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合伙人

电影散场后，影院里响起了若干掌声，我想这大约不是因为这故事有多好，而是因为它呈现出的某种正确。因为对于某些人来说，励志或者中国梦就是最大的正确，而拉上一堆“民企英雄”陪绑，则更是一种不失狡猾的正确。

前几天央视重放了《甜蜜蜜》，现在看起来恐怕不是个好主意。大抵相仿的几十年跨度，相仿的国人寻梦故事，相仿的旁白乃至于相仿的分分合合，与前者的扎实沉静相比，《合伙人》却要单薄得多。与大多不怎么成功的大事记式电影类似，陈可辛老师用一些典型时代符号，一些琐碎而充满仪式感的猛烈画面，一些煽情的场景，再填上一些音乐就能剪过好几年去。而比起《甜蜜蜜》刻画时代的丰满，《合伙人》关于旁人的描述寥寥，成百上千人只是被充当了背景板。

关于狡猾的正确，以三兄弟赴美谈判一段为甚。电影用“我们不是东亚病夫”式的老套桥段，把某人的个人受挫经历与谈判桌上的针锋相对混为一谈，将野蛮生长的原罪简单消解为西方偏见与东方崛起，正所谓美国梦过时了，中国梦来了。且不提这种态度由一个以输出美国梦为宗旨的公司来表达算不算吊诡，至少抄袭ETS教材一事，叙述创业初期故事时并未提及，一直拖到行将成功才糊涂带过，这方法恐怕是狡猾了点吧。

或者还是应该说，励志就是最大的正确，正如所谓成功就是唯一的正确，哪怕是鸡贼了些？


ps：某些日报的编辑请自觉，须知八荣八耻，以不抄袭为首荣，以抄而不告为首耻。

据我所知，《中国合伙人》这部电影的名字曾经一度改叫《中国先生》，后来不知为何又改回现在的名字，个中缘由我不曾见过相关报道，没看到电影之前还很是替其可惜，觉得错失了一个好片名。现在我看了电影，看法已经改变，我认为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没叫《中国先生》的名字都是对的，这一定是出于对“先生”这个词的珍惜，网络时代后许多好词都被糟践了，“先生”这个词尚属纯洁，倘若此片真叫了“先生”，并且冠以“中国”俩字，那真是让许许多多“中国先生”蒙羞了。

这部电影里所谓的“先生”肯定是指黄晓明、邓超、佟大为在影片中扮演的角色，原谅我已经记不住他们的名字，所以以下行文全部使用演员名字指代影片角色。在我看来，“先生”所以为“先生”，跟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能对着几万学生夸夸其谈，用麻袋装钱之类事情没多大关系，而跟“先生”自己的人格和三观关系倒大得很。可惜在本片塑造的三位“先生”身上，我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丝毫闪光点。

先说“土鳖”黄晓明老师的角色，这个角色在影片中绝大多数时间都不存在什么独立人格，即使是在邓超的一步步逼迫下，最终摆脱了他的阴影，有了自己的主见，也不过只是刚刚完成了别人本应该进入少年阶段就完成的任务而已，从这个角度讲，黄晓明的角色更适合演绎“中国孩子”。与人格不同，人的三观是时刻都有的，从片中黄晓明几处关键行为来看，他的三观我非常之不认同。

首先是爱情观这部分，片中黄晓明苦追杜鹃，杜鹃丝毫不为所动，等到杜鹃生传染病住院，心理上出于较虚弱的一个阶段，黄晓明通过强行与其接吻表示自己愿意为其献身的做法最终把杜鹃追到手。在黄晓明看来，当一个人表示怕自己的病传染给他人时，这个人就是个需要自己去爱的弱者，因为他这么认为，所以他丝毫不顾杜鹃的意愿就强行付出了自己的爱，摁住一个病人强吻了半天，在病人发出“为什么是你”的抱怨之后死皮赖脸的回答“为什么不能是我”，并继续强吻。我不知道导演拍这场戏的初衷是想表达什么，但我观看时只有六个字的想法“药店碧莲好吗”？

