活在恐惧之中。

前阵子翻看英文小说《通往北方的小路》，作者写那个扣押着盟军战俘，命令他们在缅甸丛林里修铁路的日军军官，每天噩梦连连，他产生幻觉，觉得东南亚丛林里的各种虫子在撕咬他，这就是战争与死亡恐惧，对他的折磨。

在战争中，无论是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都在经历着煎熬。

所以曾作为纳粹士兵的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曾在前线上写信给家人，请求寄点麻黄碱来，用药物的刺激来支撑自己，在残酷的战场上活下去。

慰安所的存在，就是日军上层给普通士兵们发放的人肉麻黄碱，抚慰和释放这些年轻人的恐惧，好让他们继续当炮灰，而代价就是中国与朝鲜女人的噩梦人生。

既然彼此都这么煎熬，为什么还要发起战争呢？

要从这场战争的起因说起。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自爆南满铁路奉天柳条湖段，反诬中国军民所为，遂炮轰北大营，第二天占领奉天。这就是918事变，也叫奉天事变，是日军侵华的开始。

但事变发生时，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竟然并不知情（这点有争议），是几位好战的少壮派军官发起了事变，连当时的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都毫不知情，无法劝阻，本庄繁也好，日本军部也好，政府也好，都是事变发生后被动地接受了这个事情，并希望于和平解决，但少壮派不断在关东军、军部、政府中横冲直撞，贼挡杀贼，佛挡杀佛，连财政大臣和首相犬养毅都被军人暗杀。

也就是此时，对华侵略才成为了主流思维，因为好战的少壮派军人用蛮横和暗杀，控制了政府的意见。

而这些少壮派军官，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们留学欧美多国，会多种语言，有人甚至独自穿行莫斯科到远东，只为了绘制地图，他们一心想要改变中国，改变日本，改变全世界。

中国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退位时，少壮派军官之一的石原莞尔正在朝鲜驻守，他带着手下士兵，跑去首尔附近的山上，放声欢呼，因为他们觉得，落后的封建制度在中国结束了，中国将和日本一起进入新时代了，进入他们所认为的新时代了。

他们对世界有个非常偏执的认识，科学的，现代的，民主的，开放的，强大的，落后的，封建的，腐朽的，劣等的，他们希望依照他们的世界观改造日本，改造中国，乃至全世界，当发现张作霖作为封建军阀代表不接受他们那一套时，他们先是除掉了张，进而发起了奉天事变。

正是这些偏执的、希望以自己的价值观改造世界的少壮派，把日本、中国、朝鲜，乃至整个东亚、东南亚都拖进了恐怖的战争岁月，也就出现了无数个像《二十二》中提及的慰安妇的噩梦人生。然后一旦走在了战争的高速公路上，就没了回头路，只好顶着噩梦，一路走下去，直到失败。

有时候想想，想要改变世界，或许不是一件坏事，但最好是你自己去改变，不要拖上别人，因为即便是改坏了，顶多是你自己倒霉。

可是往往事与愿违，改变世界这种事，必然就是需要世界都参与，最后也就是一起遭殃。

所以如果说《二十二》和战争对我有什么启示，就是要远离那些总憋着一股蛮力要改变世界的人，尤其是那些总想拉着别人参与到他的改造世界宏伟计划中的人，都要敬而远之，因为他们从来都赔付不起他们给这个世界造成的伤害和损失。

PS：把慰安妇简单看作中日民族仇恨历史，太狭隘了，因为慰安妇受害者中不只有中国女性，还有日本本国的女性，还有朝鲜女性，东南亚国家女性，这是战争罪恶的历史，是女性被男性践踏的历史，同时，无论是慰安所里的女人，还是走进慰安所的年轻日军士兵战争炮灰，也是每个男人女人作为个体，被国家机器绑架迫害和践踏的历史。

本片为2016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参评参展影片

在日本侵华战争的八年期间，20万中国妇女被迫沦为日军的性奴隶。在影片《二十二》开拍之时，中国内地仅剩22位“慰安妇”幸存者。

当光阴慢慢划过，时间抚平伤口，这些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磨难的老人们，如今又身在何处，过着怎样的生活，经历着怎样的悲喜忧乐？纪录片《二十二》将于8月14日正式上映，我们与导演郭柯一起聊了聊影片背后的故事。

聊了很多之后，郭柯最终将自己导演时的心路历程落在了这一句话上：“我只是跟着自己的感觉在走。”

而一张剧照里的他则展现了另一种模样——郭柯坐在监视器前眉头紧锁，听着耳机里传来的翻译声入了神，认真得着了迷的样子让人很难再回想起他之前语气里的轻松与洒脱。

“有时候觉得自己挺双重的。”他对自己评价道。

郭柯坐在监视器前眉头紧锁

2012年，郭柯着手制作拍摄纪录短片《三十二》，将镜头对准了一个名叫韦绍兰的“慰安妇”幸存者。到了2014年开始拍摄长片时，只剩下22位老人了，纪录片《二十二》由此得名。影片还未上映便收获了许多关注，人们对郭柯的拍摄手法更是褒贬不一。对此，郭柯却自有一套评价标准：

“不是说你能拍到什么，而是你怎么去拍他们，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会更重要。”

她们和我们想像中的不一样

2012年12月初的一个午后，在广西桂林荔浦县的一个小村庄里，黑瓦红砖的房门前坐着一位老人韦绍兰。

92岁高龄的她每天仍要烧柴、挑水、务农事，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韦绍兰是一名“慰安妇”。七十多年前的抗日战争期间，包括她在内的很多亚洲女性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并伴随监禁和暴行。

如果看过那些有关“慰安妇”的文章，你会发现，她们给你留下的印象大概只有一个，那就是惨。她们身心饱受摧残却无以言说；她们晚景凄凉无人陪伴；她们利益受损却控诉无门；她们被当作历史的活证人，任人消费她们的苦难。

如果以“慰安妇”为关键词搜索，你还能看到“慰安妇不堪蹂躏”、“求死不得”、“慰安妇的血泪控诉”……等等。这一圈看下来，她们的生活似乎真的只剩下了痛苦与折磨。

但真的是这样吗？不是的。

“当你真的接触到这些老人以后，你根本想不到她们是什么‘慰安妇’。她们就跟普通老人一样，就像是我们的家人，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苦大仇深。”这是郭柯拍摄时，那些老人们留给他最大的印象。

直到现在，郭柯依旧记得老人们热情招呼他们的模样。“会把家里的东西给我们吃，会担心我们那么多小伙子中午有没有好好休息。”于是，为了让老人家安心，后来他们在午休的时间就不去拍摄了，剧组一起休息到2点半左右再开始工作。“就像老年人看着晚辈一样，她也很爱护你。”

所以更多的时候似乎是我们，或者准确地说，我们当中那些善用媒体或者有话语权的人，认为她们应该是惨痛的、悲愤的。基于维护民族自豪感的需要，基于发泄民族主义情绪的需要，“慰安妇”这个词，便成为了一个最趁手的话语武器。

凡事皆有因果

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没有触目人心的画面，郭柯选择了一个更为温和的方式去叙述这个故事。这对于一部纪录长片来说是有一定风险的，大部分宣发公司和院线更看重的仍是片子的商业前景。但郭柯有自己的思量。起初他也想过要在“慰安妇”这个噱头上做些什么，但是随着与老人们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他发现这是一群需要他去尊重、去爱护的人，她们的乐观与善良让他想用一种她们觉得舒适的方式去记录下这件事。

