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教室

我是从一个叫做《反派影评》的音频节目得知这部电影，据其他已经看过的朋友说，有些像《死亡诗社》，也有点像《浪潮》。这两部电影都是我非常喜欢的电影，因此这也更激发了我对《沉默的教室》的好奇与兴趣。而在看完之后，更是为之拍掌叫好。

电影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二战之后的德国，更确切来说是东德，也就是社会主义德国。有些历史常识的话都知道，那是一个敏感而躁动的时代，因为意识形态的分歧以及战败所带来的影响，德国被分为东西两个阵营，每个阵营的人都对自己的主张充满信心。最后，公理自在人心，柏林墙最后还是被推倒，德国恢复统一。自然，东西德国也就成为了遥远的历史记忆。这部电影所聚焦的，也正是在那个年代里的一出小插曲，一群怀揣信念的热血青年与体制之间的冲突。

不得不说，德国人直面历史的勇气堪称世界之最。我们最熟悉的也许就是那著名的总理之跪。但在文艺界的反思更是坦率甚至激烈，有的是鸿篇巨制，也有的只是从一个小角度上徐徐切开历史的伤口。那么，在我看来，《沉默的教室》就是这样一出被切开的小伤口，它并非如以往电影那样凝重、惨烈地展现历史的沉重，而是结合了一代年轻人的成长，让这个伤口的产生与存在更显得如此荒谬而无奈。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群即将面临毕业考试的高中生，怀揣重建社会主义的虔诚信念，血气方刚，同时也儿女情长，他们是被老师和家长们引以为荣的一代新人。然而，自从他们从一个孤寡老人埃德加的收音机里听到匈牙利反抗俄国的消息开始，他们的心如湖水被搅动起来。在库尔特的提议下，他们决定以静默两分钟表示对匈牙利起义者的缅怀。这种单纯而异常的举动激怒了老师和校长，甚至引起了教育部长的关注。于是，一场关于良知与勇气的战争在每个参与者的心中开始。领导们为了揪出主谋，不惜以败坏埃里克父亲的名誉为代价，迫使埃里克违背了承诺。就在那些领导以为学生们已经分崩离析的时候，所有人在那场荒谬的指控面前又一次以站立表达自己的抗议，得到的代价就是被取消毕业考的资格。好在西德的检查较松，他们能在西德重新取得毕业的机会。故事最终结束在去往西德火车上。

对于电影而言，我习惯于从叙事和艺术表现两个层面来看，叙事层面自然有情节的流畅清晰而合乎逻辑，人物的行为举止，以及其他要素的完美搭配，时间、地点等。叙事层面的完成度直接影响到对整部电影的主旨把握，而艺术表现层面则体现在对镜头语言的把控上，包括摄影、配乐、场景，甚至道具等。它直接影响的是对观影的感官体验上。电影的进步，实际上就是技术的进步，而技术的进步带来的就是观众的感官体验的提升。

从叙事层面而言，这部电影完成的相当流畅。如果以故事主角来定义的话，那么这是一部青春成长电影，展现一代年轻人的成长历程，其中包含着友谊、爱情、亲情的交织与冲突，主人公在解决这些冲突之后真正地成长；如果从事件本身来定义的话，那么这是一部反思历史的电影，展现了个体与体制间的冲突，政治意识形态如何蔓延到底层个体，以至于个体不得不顺从，否则，就面临着被剥夺掉你的尊严和生活。但更荒谬的是，抗议和顺从是只能由体制里的领导者来定义，个体无权辩解。在电影中，学生们表达默哀，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抗议。而随着事件的发酵，收买、背叛、要挟等丑恶行为终于让那次默哀成为了“性质恶劣”的反革命行为，这也给了当权者们以“清除异己”的借口。整个故事看上去是一群孩子在始终引领故事的发展，实际上真正推动发展的是那只隐形的意识形态之手。它足以抹除甚至扭曲一代人的记忆，也足以改变一代人的命运，更甚者可以剥夺一个人的生存权利。这样两个看起来大相径庭的题材在这部电影中得以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相比于《死亡诗社》而言，它有体制与个人间斗智斗勇的兜兜转转；相比于《浪潮》，它有丰富的青春活力和少年心性。正是把反思历史的凝重与严肃和青春成长的热情与激昂完美的结合，才造就了这部独一无二的《沉默的教室》。