此角色另外一个神逻辑体现在全片高潮，在谈判桌上“震惊”老外一场戏上，从黄晓明的滔滔雄辩中我听出的意思是，一，我承认我们侵权了；二，我们侵权是因为你们不重视我们不授权我们；三，我们虽然侵权了要赔偿你们，但我们因祸得福了，我们可以趁机上市了，欧耶！翻译的再直白一下就是，“谁让你不给我授权，我就侵权了，不就赔你点儿钱嘛，我们赚大了！”看到这里时我跟那一桌上的老外们的反应是一样的，真的被“震惊”了，眼前这个西装革履一本正经的男人竟然义正言辞自信满满地说出了这种村口泼妇才会使用的跳脚骂街套路，这难道是在呼应黄晓明出身农村的人物设定吗？人家凭什么要重视你授权给你？你那儿市场大有钱挣人家就要重视你？不授权就是你侵权的合理理由？不卖给你的东西你就能抢吗？你错了就该赔钱，能趁机上市转了个大便宜跟人家有个蛋关系啊？靠侵权起家投机成功了到底有什么好值得炫耀呢？到底有什么好值得你站在这里踌躇满志地对着我们指手画脚呢？但这就是黄晓明角色的逻辑，他认为值得，这就是我们这位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平时用麻袋装钱的“中国先生”的逻辑。

说完黄晓明，再来说邓超。因为出身不同的原因，邓超这个角色一出场就有着基本成型相对健康的人物性格，而整部电影的时间，导演都在试图用黄晓明的角色来颠覆邓超的三观，也就是“毁掉”邓超本来健康的人格，按照土鳖黄晓明的路子改造这个人物。这里可以看出陈可辛导演的草根心态，这点如果跟一向偏袒爱护精英角色的陈凯歌对比尤其明显。

邓超的不健康在于受到了黄晓明的冲击，此处的黄晓明已不只是黄晓明，黄晓明代表的是不健康的中国现实社会。邓超在美国梦破碎最初时，只有正常的失意心理而并没有报复社会的意思，然而当他回国目睹了黄晓明的成功及做派，他的心理逐渐转变直到最后完全跟黄晓明的神逻辑一样。这个转变是在派出所那场戏完成的，邓超在民警隐喻的中国现实面前“幼稚”的像个孩子，而黄晓明则显得游刃有余许多，从派出所出来后，邓超决定，“不走了，我跟你混了！”至此，邓超被黄晓明改造完毕。尽管之后他们依然发生多次冲突，但他们之间只剩利益冲突，已经没有了根本性的观念之争。

他们两个人的共同性体现在处理侵权事件上，也体现在成功之后在纽约对以前失意场所的“报复性”缅怀上，黄晓明把曾经赶走邓超的实验室以邓超之名冠名，并以之作为送给邓超的礼物，邓超则带佟大为和黄晓明去自己昔日打工的餐厅，对着他认为曾经“欺负”过自己的人大谈自己的成功。这些展示成功的做法，让我对这两位“中国先生”的表现失望至极，对整部影片所传达的精神失望至极。

至于佟大为，这是一个相比黄晓明和邓超次要的人物，起到旁白串联故事和调和两个主要角色的作用。相比两个主演，我倒是对这个中性角色更有好感，但这种好感恰好是来自电影并没有着力为这个人物赋予三观，所以这种好感同样是作为电影的失败。

以上大概便是我对这三位“中国先生”的看法，其中涉及角色设定甚多但却少谈了电影，而我以为这并非有失偏颇，因为在这部轻故事重人物大谈中国梦的电影里，价值观的问题，就是电影最大的问题。

这事发生过两次，一次是《越光宝盒》的时候，我推荐朋友去看，对方一听名字就说，肯定是大烂片。然后就是这次我难得在论坛里，第一次与对方争执了几个回合，因为中国合伙人。