“我觉得尊重她们要摆在最前面的，因为她们是长辈是老人，晚辈对长辈应该是这么个态度。”

这也是他想传达给观众的理念。面对这样一群人，你可以给予你适当的关注与陪伴，但无止尽的猎奇心理或是过度贩卖的怜悯和同情对于她们不会有任何帮助。

“我们其实也完全可以做到那样，让老人们说出那些残忍的经过，把片子拍得很“血腥”。但我会想，将来有人看到这样的片子，他们会怎么想？或者过个5年、10年我再去看，我心里会想‘原来你就是那样的人啊’。所以你是一个什么的心态去面对他们，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一个导演是怎样看待这个故事的，很大程度地影响着观众看待这个事件的角度。当作品面向大众，而不仅仅是个人情怀的满足时，这是必然要去考虑的。郭柯觉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很重要。

但如果除去了“慰安妇”这顶她们被强扣上的“帽子”，这样一群老人还有记录的意义吗？

对于我的疑问，郭柯认为，其实凡事都是有因果联系的，她们的经历是一道不可磨灭的印记，生活中的种种细节就足够说明一切。“就像数数一样，我不用告诉你一二三四了，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就从五开始讲，讲五六七八九，讲她们的现在时。”

片子里，有些老人家的家里挂有毛泽东主席的画像，在她们的眼里毛主席是带领着她们逃脱厄运纠缠的人，是带她们走向了新生活的人。湖北的毛银梅老人原名朴车顺，她的姓便是后来跟着毛主席改过来的。“我爱毛主席，他爱我们，我们也爱他。”

郭柯还回忆到说，当时有个老人问他：“现在是谁在当毛主席？”在她们的眼里，毛主席是一个世代传承的职位，能够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人都是“毛主席”。一切都显得那么理所当然。

还有一些老人会在不经意间说起了日文的问候语“你好”和“请进”；92岁的韦绍兰老人还笑着唱起了山歌：“天上落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通过一个个细节的刻画和展现，郭柯不仅拼凑出了当下慰安妇幸存者们的生活状况，更展现了她们那代人当时对于中国社会的普遍认知。

“我们更多的是想在片子里边通过内部的东西去做一些处理，去把老人们通过某些点连接起来。”

“我只是跟着自己的感觉在走”

郭柯平日里是个喜欢安静的人，不太爱说话，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的独处。

最初想要拍摄这个题材是因为他在微博上看到过一篇介绍韦绍兰老人的文章《一个慰安妇生下的日本孩子》，他觉得，自己能被这个题材所吸引“是顺其自然的”，与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但相比起如今性格里的沉稳，郭柯年少时则显得叛逆多了。上初中的时候，成绩差，爱捣乱，高中甚至还辍过学。

正是因为这样的反差，郭柯觉得其实一切都是缘分。他小的时候从没想过自己长大了会去拍片子，他觉得“这都是老天爷给安排好的。”谈到关于未来的想法，他表示并不喜欢特意去规划什么，

“把当下的事儿做好以后，下面该做什么自然而然便会来了”。

在拍摄《二十二》这部纪录片的前几年，其实郭柯很少拍东西了。“我不是说不想拍，但还是想跟着自己的状态走，不用那么急功近利。”如今面对片子给他带来的荣誉和好评，他已经不太在意了。“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我只是跟着自己的感觉在走，这就够了。”

对话郭柯

广州国际纪录片节：

在拍摄的时候肯定会有比较动情的时候，您是怎样处理自己的情绪的呢？

郭 柯：

控制吧，不要自己陷入故事里面。不要把她们的身份摆在太前面了，不然拍她们的角度就会不一样。尽量不要想她们是“慰安妇”，多去观察她们的生活，多去捕捉她们的生活细节，然后在访问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尽量跟她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多关心一下她们之后的生活和现在的一些心理状态。

广州国际纪录片节：

那会不会觉得即使没有我们的关注，她们一样可以过得很好？

郭 柯：

当然了，老人过着她们的生活，该怎么样怎么样，老人他过着自己的生活挺好的。大家老是在某个节点，在某个纪念日的时候老是要把他们弄出来，这种行为或者这种做事的方式我觉得还是要思考一下，到底对与不对。

广州国际纪录片节：

那这种关注对于她们有好的一面吗？

郭 柯：

比如现在很多大学生或者志愿者，他们就去老人的家里面陪着她们，我今年春节去的时候就发现有好多广西本地的也有外地的，他们就去老人家里边去住几天，就陪着她，帮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挺好的。

广州国际纪录片节：

您会在意别人对您片子的评价吗？

郭 柯：

我肯定也会去看别人怎么评价嘛，但是能影响我吗，我觉得不至于吧。因为毕竟现在也30多岁了，也有一定心理的承受能力，也没关系。再说了，我只要时刻想着当初拍的时候不是要给大家看的，就能调整一下，自己心态自己调整嘛。至少我对老人的态度，我觉得这一点将来我也不会遗憾，这一点我觉得做到了就挺好。

所以大家怎么去怀疑也好，网上怎么去评论也好，我都能去接受。因为毕竟只有我跟她们相处得时间比较长嘛，我能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大家可能也没见过他们，通过一些初步的了解，当然会从一个导演的角度去评判。你的能力不行啊，你的手法有问题啊，我觉得都没问题。

广州国际纪录片节：

《二十二》这部影片的上映计划安排在什么时候呢？

郭 柯：

8月14日公映，7月7日開始提前點映。近3万民众众筹100万宣传发行费才得以公映，所以我们很珍惜此次机会。

文 / 郭瑾

编辑 / 黄炜婷

一

看完《二十二》，影片结尾，有一位老人的话是：谢谢你们。

我感到挺惭愧的。我认为自己平时在好好工作、努力生活，但这一刻，我觉得自己有罪。

对这群人经历的苦难，我曾视而不见。我不是第一次听说“慰安妇”了，但我从来没有好好看过她们的生活，看她们如何度过劫难后的漫长岁月。

而且，她们正在迅速地离开这个世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也许是出于相似的感受，同场的观众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在电影落幕后就离场。

正片加上字幕，总共99分钟。最后4分钟是满屏滚动的名字，32099个。他们是为这部电影众筹了发行资金的人。这本来是挺无聊的画面。

但大家看完了所有名字，听完片尾曲，没有人说话。灯亮了，好些人还在位子上发怔。

因为残忍，一些人曾回避这个群体。更多人选择忽视。

于是，电影结束，很多人都产生了和我一样的愧疚感。愧疚感源于忽视，源于看见了，却什么都做不了。

以下有电影内外的一些经历过那场劫难，幸存下来的老人故事。随着时间，她们在一个接一个离开。面对这些一天天消失的名字，现在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知道她们，是看见。

是让更多人知道和看见。

没想到日本人老了，连胡子也没了

王玉开 （1920—2013）93岁 海南

第一个故事，我想说说王玉开。

她晚年一个人生活，住在山上。

日本鬼子来扫荡那天，她正和丈夫在家做饭。在厨房，她被三、四个日本士兵围住，轮奸。丈夫被绑着手脚，吊在门口，目睹妻子被侮辱。

之后，王玉开经常被日本士兵拉到据点。

一位日本志愿者米田麻衣，后来见过王玉开。她给老人看了日本军人老了的照片。本来以为老人会咒骂，结果王玉开只是笑着说：“没想到日本人老了，连胡子也没了。”