故事的主角是高中生们，其中以Kurt、Erik、Theo三人为核心，延展出两代人之间的纠葛。Kurt是主谋，他身为城市领导者的后代，却敢为天下先，最早提出默哀的倡议，也是最早遭受体制迫害的一个。他的家族正是这个城市的血脉所在，他的存在本应是这个体制延续下去的希望，但他在认识到体制对他的欺骗之后，他成为了体制最大的隐患乃至破坏者。这本身就构成了对体制的一种反讽，正是它的创立者孵化出了它的破坏者。而Erik与Theo同是“根正苗红”的劳动者后代，看起来完美无缺的出身，却也各有纰漏。Erik的父亲历经战争的洗礼和集中营的折磨，最终成为了通敌者，被Kurt的父亲所出卖，成为绞索下的冤魂。从历史意义来看，Kurt的父亲自然是正义的，但在Kurt看来，出卖本身就是一种无耻的行为，用无耻的行为去换取正义，这种正义的价值也随之褪色。Erik在得知自己父亲的“丑恶历史”之后，愤然举枪冲向他的母亲，最终躺在Kurt的怀里向他倾述自己的无奈之举。出卖者的后代最终为其父亲所出卖的人的后代所出卖，形成了一种代际轮回，也就是咱们所谓的善恶报应。而这更像是对那段历史的一种讽刺，没有人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自己的战果，所有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只要体制在那里，秩序在那里，荒谬就无处不在。而Theo，心地善良温厚，相比Kurt来说，更为谨慎理智。他提出的以球员之死为挡箭牌为全体同学争取了时间，但也同时让整个事件更加恶化起来。他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父亲是炼钢厂工人，母亲是标准的家庭主妇，还有弟弟和妹妹。父亲希望他成为家庭的希望，然而他最终还是朝着那条国家公敌的道路越走越远。而他的父亲，其实也正是53年的起义者之一，最后选择了顺从体制的安排。他的热血已消退，而他的儿子的热血却熊熊燃烧起来。父子俩终于看穿了体制的真面目，于是达成一致，Theo离开东德，走向西德，延续他父亲的一腔热血。

而从艺术表现上来说，这部电影也相当出色。它一改历史反思片那种凝重、凄凉的氛围，以柔美的光线和丰富的镜头语言，展现出这些年轻人的青春面貌，但这种柔美又不至于冲淡它反思历史的严肃基调，相反，它反而更加展现出体制对年轻生命的伤害。最令我喜欢的是Erik端枪射向那射击教师，然后一路跑到教堂对着他的母亲的那一段，摄像机没有选择跟拍，而是与他平行移动，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他激动的表情和慌张的手脚，光束在他脸上一下又一下的掠过，直到走进教堂里，他喘着粗气质问他的母亲，其他人一拥而上阻止了他的疯狂举动，他眼含热泪的看着Kurt时，从Kurt的头顶投下一束一场耀眼的光，那光束过于张扬，甚至是浮夸，就明晃晃的照在Kurt俯视Erik的脸上，令人不禁想起圣经中耶稣的目光。在基督教的教义中，宽容是最美好的品德。而在这个场景下，Erik俨然化身为耶稣。他最终选择原谅了Erik。他们还只是孩子，他们并不该承受上一代人留下的恩怨，可历史如此无情，还是用这种诡异的方式让他们成为了敌对者。导演想表达Kurt的宽容，如果用台词来表达，那就太低级了，他只用那一束亮的有些夸张的光，足矣。这一出的设计可谓神来之笔，令人拍手叫绝。想到国内目前还是苦大仇深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方式，实在令人汗颜。