意见不同我毫不在意，我讨厌的是，没看过的人用自己的臆想去诋毁。

我惊讶于自己的动气，因为我一直都以为喜欢这东西是很私人的事情，大家无非是在喜欢不喜欢之间寻求一个知音，大浪淘沙，谢谢你能理解我，感激你恰好说出了我的心。

所以我有一个贱人朋友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考核还在暧昧期的男女要不要在一起啊一定要去电影院，电影看完了出来了，要是一个痛哭流涕的一个莫名其妙，马上分手，这个完全是检验能不能生活下去的试金标准。

《中国合伙人》与《致青春》一样都有个问题，就是太大野心。导演们都过于执着于自己的喜好，不舍得放弃任何一点儿的兴趣的旁支。所以两部影片都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趋势，但唯一不同的是，陈可辛的碎片时不时击中了我，我不得不承认，我就这点出息。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响起的那一刻，击中了我；

黄晓明在爬杆跳河的追求都失败了之后去医院看杜鹃，杜鹃喊你滚，黄晓明扑上去笨拙而蛮力的吻她，在挣扎了一会儿她彻底的被俘虏，这女孩心态上微妙的变化瞬间击中了我；

邓超过了美国签证之后的得瑟，在国外受了屈辱回国第一堂公开课张口就是海派精英的各种神还原姿态，击中了我；

佟大为最后娶了那个做饭极好吃的胖妞，他在婚礼上说我现在知道幸福是在平平淡淡中来的，一点儿也不折腾，他极致爆发的演技彻底演绎了那种最后跟生活妥协跟自己握手言和的所谓幸福表情，击中了我；

然后就是几乎最后一个镜头，黄晓明搬着梯子一个一个把大楼的亮着的灯泡拧到不亮只有美观作用的时候，我咆哮一万遍那就是我妈经常做的事情啊，它彻底的击中了我。

陈可辛真的是太机灵了，为了驾驭完满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三条主线，他用了《花房姑娘》用了《光阴的故事》，他让长头发的佟大为背拜伦英文版的“多年以后何以贺汝，以沉默以眼泪”，他甚至于cosplay了《社交网络》和《颐和园》的某些场景，他让这些几乎让文艺小青年一击即中的碎片神不知鬼不觉的串联起飘渺的主线。

邓超所代表的徐小平是理想主义，他是美国梦的启蒙者，他在中国与公安吵架也动不动就用起美国的自由民主精神，他的口头禅是，信不信我告你。但是最后他彻底颠覆了离开北京时的豪言壮语，他说，我再也不回来了，然后，他回来了。并且是黄晓明用现实主义的钞票，反击了他在美国受过的委屈。

佟大为所代表的王强是浪漫主义，初恋女友是洋妞，最喜欢的诗人是拜伦，为了洋妞女友放弃了签证，但是却被抛弃滞留。他烧了诗集，在赚了第一桶金之后在卡拉OK里面搂着一群姑娘唱《海阔天空》，再后来，他娶了学校里面做饭极好吃的胖妞前台。一个天天读拜伦的浪漫主义者说，幸福就是不折腾。

而黄晓明所代表的俞敏洪，作为loser追上了学校里最漂亮的妞，出去找家教赚钱是为了给她买奇贵无比的托福书，被学校开除了之后不得不开个培训班糊口，他哪里是招人合伙啊，他分明是说，我唯一的朋友，我唯二的朋友，给我帮个忙吧，我开了个头，但是做不来啊。所以，邓超说要扩大每一个规模的时候他心里都极度的不乐意，他觉得我钱已经够了啊，我已经是中国的NO.1了啊，我嘴上这乱七八糟的一套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东西了啊。但是，他带着中国传统最深的印记走上了最不符合他性格的职业经理人道路。