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着这条命来看

韦绍兰 （1920—）97岁 广西

今年，韦绍兰97岁。

《 二十二》里，她的一句话打动了很多人：“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着这条命来看。”

5年前，郭柯就知道了韦绍兰。当时他拍摄了《三十二》，那一年，全国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人数是 32。

韦绍兰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30 元，她最爱吃白菜，因为白菜便宜。

但拍摄《三十二》的那个冬天，省吃俭用的韦绍兰却给了郭柯一个 100 块的红包，像家里的奶奶：“给你们妈妈买点糖吃。”

韦绍兰是 1944 年被日军掳到慰安所的，去的时候还带着女儿。3 个月后她逃回来了。丈夫说，你还晓得回来啊。她 3 个月没哭，这一刻哭了。

婆婆却说，不是她学坏，是日本人在山头拿到她的。

又过了 1 个月，韦绍兰发现自己怀孕了。想死，喝农药。被邻居救下来。还是婆婆劝她，死什么，不管是男孩、女孩，生下来。

1945 年，日本人投降的那一年，他生下了儿子罗善学。这个孩子从小被人指着说是日本人。谈过 6 个姑娘，最后终身未娶。

韦绍兰曾参加过东京“战争与女性暴力和平资料馆”的公开活动。活动上，她痛哭不止，却没有停止陈述。

从 1995 年起，中国大陆有 24 位“慰安妇”幸存者，在 4 个起诉案中控告日本政府，全部败诉。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曾统计，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20 万以上的中国妇女被迫沦为日军的性奴隶。

郭柯在拍摄中，对慰安妇们的苦难有想象。但有些东西还是出乎意料。

他问过韦绍兰和罗善学同一个问题，将来会怎样。

罗善学说，之后病了没有人端水，就喝农药去死。

韦绍兰却讲，“我还没有活够，这个世界红红火火的。我要留下命来看。”

郭柯不再刻意和这些老人聊那段最悲惨的往事。这些幸存者也像我们家里的长辈一样喜欢回忆，但更多是回忆小时候。

有一次，韦绍兰讲起了还是姑娘家时，她经常上山放牛，爱唱山歌。讲到这段，她笑得像小孩子一样。

那首歌是这样的：

“日头出来点点红，照进妹房米海空，米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不愁穷。天上下雨路上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

郭柯觉得这首当地山歌，就像是韦绍兰自己的生活。

这一生过后，再也不想投胎了

毛银梅 （1922-2017.1）95岁 湖北

现在住在湖北的老人毛银梅不愿意回忆慰安所的事，提到就一直哭。哭完了，又像想起什么，自顾自用日语说“欢迎光临”、“请您上楼”，说的时候她微微弯腰，脸上是类似微笑的表情。

她是朝鲜人，原名朴车顺，1943年，18岁，被骗到了中国的慰安所。她打心里感谢毛主席，所以逃出来后，给自己取了中国名字毛银梅。一起被骗来的朝鲜姑娘，两个跳江死了，一个因为怀孕被日本兵拉去打胎，一去不回。

她已经不太认识韩语了，但依然会唱韩国民歌《阿里郎》。唱歌的时候，她安静地坐在门口的木椅上。声音悠长。

她还爱摘栀子花，桶里盛水养着，一朵、一朵地分给摄制组成员。

年轻人离开的时候，她会难过的抹泪。有人来看她的时候，她开心得像小孩。

毛银梅没能在电影院里看到自己，今年1月18日，她去世了。

在过去的采访中，她曾说，这一世过后，再也不想投胎了。

她一生没法生育，养过很多野猫，五条狗

林爱兰 （1925–2015.12） 90岁 海南

关于慰安所，林爱兰不想多说。她有另一段让自己骄傲的经历：当过红色娘子军，用枪打死过日本人，得过两枚抗日奖章。

晚年她住养老院，房间的墙上挂满了刀，床上爬满蚂蚁。她说挂刀是想在小偷来的时候砍小偷。说这话时铿锵有力，但实际已经腿脚不便，走路都要倚着椅子。

在奖章不见时，她着急了，怀疑是一个村民偷的。第二天，摄制组帮老人打扫卫生找到了奖章。林爱兰不好意思地笑了，特别羞涩。

一提起母亲的死，她会忍不住哭：“他们（日本人）把我妈绑住扔河里，我想到这个就心痛。把我母亲绑住手脚扔到河里，让水冲走了。”

从日军那里逃脱后，林爱兰再也没有嫁人。她一生没法生育，养过很多野猫，五条狗。

她在2015年年底去世。

是日本人抓你去的，不是你自己要去的，日子该怎么过怎么过

李爱连 （1928—）89岁 山西

家在太行山的李爱连是在新婚之后被抓到慰安所的。丈夫是游击队员，也被日本人被抓了，别人劝她改嫁，她不听。

老了之后，李爱连还是爱笑，看见孩子、野猫都会笑。

但想到已经过世的丈夫，她会忍不住流泪。从慰安所回来后，她被人非议。丈夫却说，是日本人抓你去的，不是你自己要去的。日子该怎么过怎么过。

在一个下雨天，李爱连终于愿意直接讲述那段往事。日本人曾饿了她三天三夜，最后扔给她一堆大葱，她连吃了8根，吃得胃火辣辣地痛。落下了胃病。

最后，郭柯却没有把这段回忆剪到成片里。

她喜欢坐在家门口晒太阳，让暖暖的阳光照到脸上

王志凤 （1928—）89岁 海南

王志凤笑时一双眼睛眯起来，能看得出年轻时她的美貌。小儿子曾不止一次问她：爸爸条件这么差，你为什么要嫁？她说：被糟蹋过的女人，没有大户人家瞧得起。

16岁时，她外出捣米，碰上了日本兵，被抓了慰安所，白天挖战壕，夜里做慰安妇。虐待和殴打下，她很快染病、身体溃烂。父亲的兄弟们凑钱把她赎了出来。

从1939年到1945年，占领海南岛的6年里，日军设立70 多个慰安所，有慰安妇数千人，她们大多病死、自尽、被杀，战争结束时，仅剩不到 100 人。王志凤是幸存者之一。

因为那场劫难，她右腿腓骨上至今还有一道十几厘米长、两指宽的白色伤疤，夜里经常痛。

图片来源：成都商报

她恐惧出门，在生产队干集体活时，只要天稍擦黑，她就要等别人同路才敢回家。即便出门，也不敢和别人说话。

小儿子放弃了在外打工的机会，专门回家照顾她。

王志凤现在喜欢坐在家门口晒太阳，让暖暖的阳光照在她脸上。

她五官端正、鼻梁挺直，可以看出年轻时很美

何玉珍 （ 1921—2014.11） 93岁

网上有一张照片，是2014年12月2日，韦绍兰望着何玉珍的遗像。

当年，她们一起被日本人抓走。40多天后，何玉珍趁着鬼子睡熟逃走。战争中，何玉珍的丈夫被征兵后一去未回，母亲哭瞎了眼，弟弟精神失常上吊自杀。

这一生唯一的安慰，就是改嫁后丈夫对她不错，抱回来的儿子也孝顺——大部分慰安妇因为身体遭受严重伤害，终生无法生育。

曾走访慰安妇的作家段瑞秋第一次见到何玉珍时，她看到：“她五官端正、鼻梁挺直，可以看出年轻时的美丽。但深陷的眼窝里，眼光疲倦，已有老年痴呆的症状。”