整部电影的配乐也非常巧妙。配乐，或者表现人物的心境，或者暗示人物的命运。整部电影多是低沉徐缓的弦乐，象征着青春的美好与脆弱，间或有钢琴的弹奏，凸显出其浓厚的文艺气质。导演深谙配乐的使用之诀窍，在人物对话中不使用，让观众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物的表达从而梳理故事的情节，或者了解人物的个性，而在人物行进中，配以适当节奏的音乐，似的整部电影既丰满又干净，没有过分的情绪渲染，也没有浮夸的情感煽动，恰到好处。

片尾同学们站起身来的镜头，会让人联想到《死亡诗社》或《辩护人》的类似镜头，只不过在时间安排上存在差异，后两者是把其用在最后的镜头上，有效的引起人们的情绪共鸣，而这部电影结束在去往西德的火车上，相比而言，力度就弱了很多。这或许也是导演的有意为之，他尽可能的调和青春片和历史片的色调，让它最终停留在年轻人前往远方的路上，留下希望，而非那种众志成城的情绪煽动。这一点自然见仁见智，我个人是很喜欢这种处理的。

我们总说，他们有改变国家的电影，而我们只有改变电影的国家。这是一种有些怨念的表达，但也的确反映出我们当前的症结。具体该由谁来解，怎么来解，什么时候来解，都是未知。我也很期待如《沉默的教室》这样既能引起人们反思历史又能得到极佳的感官体验的电影，但无论是思想还是技术上，都还太遥远，也只能“留与后人评说”而已了。

电影的前半段节奏是真的很棒，事件的发生、人物的交代以及风暴的来临，一种政治惊悚感很快就呈现了出来；但是到了后半段，在库特质问他父亲是不是供出了Eric 的父亲时，整体节凑明显开始乱了，叙事群体庞大以及叙事要素涉及太过广泛的问题一下子就藏不住了。在主叙事背景之下，又涉及了爱情、友情、亲情、背叛、信仰和忠诚等等一系列议题，并且这种议题的呈现是部分片段呈现出来的，很多都是作为一个结果点到为止。莱娜这个角色给我的感觉是剧情需要一个女主角儿设定的，他的存在只是在证明1 两人的友情多么坚定 2 提奥的做事态度发生了转变；但是这对主要戏剧冲突的影响并不大。本来是想打四星，但是看完回味了一下觉得这部片子真的有很多难能可贵的地方，即便是放在经典电影的范畴内比较也不过分。

提奥和库特这两个男主所代表的对待沉默事件的态度推动着事件向前发展，一个是激进，是事件的领头人；一个是圆滑，是矛盾到来时团体内的调和者；电影两代人都涉及到了背叛、告密和暴乱，提奥的父亲参加了53年的暴乱，埃里克和库特的父亲都是告密者的身份。教室的沉默事件把两代人拉上了大银幕，同时据此重述着以前的故事。提奥的父亲参加过暴乱，后被下放到农业合作社，所以再次涉及到政治事件时他教儿子明哲保身，不要重蹈他的覆辙；库特父亲的事电影没讲完，只是提了一嘴，可以猜想的是库特父亲和埃里克父亲都在集中营待过，苏联人进来时库特父亲把埃里克父亲给告了有了高升的机会；而埃里克的父亲以前在红色前线待过，被俘进入集中营后因为自己的软弱为了保身卖了自己的同伴；历史的车轮很快转了一轮回，他们的孩子到了和他们相同的节骨眼上，埃里克选择了做告密者，并且做了两次告密者，第一次说出了电台的位置，因为自己的父亲是反抗纳粹的英雄，而现在他也要为自己的信仰做一些事；第二次是供出了库特，原因是不想让自己父亲是告密者的事情登上报纸。库特在家人的逼迫下没有选择让埃里克做替罪羊，而是潜逃西德做实自己领头人的身份来让大家得到开脱。提奥本来有充足的理由带领大家把罪名全部按在库特头上从而都能参加毕业考试，一是库特走前自己告诉他让他帮忙，二是他父亲苦劝他不要逞强，但是他选择的还是自己的意愿，发出自己的声音，然后收到了制裁。