她美，这让人更难过。2014年年底，何玉珍去世。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一张桌子和一张孤零零的遗像。

影片公映的前一天，海南的黄有良老人去世，她是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郭柯拍摄过的22个老人，现在减少到了8位。

这是“最残酷的倒数”。

《二十二》的开头是追悼会，结尾是葬礼。她们一一离开，镜头里只留下白雪覆盖的空空的大地。

那个白茫茫的镜头，给人深深地无力感。她们一天天离开，我们不知道能做什么。

但因为人们的这种愧疚感，变化似乎也真的在发生。

大概一年多以前，上海“海乃家”慰安所遗址面临拆迁，附近的中学生接受采访时还说：不是很光彩，还是不要特别了解比较好。

但今天，《二十二》上映的第一天，我朋友中午买票时发现，附近晚上有场次的影院都满座了。

导演郭柯告诉我，他本来对这部电影没有任何预期：“谁都不敢想，这些宣传是钱做不到的。”

紧迫感在我们之间蔓延，再不去看就来不及了。“遗忘历史就等于背叛。”

虽然“看见”只是第一步，感到惭愧只是第一步，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二十二》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回望的视角，不是悲愤和仇恨。而是克制着去看，是深情地凝望。

有些人希望她们被遗忘，那些不道歉的人。

连我们也差点忘掉她们。

赶在所有名字消失之前，你看见了吗？

题图来源于正版图片素材网站：图虫创意

要看见，要温柔，要记得。

我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在电影院里看一部没人聊天、没人看手机、没人吃东西的电影了。

我想很多年后，我还会记得这一场电影，记得那个无声的下午，记得那种浸泡在冷气里的安静，安静到可以听到喘息声、叹气声，可以听到隔壁的《战狼2》，还在连连的炮火声中向新的票房记录冲刺。

这部电影，是《二十二》。

它是一部关于「慰安妇」的纪录片。

为什么叫二十二？

这个数字，不是年龄，而是人命。

在抗日战争期间，至少有20万的中国妇女被日军俘虏，沦为性奴。

到2012年，幸存慰安妇的数量已骤减至32位，同年，导演郭柯拍摄了一部纪录短片《三十二》，首次将镜头对准这个敏感的群体。

到2014年，幸存者继续减少，仅存22位，于是有了郭柯的这部纪录长片《二十二》，这也是首部在国内公映的「慰安妇」题材电影。

而到上映后的今天，你知道幸存者还剩下多少吗？

8位。

是的，只有8位了。

可以预见的是，这个数字不会停下，仍将继续减少。直到某一天，它会停在一个永恒的数字上，不再变化。

那个数字，是：0。

而趁着数字还没有归零的时候，记录那些无法用数字衡量的「生命的温度」和「记忆的分量」，就是《二十二》这部纪录片最大的意义。

话不多说，我们先静静端详这些面孔：

在她们的脸上，你看到了些什么？

苦痛？惆怅？抑或天道不仁慈？

很惭愧，我很想一一记下她们的名字，但此刻写下这些文字时，竟还是忘了。

失忆，是罪过。

我只记得那个叫毛银梅的韩裔老人，十几岁时与亲人离散，后被日本人带到中国，谎称是去工厂做工，实际骗到战区，做了慰安妇。

镜头前，她说起那些几十年没有说过的日本话：“欢迎光临！请进！请坐！”这些都是日本人教给她迎客的敬语，这么多年过去，还是记得那样清楚。

战后，她逃到了湖北孝感，再没有回过故乡。可是，她最爱唱的还是故乡的小调《阿里郎》，用她那苍老的声音：“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呦，我的郎君翻山越岭路途遥远。你真无情啊，把我扔下。出了门不到十里路你会想家。”

她还说，这是一首情歌，讲的是爱人要离开了，妻子不愿他走。

我还记得那位叫林爱兰的老人，这么大年纪了，脸上还是写满了倔强。

当年，她被日本军官抓去，逼婚，她佯装同意，却伺机报复，后被送进了慰安所。

做了慰安妇的她，仍没有放下这份倔强。直到受尽折磨，失去生育能力，还被日本人挑断了腿筋，成了残废。那一年，她还不到18岁。

被解救后，她一生未嫁，回到老家，独自住在养老院。因为行动不便，她每天的生活，就是坐在门口张望，从上午坐到中午，吃午饭，再从午后坐到晚上，吃晚饭，回屋去睡到天亮。

见到电视上播出日本兵的画面，她还是会操着临高话破口大骂；她最珍惜的东西，是一枚抗战胜利60周年的纪念章，为了保护它，老人在床头挂了一把刀，说是“如果小偷进来，我就拿刀砍他。”

倔强的性格，还是没变。

我还记得那个叫李爱连的老人，笑起来特别慈祥，就像是邻居奶奶一样。

17岁那年，她被来村里扫荡的日军抓去，关进了慰安所，受尽屈辱。

如今，她在老家，和儿子儿媳同住。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和小孙子一起看电视，看《西游记》，一遍遍地看，还是看不烦；她还收留了很多流浪猫，就放它们在院子里，每天，她还会按时喂食，按儿媳的说法：“她把最好吃的，都给猫了，猫不吃的，才自己吃。”

老人也不争辩，指着一只黑黄斑纹的猫，说道：“你看它那肚子，鼓鼓的，准是怀了猫仔儿。”

就是这样，所有伤痛、所有苦难都隐没在日常生活里，不见踪影。

这也是我看这部纪录片时，最深刻的感受。

它本可以把伤口撕开来，供猎奇者赏玩；本可以故意挑起仇恨，为民族主义寻一个爆发的支点；它更可以把那满身血污的往事一一历数，赚尽泪水。

可是，通通没有。

我们在镜头中看到的，更多是沉默、是背影，是时间静静的流逝。

正如海报上的四个字：深情凝视。

或许，这是我们面对一份过于汹涌的悲情时，仅有的一种注视方式。

不施舍，不冒犯，只是温柔地陪伴。

这是作为另一种幸存者的我们，理应保有的一点慈悲。

时间无情地走啊走，走过门前的那棵大树，留下细细碎碎的剪影；走过青烟缭绕的山村，种下青草与荒草；走过看不见的风，走过听得见的雨；走过所有沉默的人，看她们坐在黑暗里，静静耗干残存的年华。

我很庆幸，这部电影在所有该沉默的时候，都坚定地选择了沉默。

比如，在毛银梅老人讲到日本人犯下的罪行，回忆到了深处，她突然摆手说，“不讲了，不想讲了，我身体受不了。”

于是，镜头就随着她一起沉默。

比如，在林爱兰老人，讲到自己是怎样眼睁睁看着母亲被日军绑住手脚，扔进湍急的河流，突然痛哭失声。

没有人再追问，而是和她一起流泪。

还有，当李爱连老人抱怨起其他记者，“每次问那些问题，都当着我的儿媳孙女，我怎么说得出口。”

或是说起，“17岁以后我再没说过这些了”。

那一刻，你就会明白，原来，你所期望的「讲述」，对她们已是「残忍」。

看到很多影评人，都在说这部纪录片素材太少，对人物挖掘不够，或是主题不够深刻…

站在绝对理性的角度，这些问题我都承认。

可是，这一次，我却没办法苟同于理性。因为我觉得这世上还有一种东西，比理性更可贵，那便是懂得在什么时候，暂时放掉理性。

理性，或许可以触及真相，可以追逐真理。但是，理性，也可能咄咄逼人，成为二次伤害的制造者。

过度的理性，就不再是真诚，而是冷漠。

本片的剪辑顾问是廖庆松，他是侯孝贤的御用剪辑，曾经剪过《童年往事》《恋恋风尘》《悲情城市》《刺客聂隐娘》等影片。

在看过粗剪的影片后，廖庆松不太满意，奉劝导演，“你要改一改，加入一些史料进去，否则很难打动人。”

但郭柯仍然坚持，“廖桑，我就是一个30多岁的新导演，我就想要这样一部影片。你就当年轻人犯错，你帮我‘错’得浪漫一点吧。”

最终，廖庆松妥协了，他选择放下自己的理性，尊重一个年轻导演的选择。

这才有了这样一部特别的纪录片。

而作为一个观众，我也只想静静欣赏这部电影。欣赏那一幅幅沉默的画面，欣赏那一个个欲言又止的时刻。

只见镜头不断地横摇，扫过光影斑驳的墙，最后停在她们的脸上。那些脸孔，已被岁月雕刻得如此趋同，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时间留下的痕迹，甚至是，时间本来的样子。

难道，你从这些沉默里得到的真相，还不够多吗？

难道，你从这些皱纹堆累的脸上，还没有看到关于「活下去」的永恒真理吗？

在影片的最后，这些老人留下了她们的话。

其中最为动人的一句，是韦绍兰老人说的：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黑底白字，亮堂堂地印在屏幕上。

我盯了许久、许久……直到闭上眼，还能看见它们。

采访|袁贻辰　编辑|丛玉华

这是冰点特稿第1064期，发表于《中国青年报》2017年7月26日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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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同事，本文作者写作此篇的感想，经允许转发朋友圈：

专访一年前和郭导第一次见面时，我还不理解这段克制内敛的拍摄日常，我心里会嘀咕，采访拍摄慰安妇，不就是应该记录那段过去，像一段历史橱窗一样保留下来吗？

一年后，片子走完了电影节，经历了众筹，好事多磨终于眼看就要上映，再去聊这段故事，时间拉近了距离，也稀释了隔离感，慰安妇的痕迹越来越淡，亲切的老人形象越来越凸显，大起大落的历史被一个更宏大的主题所涵盖：活着。

在我们的设想里她们一生都被苦与暗所笼罩，但事实可能是跨越七十余年对甜和光的追寻，用一双有温度的眼睛去看，会被大量琐碎的采访细节感动，会被一部“一点儿也不精彩”的纪录片惹得掉泪

很希望能为这部片子做点什么，下个月十八号上映，一定会再去支持。希望此刻看到文章和这段漫长无比转发词的你们，也能走进影院，去静静凝视那群陌生又熟悉的，奶奶。

▎王志凤、符美菊、李美金三位老人在一起

原文如下（ 全文共8792字，阅读大概需要16分钟）：

导演郭柯的镜头一直在追赶时间：几年前，他拍了一个“慰安妇”的故事，以《三十二》命名——当时全国仅有32位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

　　两年后，这个数字减少到22。他把镜头对准了这22位慰安妇，片子取名《二十二》。

　　如今，这个数字减至9。他很清楚，这个数字最终会成为0。

　　22位老人极其珍贵的影像资料，被外人期待为“历史的橱窗”。可真正看到这部“没有冲突”的片子，观众才恍悟，相比那段历史的“暗”、“苦”，她们穷尽余生在寻找“明”、“甜”。相比宏大的“历史”，有一种更宏大的主题：活着。

　　镜头里的这22张“沟壑纵横”的脸庞，像极了我们身边的老人。

　　林爱兰的腿抬不起来了，抗战期间曾被强抓进日军慰安所的她，如今瘦小的身子陷进了一张粉色的塑料椅子。海南农村，暴雨和艳阳不断切换，这位慰安妇幸存者日复一日抬起“面条粗细”的胳膊，一点一点挪动椅子到门口。她收养的子女都大了，走远了。

　　两次被抓进日军慰安所的李爱连把过去压在了最深处。她会留意院子里的野猫是否吃了饭，自言自语问小猫“你咋一个人来了呢？怎么没带上你的孩子啊？”她不愿提起那段“珍贵”的历史，“17岁以后我再没说过这些了”。

　　韩国老人毛银梅似乎已经接受了遗忘。幼年流浪的她被骗到日本人在武汉开设的慰安所，在那里度过了4年。70余年过去，住在湖北孝感农村的老人说一口流利的湖北方言，不太能看懂韩文了。在慰安所的4年像是被橡皮擦去了，她对着郭柯的镜头说：“我记得一点，不记得一点。”

　　片子里全是大段大段日常生活“乏味”的镜头，看不出历史的“大风大浪”。

　　与老人相处的时间越长，这个擅长拍摄“剧情跌宕起伏”的导演，越来越难开口要求老人讲述“故事冲突”了，“她如果是我奶奶，我能问你是怎么被强奸的吗？”这个年轻的80后导演说，“其他东西都不重要了，首先得尊重她。”

　　机器就那么静静地转着，沉默、平静、琐碎的日常被装进了片子。镜头扫过海南的酷暑、桂林的秋叶、太行山的飞雪，时光不断流逝。

无聊不就是他们的真实状态吗？为什么要假装热闹？

　　一把把菜刀、水果刀、镰刀，挂在当时89岁的林爱兰的房间里，长的、短的，锋利的、钝的，这名慰安妇老人用各式各样的刀隔绝了自己和外界。

　　曾有媒体报道：林爱兰在抗战时期被日军抓进慰安所被强奸，一生无法生育，之后加入“红色娘子军”上阵杀敌。几十年后的今天，林爱兰被仇恨笼罩，她做梦都在“砍日本鬼子”，家里挂满的刀则是准备用来和日本人决一死战的。

　　导演郭柯找到这位老人时，老人独自住在养老院的小房间里，海南的气候潮湿闷热，她却一个礼拜不换衣服。镜头一点点拉近，再拉近，这个逼仄的小房间里，成群的蚂蚁从床上经过，老鼠屎散落在枕头、盆子、柜子的各个角落。

　　郭柯问老人，为什么要挂那么多刀？

　　“因为小偷很多，他们如果来偷东西，我就拿刀砍他们。”端碗米饭都会颤颤巍巍的林爱兰很认真地回答。

▎林爱兰老人

　　没有控诉、生活平静、难见眼泪，当了十几年副导演的郭柯感觉，自己似乎触碰到了一个更真实的慰安妇。

　　当镜头转移到几千公里外的山西太行山，平静无聊仍占满了画面。李爱连老人是难得的“话匣子”，她挨个问摄制组成员都是哪儿的人，还和年轻人讨论衣服的款式。老人每天生活的大事是喂猫，村里大大小小的野猫都会在饭点凑到这里，老人边撒猫粮边和儿媳妇讨论，“这猫腰粗了，怕是快生了。”

　　郭柯想找到慰安妇老人应该有的“特征”，可相处越久，老人越亲切，每天看到自己就问“吃了吗”。镜头里，历史仿佛只停留在她们布满皱纹的脸上。

　　镜头不断拉远，李爱连靠在炕上安静地看电视，几个小时一晃而过。郭柯坐不住了，他搞不懂，“这些老人真的经历过那些事情吗？”