埃里克的做法与他父亲无异，提奥虽然违背了自己父亲的意愿但是选择的也是他父亲之前暴动时的做法，库特完全站在了自己父亲的对立面。前一者和后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没有听到客观的声音，没有真正听到与见识到匈牙利事件的惨象。这里很明显导演在表达自由的空气对于人的重要性，提奥、库特还有收听广播的同学们意识到了，也感受到了，见识到了苏联统治下的暴政，他们最后选择逃去西德也是在于认清了这一切之后对于这个国家彻底的失望，他们都说要去西德参加考试读高中不仅是不想表达与自己不同的声音，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认清了在这个国家即便读完高中进入大学学习也没有什么多余的意义，正应了给他们放电台的那个老人所问的：“你们有没有想清楚过自己要这个高中文凭有什么用”，他们理解到，也就不在乎了，所以在做后选择了站出来。

所以，自由究竟是什么？在这里，自由就是不被胁迫，不被威胁，不因为发出不同的声音而被制裁，也不因为没有唱同一支歌而被指责。

图片报有个文章，大概看了一下。

1956年底，斯大林施塔特（今艾森许滕施塔特）一所高中毕业班的15名男生和一名女生集体逃到西德，引起轰动，被当成英雄欢迎，随后安置在法兰克福附近。1958年，他们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再次登上各大报头版，西德外长亲自致贺。后来差不多所有人都上了大学。

目前同学中最活跃的人叫科勒（Karsten Köhler），是当时的班长，大概是片子里THEO的原型。他把电影看了三遍，满意之余也指出，当时全班同学比电影里团结多了——那个告密的人是不存在的，大家真是硬抗到最后。摊牌也确实如电影高潮所展现——面对教育局的大领导，他站起来说，我们大家一起干的。

科勒成了某个制药集团的地区总裁，有两个孩子。两德统一后他搬回了东德，算是衣锦还乡。他是同班同学中惟一目前住在东德的人。

片子里THEO的哥们儿库特，原型应该是Dietrich Garstka。此人第一个逃到西德，比大家早了一星期。毕业后他上了大学，当了老师，最后成了埃森一所高校的系主任。2006年他把当年这事写成了书。2017年，影片拍摄期间，他联系了当年的几个同学，为年轻演员充当历史顾问和表演指导。2018年，电影在柏林电影节放映后两个月，他因病逝世。

逃到西德之后，其中12名同学的合影

二战后在东德人们以政治风气充斥着对二战后快速复盘后人人自危的敏感时期，人们对自己的出身具有强烈的荣辱之心，艾力克的父亲曾是抗击纳粹的民主战士，但是被俘后成为了叛徒，艾力克的母亲瞒着他这件事，只是告诉他父亲是光荣的战士，他活在父亲的荣耀中，也因此在这种荣耀中感受到了权力给予自己的优越感，这种荣耀感成为联系他与社会制度的纽带，他对于自己在班级里与秩序的维护有着一种天然的自觉性。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当严峻的极权主义用强硬的方式禁止学生收听西德的电台，包括做出一点违反课堂秩序的事情便出动秘密警察和教育部长对学生进行审查，用威胁学生逼问和打压的方式让他们承认错误，若没有形式上的表示，则开学学籍退学之余也不会再有资格在东德取得毕业证，这预示着他们讲一辈子在无产阶级生活中不得轻松，成为钢铁厂工人，像他们父辈那样，将再没有机会实现阶级跨越，成为一个老师或者别的什么。

人们对自己的出身有着极强的荣辱感，这种风气带来的是对一个人的荣耀的搜索，人们之间互相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异或历史过往而产生歧视或者鄙视的敏感。正是在这种极端追求荣耀的环境中，艾力克看起来是一个积极维护秩序的亲热分子，但是当秘密警察为了调查这次沉默事件的发起人时，用公开父亲曾是叛徒来威胁他出卖班级里的人，他们作为新的年轻的集合体变成了一个整体，因为他们年轻、无助被秩序打压，出卖任何一个人都意味着失去尊严，但是艾力克父亲给予他的荣耀深深的影响了他的精神世界，失去父亲的荣耀意味着他信念的崩塌，在这种时候他选择了出卖班集体，与此同时也意味着他失去了尊严，在这样讲人逼到绝境的时候，他想哭着对班里的人道歉，却看见老师依然用那套吼骂的方式让他不要在课上说话，他被这种极权主义的纳粹暴力逼到忍无可忍，老师凶狠的吼骂与纳粹的疯狂极端有何不同？但这就是苏联扶持下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需要的铁腕手段。于是艾力克拿起了枪对向了老师。

他是这个故事里最极端的一个人，长期生活在对荣耀的追求中，哪怕他的荣耀是建立在父亲是反纳粹的光荣革命分子，因为这份对荣耀的追求使他成为了一个维护眼前的秩序，习惯于出卖班级同学的人，而班里的同学所追求和坚定的只是象征着正义的自由，他们只是去听了西德的电台，但是他们不是为了听西德电台而去听，他们想知道的事匈牙利战争的真相，他们为死去的平民默哀，为俄罗斯将死亡人数虚假报道而产生的不满，是对正义的捍卫。

所以他成为这个故事里第一个被逼到使用暴力的人，在一开始确实一个积极的维护秩序的人，不仅如此，他维护秩序，维护父亲的荣耀，反对纳粹。但是他维护的那个秩序站在了反对纳粹的名义上却做着纳粹行径，但是他视而不见，为了自己的荣耀和强烈的归属感和优越感，他只认识着名义上的正确，而对真正的暴力纳粹熟视无睹。并在自己的信念崩塌的时候，第一个成为了使用暴力的人，他使用暴力所面向的对象恰恰是他曾经所维护的秩序。

一个将父亲作为反纳粹光荣分子作为荣耀的后代，当其父辈活在反纳粹的阵营时，后代却因为活在父辈反纳粹的荣光里而间接的导致其成为了纳粹，荣光使一切曾经对抗暴力的人成为了暴力，这是多么大的讽刺。人们追求的不再是站在暴力的对面，而变成了为了站在暴力对面而成为另一种冠以“光荣（和平）”之名的暴力，这就是意识形态对立带来暴力市场。人们的暴行是为了暴力而产生的对立，而不是为了和平产生的对立。

真理在这些人物与故事对立的逻辑中层层遮掩，人们因为身处的虚荣与软弱自私的虚以委蛇变成了暴力的使者，这一切如此悲哀。

造成艾力克暴力的除了环境中人们对虚名的狂热，对所谓“正确”与“错误”的一方的执着与划分，还有自身的软弱以及自私的被伤害后无法自控的自我维护，他维护一切他认为对的，而无法理解这个世界上其他人认为对的，这就是纳粹的雏形，依然是纳粹活在每个人身上。纳粹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习惯于吼骂学生的老师，习惯于咆哮的作为议员的父亲。政党究竟以什么话术和名头作为形容自己主张的方式都变得不重要，都是伪装，暴行就是暴行，纳粹就是纳粹，不会因为暴行被叫做“自由民主”而让人感受不到，熟视无睹的人们只是在欺骗自己，在忍耐。

如果人们对每个人的所谓“出身”都不报以求真的态度，恨将歧视投注到下一代身上，来治愈自己的痛苦，只会产生与此前相同的暴力。

片子中的父辈都是靠着出卖从前所在阵营而活了下去，有的甚至当上了新政权的重要官员，而他们的后代也成为了出卖自身所在秩序的人，只是他们所在秩序正是从前的纳粹缩影。父辈出卖正义成为纳粹后有通过种种手段变成了新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但无论在什么阵营，其始终站在纳粹那一方，而父亲的理由也不过是想要活下去，软弱让他们在时代中如鱼得水的看起来活成了荣耀的样子，而其实其内心却早已破碎不堪。他的后代成为了社会秩序中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但是却做出了他不敢承担的对正义的坚持和责任。纳粹父亲的暴力吼叫式教育养出了一个正义的儿子。而生活在父亲是反纳粹战士的荣光里的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的儿子，却变成了第一个纳粹。这又是一处矛盾与真理的对话。