　　镜头扫到海南的农村，慰安妇幸存者李美金和全村的老人在榕树下乘凉。郭柯透过镜头看过去，老人的面孔都太像了，“都那么平静、苍老”，他找不出哪一位才是慰安妇幸存者。

　　镜头还抵达了湖北孝感的农村，背井离乡的韩国人毛银梅在中国生活了70余年，她不像“被国仇家恨笼罩”的老人，时间似乎稀释了一切。当时年过九旬的老人，只依稀记得几句韩语，她的日常是搬着小板凳，靠着墙壁，静静地发呆。一旁，重孙们正玩着电子游戏。

　　她悄悄跑到地里干活，可是，她太老了，老到已经扛不起锄头、背不起麦子了，她对着镜头揪自己的手背和脸颊。老人的皮肤很松很干，“没有血了，活久了活久了，是个废人了。”

　　片子拍到尾声，几乎全是“无聊”的日常，还有老人的叹息声和笑声，“这是一部关于慰安妇的纪录片吗？”郭柯很没底。

　　“无聊不就是他们的真实状态吗？为什么要假装热闹？”拍了十几年剧情片的郭柯说服了自己，他决定剔除掉一切来自想象的“矛盾”和“冲突”。

　　这个年轻的导演说，自己认清了一件事，“电影可以设计、可以构思，但生活永远是无法想象的。”

镜头慢下来后，那些历史的隐痛就露出来了

　　镜头里，有人让老人毛银梅进屋拿个杯子，她却听成了被子，嘟囔着“拿不动啊”，缓缓起身到卧室抱起了被子。这个喜欢背着手遛弯的老人，会去房子边的沟渠掏树叶，会摘下新开的栀子花摆在床头，满室清香。

　　韩国驻武汉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送来贺卡，可毛银梅拿着贺卡却认不出上面的字，她呆呆地看了半天。她把贺卡拿反了。

　　那段“历史”的痕迹只在不经意间流露。来了客人，“欢迎光临”“请进”“请坐”……一个接一个的日语单词从毛银梅嘴里蹦出来。

　　毛银梅还会唱朝鲜民歌《阿里郎》和《桔梗谣》，但她对着镜头说，当初离开韩国时的情景记不太清了。她只记得分别是在火车站，战争年代，一切都是乱哄哄的，母亲在火车上，她在月台上跑啊跑，可怎么也追不上。有人从火车上扔下食物，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冲过去捡起来大口大口地吃。

　　“都过去了，不说了，不说了。”这个90多岁的老人哭了。

▎毛银梅老人

　　郭柯发现，当镜头慢下来后，那些历史的隐痛就露出来了。他去寻访这些慰安妇老人时，只有村子的地址，可几乎每次到了村子后，所有的村民都知道外人为何而来，能准确无误地指出老人的房子。

　　采访时“刀枪不入”的林爱兰提起日本人都是面色如常，可话题一转到亲人，林爱兰就开始抑制不住地哭泣。她的手紧紧抓着那个粉色塑料椅子，哽咽着告诉摄制组，当年，她的母亲被日本人抓住，被绑起来，然后扔进了河里。很快，还未满20岁的林爱兰也被日本人抓住，被送进了慰安所。

　　越来越慢的镜头里，老人向郭柯展示着自己最难以示人的那段历史。

　　郭柯说，作为一名合格的导演，那个时候其实他应该高兴，毕竟“终于得到了想要的故事”。可实际上，那一刻的他很难受，他觉得自己离这些老人已经很近很近了，听她们讲那些伤痛，就像是自己的奶奶经历了一样。

　　李爱连已经彻底不把摄制组当外人了，老人午睡时会邀请组里的姑娘一起上炕，每天天不亮起床，给摄制组炸馒头片。

　　毛银梅院里盛开的栀子花味道清新，摄制组的人也很喜欢。老人从树上摘下大大一把，挨个分给摄制组的成员，有摄影师扛着机器腾不开手，老人就拍拍对方的身子，让壮汉微微蹲下。毛银梅踮起脚，把栀子花别在摄影师衣服的口袋上，然后站在一边，“嘿嘿”笑。

要活下去，就不会常常舔舐伤口。苦水往回倒，那才是真正活着的感觉

　　从酷暑到初秋，郭柯和30人的团队乘飞机、火车和汽车，和22个老人都见了面。或长或短的拍摄过程中，他发现，老人身上的共同点很多，比如平静、善良和乐观，以及面对镜头的习以为常。

　　出发前他想过如何在不伤害老人的前提下提问并完成拍摄。但事实上，当机器出现时，有老人挺直了腰，“正襟危坐”，嘴里冒出来的是“我不原谅日本人，我要他们认错”。那些长枪短炮，老人似乎都很熟悉了。

　　拍摄后期，李爱连告诉郭柯，以前来采访的记者太多太多了，可她“没有讲实话”。

　　“他们每次问那些问题，都当着我的儿媳孙孙，我怎么说得出口。”老人说。

　　出发以前，郭柯还上网搜索过慰安妇的相关资料。可当他点开搜索页面，出现的全是一个形象——仰拍的一张正哭泣着的苍老的脸，照片说明字里行间都是仇恨。

　　他很痛心，很多老人被这种形象绑架，像复读机一样，对着不同媒体说着同样的、“记者想要的料”。

　　“其实她们的生活早已归于平静，如果远远地看，她们的生活会每天都带着恨吗？”郭柯觉得，“她们有自己的方式去消化这些历史，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不断地在对老人进行二次伤害。”

　　他以前不明白，拍摄慰安妇不就是该让老人提那些过去吗。可几个月近距离的拍摄，让他发现，老人要活下去，就不会常常舔舐伤口。

▎郭柯和韦绍兰老人

　　在海南的拍摄过程里，摄制组遇到了日本志愿者米田麻衣。她是个在海南师范大学求学的日本姑娘，因为被慰安妇老人的故事所震动，时不时探望老人，为老人购置药品和营养品。

　　曾经有一次，米田麻衣拿着一位日本军人的照片给一位慰安妇老人看，她以为老人会生气，可老人竟然笑了，“日本人也老了，胡子都没了啊。”

　　米田麻衣对着郭柯的镜头留下了眼泪，“她们心里的伤口很大很深，可还是对人很好。不管是对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这个日本姑娘说，“如果我经历了这些事情，可能我会恨死那些人，会恨一辈子，甚至可能自杀。”

　　郭柯懂老人的选择。韦绍兰1944年被日军掳走，送至马岭慰安所。3个月后，她好不容易趁日本士兵打瞌睡逃了出来，却发现噩梦并未结束。

　　一回到家，她就哭了，丈夫却说她“到外面去学坏”。婆婆和邻居都劝丈夫想开一点。丈夫还是过不了这坎儿，躲着她一个人跑到山后去砍柴。

　　她喝药自杀，被救回来。那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老人说，那时候“泪都是往心里流的。”

　　那个有着日本血统的儿子罗善学开始学会了认命，他没上过学、一生未娶，谈了6个姑娘，女方就算同意，家里人也不会同意。36岁的时候，他决定看一辈子牛。从小到大，就有人指指点点说他是“日本人”，这三个字，“背了这一辈子，坏了这一辈子”。

　　如今，这个“日本人”已经70多岁了，他还记得同母异父的兄弟是如何把自己关在家里，叫嚣着“我要买凶杀了你这个日本人”。他说，自己对未来没啥期待了，只希望自己快死的时候，“能有哪个人来管我一下就行了”。

　　“如果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我就喝农药死掉。”他说。

　　郭柯很触动。他很清楚，这些老人只有把这些苦痛压到心里最深处，才可以继续生活。这些苦水往回倒，才是真正活着的感觉。

　　镜头里的李爱连总是笑，对孙儿笑，对郭柯笑，对野猫也笑。可提起自己的丈夫，她哭了。抗战胜利后，她从慰安所回家，丈夫告诉她：“从今往后，我们该怎么过就怎么过，是日本人抓你去的，不是你自己要去的。”

　　她的丈夫已经去世好几十年了。老人一直把这段经历埋在心底，前些年很多民间团体上门拜访，李爱连每次都摆摆手，说自己怕给子女丢人，什么也不会讲，“让他们走吧”。儿媳劝她，“这些事情不是发生在你一个人身上，不用不好意思，那不是你的错。”

　　毛银梅已经记不得韩国家乡的事儿了，她不愿意回国，“都没亲人了”。她说，从慰安所出来以后，自己就不用韩国名字朴车顺了，她开始叫“毛银梅”。“因为毛主席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现在的日子，我想跟他一个姓。”

　　后来，她遇到了自己的丈夫。丈夫从未嫌弃过毛银梅慰安妇的身份，和她恩爱几十年。老人说，丈夫最爱的，莫过于那白色的梅花了。

把这些老人当作亲人去看待，你的拍摄就有了分寸，问题就有了底线

　　如果说还有什么能拨动这些耄耋老人的心弦，郭柯的答案一定是亲人。这些经历过伤痛、战乱、饥荒的老人在晚年轻而易举地被子女捏中了“七寸”。

　　摄制组的志愿者龙庆全程跟拍，作为团队里的“长辈”，她既是郭柯中学时代的英语老师，也代表摄制组和老人及家人沟通。她和一位慰安妇老人沟通拍摄诉求，对方告诉她，自己恐怕不能接受拍摄。原因很简单，“如果我说了，我担心我的子女不再赡养我了”。

　　还有老人跟龙庆哭诉，每次好心人来看她给了钱，总是第二天就被儿子拿走了。龙庆着急，她要替爱心人士给老人捐款。想来想去，她把钱塞进了老人的羽绒服里，这个口袋放一点，那个口袋装一些，可是塞着塞着她又想，老人年纪大了，怎么记得住钱在哪里。

　　志愿者龙庆停下双手，默默地哭了。

　　海南的一位慰安妇老人，初次见到龙庆时正嚼着槟榔，嘴里红红的，在一间破屋里卧床不起。龙庆等人为老人买了一把轮椅，老人坐上轮椅后出了小屋，旁边是儿子住的两层小洋楼，儿子默默地看着龙庆把老人推出去，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

　　天黑了，龙庆想回去了，可老人说，“再转转，再转转吧。”

　　郭柯觉得，这一切就像一个圆，身处圆心的老人往往早已平静度日，圆心之外的亲人、邻居甚至是大众却在源源不断地向老人投射伤害。

　　毛银梅把慰安妇的身份瞒了五十余年，甚至连她的养女都不知情。直到上世纪90年代，突如其来的记者才让养女了解了母亲的这层身份。

▎毛银梅老人和摄制组在一起

　　“社会上很多人叫嚷着日本必须认错、慰安妇好可怜等等，实际却对老人的生活情况一无所知。”郭柯很气愤，他认为这些人要么把老人当成了“历史证据”，要么就是站在高处的同情怜悯，自始至终，“我们没有真正敞开怀抱去接纳这些老人”。

　　“走不出这段历史的，不是这些老人，是我们自己。”他平静地说。

　　郭柯用了最克制的手法来拍摄，很多时候老人开始哭泣，他的镜头就拉远，飞到了天上和窗外，云静静地飘过，雨哗啦啦地落下。大段大段的空镜头和远景让这部片子变得“一点儿也不好看”。因为想一个不落儿地呈现22个老人，这部电影甚至被一些学院派批评“没有故事”“没有层次”“没有起承转合”。

　　这也许是全世界主角最多的一部电影。在95分钟时长的片子里，22位主角轮番登场，没有时间轴，镜头远远的，只来得及“深情地凝视一眼”。

　　从拍摄结束到现在，3年过去了。这期间，郭柯数不清自己经历了多少质疑。有投资人撤资，有发行方打退堂鼓，还有业界纷至沓来的批评。

　　一次，在一场传媒公司举办的小型看片会上，业内的编剧评价《二十二》：“从艺术创造的角度上看，即便是纪录片，也需要矛盾和冲突，也需要有情节。”

　　他们的意见，是否定的。

　　坐在角落的龙庆急得不行，她是外行，不敢发言，可她真的很想站起来，替自己的学生郭柯鸣不平。那些矛盾、冲突，其实都有。

　　在李爱连家拍摄时，某天，一场大雨突如其来，老人倚坐在炕上发呆。摄制组当即决定，人员清场，只留下摄像师和龙庆。摄制组决定试试看老人是否愿意开口。许久，老人小声问龙庆，门都关好了吗？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李爱连一边哭，一边说起了当年的遭遇。70多年前，日本人把她抓去后，饿了她三天三夜，到最后扔给她一堆大葱，那年只有18岁的她接过来连吃了8根，吃到后面胃已是火辣辣地痛，嘴却没停。

　　后来，她落下了胃病。

　　老人开始哭泣，还在断断续续回忆那个凌辱她的40多岁的日本人。龙庆对着老人无声地哭泣，耳机里传来郭柯的声音，“龙老师，可以了，停下吧。”

　　这段故事最终没有被剪辑到成片里。“把这些老人当作亲人去看待，你的拍摄就有了分寸，问题就有了底线。”郭柯说，自己很倔，在市场面前，他也曾自我怀疑过，但从没想过低头。

如果这是个错误，那就让它错得浪漫些

　　纪录片四处碰壁的那段日子里，郭柯曾不止一次地和龙庆说，大不了片子就作为资料片保存下来，30年后一定有它的价值。

　　其实，剪片子时，郭柯也有过挣扎。他那些“导演的臭毛病”时不时冒出来，让他纠结要不要剪出一部“有故事情节、有节奏感”的片子。

　　但他心里没底。他找到了知名剪辑师廖庆松，对方问他“你为什么要迁就观众？”

　　“你拍这个片子是为了什么？故事性吗？”

　　“你为什么要剪得有节奏感？她们的生活是有节奏的吗？”

　　郭柯觉得自己醒了，他决定彻底放弃历史画面和解说词，“如果这是个错误，那就让它错得浪漫些”。

　　剪辑团队翻来覆去啃完十多个硬盘，成片最终比粗剪版少了3分钟，却多了郭柯曾经想都不敢想的内容。比如，一个固定的镜头竟然放了一分钟，没有任何节奏可言。按过去，镜头对准5秒钟后，这个年轻的80后导演就打算切走了，“该考虑观众是不是烦了，该切个近景什么的”。

　　可是这次，郭柯突然觉得，“人的心灵没有节奏，就这样放着，让观众自己去体会吧。”