东德在社会主义大哥的管理下成为了一片风声鹤唳的紧张风气的社会环境，人们忍辱负重，被处处管制、监督、审查。暴权还在继续，继续打压着无数的工人与工人的儿子，而上流阶级通过出卖自己的灵魂化为暴力的使者在这个社会活得既体面又光鲜亮丽，他们怒吼自己的儿子，并终将远离自己的儿子。东德的课堂上还尚有用沉默来反抗的学生一代，我们的知识分子都在做什么呢？都逃亡西德了吗？我们有西德可以让我们逃吗？我们只有自己，烂在自己肚子里吧，烂在荣光里，烂在让东德再此伟大的东德梦里。荣光就是最温柔的刽子手。

想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无意识下去最差的班，逃课和老师吵架，处分和老师的拳打脚踢，多么真实。我们现在还能做什么？我们能为我们的“东德”做什么？我感到羞愧。我们生活的环境和东德太像了，但是我们的批判呢我们的反思呢？人们且还在附庸。唉。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不便在这里说太多，但如果你们要问我的意见，我肯定是资茨（大家去看）的。本片里的家长和孩子形成了很好的对比，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人，和需要保护全家的人，我觉得实在是没有谁可以指责这些家长们，他们需要生活，最后Kurt的父亲给儿子打掩护也是他能做到最多的帮助了，孩子们是一群敢拼敢闯的有自己想法的人，唯一需要警醒的是有的人真的是不安好心地传播zz言论，歪曲事实。此外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想一想有了问题大家应该选择否认，逃走还是改变，不论是从小我的角度还是从国家的角度。实行无为而治，让人们从善出发也许是一种可行的方法，把人们当傻子一样禁令缠身这种过度的做法最终会怎么样？也许不是一个班级，可能是一个城市，乃至全国人民，但我想达摩克利斯之剑会在该闪耀的时候闪耀的。没有谁是完美的，同样一个集体，一个国家也会有自己的问题，我深爱着这片土地，并且希望她好。

或许不告密的自由才是最大的政治自由。这是德国电影《沉默的教室 Das schweigende Klassenzimmer (2018)》留给我的最大观感。

告密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关乎利益，有时甚至是生存。由于同情1956年匈牙利十月起义，东德一所中学的毕业班学生公然在课堂上以“默哀”的方式来表示抗议示威，这被当局定性为“反革命”。当局要求学生们供出事件的带头人，否则全班同学不得毕业。这种以“告密”换“前途”的损招，没有吓倒学生们，但却吓坏了学生们的家长。学生们虽以“迫不得已的谎言”拒绝告密，但在与当局的对抗中却牵出家长的“告密史”来。

泰奥的父亲参与了1953年的动乱，为何被给予在斯大林施塔特重新来过的机会？库尔特的父亲为何能成为城市委员会主席？显然这是他们告密换来的。故事不可谓不精彩。然而，正是在这种精彩中，我们看到人们对待告密的态度：告密就是告密，无论基于什么理由；以及告密对人精神的折磨：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也无论是为了生存还是为了其他的利益，那都是时刻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耻辱。所以，当泰奥问及他父亲参与1953年动乱的事；库尔特问及他父亲关于埃里克父亲被吊死的事，为何他们的父亲都避而不谈或选择沉默，我们就能理解了。

当我们看到这班中学生坚决抵制告密时，我们是该蔑视他们上辈的懦弱还是应该庆幸他们这辈人的勇敢？其实可能都不该。人性到哪个时候都是一样的。当有选择时，人们不会轻易触及道德底线的，当无选择时，为了生存和利益的行为又何须予以指责？在这个问题上，应受指责的可能永远是外在的环境，因为当有地可逃时，没人愿意选择告密而让内心受煎熬的！（文/石板栽花 2019年4月24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