　　剪辑片子的几个月里，他发现自己能慢慢听懂广西话了。那个说着“眼泪都往心里流了”的韦绍兰在镜头前不止一次地说过，“世界真好”。

　　老人说，这世界红红火火的，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在残破的土房子里，老人收到了摄制组送给她的毛绒玩具。那是一只红色的小猴子，老人和郭柯都属猴。收到礼物的那天，老人一个劲儿地拨弄着小猴子的尾巴，笑着说“真好玩”。

　　快走了，龙庆担心老人会不舍得，可瘦小的韦绍兰只是站出来目送他们远去，表情“非常平静”。她还给郭柯发了4个包着100元钱的红包，“过年了，你拿着这个回去给妈妈买点糖果吃。”年关将至，拍摄结束后的每年腊月，郭柯和摄制组的代表都会来探望老人。

▎ 韦绍兰老人

　　拍摄林爱兰时，曾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当过红色娘子军的老人非常重视政府发给自己的奖章。一天，她告诉摄制组，自己的奖章被一个叫阿憨的村民偷了。她着急的样子让龙庆十分不忍，龙庆匆匆为老人寻奖章。

　　可是阿憨否认自己偷盗。第二天，摄制组帮老人打扫卫生，在一堆死老鼠的尸体里找到了丢失的奖章。老人笑了，“就像个少女一样，特别羞涩，特别不好意思”。

　　和奖章一起被发现的，还有老人珍藏的“美元”，版型比正常美元大了几号，龙庆笑了，她跟老人说，这美元是假的。林爱兰又笑了，脸窝深陷，还躲着镜头。一旁的龙庆觉得老人“内心其实也很柔软啊”。

　　奖章的故事代替对战争的回忆，和喂养野猫的故事一道挤进了这部95分钟的纪录片。郭柯说，自从2012年开始拍摄《三十二》以来，从来都不是自己在帮助慰安妇，而是老人在帮助自己这个毛头小伙成长。他越来越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了”。

也许有一天，自己会把那些框全部抹掉

　　郭柯眼中该做的事，就是让《二十二》走进院线，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看到。

　　他跑了一整年的电影节。他太穷了，总是让电影节主办方把返程票订到下一个电影节举办地的城市。全世界奔波一圈儿，片子获得2015年釜山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提名和2016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提名。在电影节现场，郭柯说：“谢谢你们的包容。”

　　俄罗斯著名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评价《二十二》：“是一部很温暖的电影。”2016年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将组委会“特别推荐奖”颁给了它，可是，这部片子在当时还是离上映遥遥无期。

　　一年过去，郭柯已经把能报名的电影节报了个遍，满打满算有好几十个。新的一年，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可他还想再为电影做点什么。他还记得，在一个国际影展上，一位日本记者携全家观看了这部片子，他告诉郭柯：“谢谢你拍了这样的片子，没有一味指责日本，能让我们自己去回想，想想这些老人当年都发生了什么。”

　　郭柯希望，这是一部任何人看了都不会尴尬的片子。“如果一部片子全是责备、指责、说教，你让人看啥？”他还是那句话，“老人能活到现在，就说明了一切。”

　　电影宣传海报，是手绘的女孩形象。郭柯还特意将这些老人的笑容做成手绘海报。郭柯说，自己想让多一些的年轻人走进影院，不排斥这个题材，不被痛苦、洒满泪水的面容吓跑，能知道“这些慰安妇老人是受害者，更是我们的同胞”。

　　郭柯说，影片的所有票房都会捐给研究中国慰安妇的相关研究机构，自己不会靠这个项目赚一分钱。

▎米田麻衣

　　跑电影节时，他看到，韩国的年轻人把慰安妇老人绣的花做成了logo，印在手机壳、相册和帽子上，并进行义卖，收益都捐给老人。韩国的明星纷纷在公开场合佩戴纪念慰安妇的纪念章，呼吁更多人关注这一群体。

　　郭柯曾参与一次韩国慰安妇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全是中小学生的身影。可去年，上海“海乃家”慰安所去留引发争议时，他从电视里看到，慰安所遗址附近的中学生说，“（慰安妇）不是很光彩，还是不要特别了解比较好，学生还是不应该知道太多。”

　　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着镜头说：“你在学校里放了这样一栋房子，对学生到底要起什么样的教育作用？”

　　这部电影的推进，还在继续。

　　去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帮助下，郭柯面向社会众筹片子上映的宣发费用，大半年过去，100余万元被凑齐，31850个名字留在了纪录片的片尾。

　　那也许是史上最长的电影片尾，“要放10分多钟”。光是片尾曲就有8分钟，漆黑的银幕上，31850个名字开始缓缓滚动。

　　片尾曲轻轻放着，“日头出来点点红，照进妹房米海空。米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不愁穷。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

　　这个名单从0走到31850花了大半年的时间，也有很多事情悄然改变。

　　《三十二》正式进军一家视频网站，当那个因为日本血缘而一辈子不能上学、娶不了妻的70多岁老人罗善学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一生时，视频弹出了铺天盖地的弹幕：“你是中国人。”

　　林爱兰悄悄去世了。摄制组赶赴海南，想办法为没有男性后代的老人立碑，将老人的遗物收好，寄给上海的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他们奔走的身影触动到了老人最小的养女阿香，家境并不富裕的阿香为纪录片捐了款。

　　那位被儿子抢走善款的老人89岁了。她对龙庆说，自己很多年没过生日了，今年儿女都回来给自己祝寿，无论如何要请摄制组的人一起吃饭，“我管饭，你们一定要来”。

　　“日本人”罗善学养了只可爱的小猫。冬天生着火，老人默默看着小猫扑腾，龙庆觉得“他不再只一个人躲在墙角了，眼里都是温柔”。

　　但告别，终将是关键词。毛银梅老人走了，床头的栀子花一点点泛黄、消失。

　　李爱连的脚、手、喉咙一个接一个地“失灵”，她生活的半径越来越窄，整日躺在炕上。她很思念这些远方的年轻人，总让儿媳给郭柯发消息，说“自己最近身体不太好，能不能来看看我”。

　　儿媳告诉老人，郭导很忙。“他在忙什么呀？”老人还是不死心。

　　“他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呢。”儿媳眼色和缓。

　　第二天，李爱连似乎忘记了昨天的对话，又对着儿媳嘟囔让郭柯来看看自己，只是，她的喉咙一日比一日使不上力了，总有一口痰卡着，说着说着就没了力气，只听得见微弱的气声。

　　龙庆的手机内存早就不够了，她拍了“数都数不清”的照片，可还是总错过和老人的分离。22这个数字自从他们离开那一刻就跳动起来，3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暂时定格在了9。

　　每当一位老人离世，郭柯就会在纪录片片尾处，给老人的名字加个框。可最近这些日子，老人走得太快了，他甚至来不及加框。

　　他说，也许有一天，自己会把那些框全部抹掉，回到当初遇见她们时那样，老人对着镜头笑啊笑，彷佛这些年，她们从没有离开过。

来源：中国青年报　（本文发表于 2017年07月26日 12 版）

大家好，我是蠹鱼。因为当时考虑不周，我用私人豆瓣账号发布了这篇影评。发影评的时候，这部电影受到的关注还不多，没有想到会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和鼓励。转告给同事们，他们也感到高兴，觉得豆瓣的读者质量很高。

就我自己而言，因为这是我自己的私人豆瓣账号，还希望能保留自己的一片小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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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特稿 | 活路： 被癌症裹挟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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