你们真的还觉得这是贩卖成功学的故事吗。

你们真的觉得他们得到的都是自己梦寐以求的成功吗。

在这个二流世界三个主义并行幻灭的残酷里，所谓的最大的成功与幸福，其实是，黄晓明因为剽窃事件不得不身赴美国想给邓超打电话又没有勇气的时候，佟大为带着邓超出现，他说：你不是没去过美国吗。

无论是上升还是下坠的过程，在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在我身边。

我看到排名第一的评论里有个观点，说中国合伙人里面幼稚的成功学是没钱就没尊严，有钱了就去羞辱曾经羞辱过我们的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穷其一生的不得志和耿耿于怀，往往是当时被人委屈和羞辱的时候没能好好的还手，当我们能用最简单粗暴的方法让自己对过去的心结释怀，为什么不呢。

更何况，带着黄晓明佟大为回到西餐厅的邓超，我丝毫没看出他回去显摆羞辱的气势，当我们走过了人生的某个阶段，再回头去看当时的痛苦，我厌恶它，怀念它，终于分享了它，然后想要彻底的抛弃它。

所以，作为朋友的你，听了它，最终读懂了我，所以你为我所做的一切，即便简单粗暴，都那么弥足珍贵。

我在意的，并不是终于有了写着我的名字的实验室，我在意的，是你终于终于读懂了我自私的野心，却也为了我，不符合自己性格的义无反顾走下去。

其实我最喜欢佟大为说的一句，他说，这些年，我是为了你们俩，才一直走下去。

一颗星给新东方，我上过他们的无数课程，听过他们的无数传说，还暗恋过培训的那个据说上课精力无比下课沉默寡言的colin老师。一颗星给音乐配音和布景道具，还有两颗，给导演和演员。导演太会挑演员了，太会调教演员了，这永远是一个双向问题。

我的一个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同学，大学开学第一天就拉着我去了武汉刚开在亚贸的第一家新东方，他当时对我说，他要出国。

他高考没考好，读比我差太多的二本学校，学极难的化学专业。

后来他考上了武大的研究生，再后来做了交换生去了芬兰的一个实验室，再后来又读了博士，一呆就是十年。

有次我过生日他在qq上给我留言，我问他你还回来吗。

他说，回啊，回来找媳妇。

呃。

媒体用稿，未经我允许不要乱转，特别是公众微信号和野鸡论坛，一经发现追究到底，特别是不给我署名的，小心出门遭遇不测。

《中国合伙人》上映于“中国梦”被提出之后不久，很快成为了当年最卖座的电影。技术上讲，它几乎无可挑剔——人物形象丰富饱满，摄影剪辑极具水准，情节结构极其明晰。它全面模仿大卫-芬奇的《社交网络》，分为两条主线：其一是成东青等三人从一穷二白到事业壮大再到分道扬镳的人生历程，其二为三人在听证会上共同接受质询的法律事件，两段时空最终汇合于一点，以新梦想在纽约上市作结。主线A以友情和爱情推动，在唤起观众共鸣的同时渗透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飞速变迁；主线B则是主线A的升华，象征着逐渐强大的中国“打败美国、赢回自尊”，与《霍元甲》、《黄飞鸿》中的打擂台性质相同——每句台词皆激烈骚动着观众的爱国神经，待到程冬青为邓超买下实验室“报仇雪恨”的刹那，这份意淫达到了高潮——可一旦考虑到现实中新东方确凿是盗用了ETS的材料，这段戏看起来也就分外不是滋味了。
 
结果便是它所收获的评价趋于两极：一派认为它做到了情节跌宕、技术合格，是一部水准上乘的励志喜剧；但作为一名向来将精神追求置于物质追求之前、尚处修炼中的知道分子，我本人更倾向于另一派的观点——至少从表面上看来，它拜金媚俗、充斥意淫，所承载的价值观令人恶心。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影片避开了某些真正重大的事件，只以充满怀旧感的道具、家喻户晓的老歌，以及肯德基进驻前门、美轰炸我南联盟大使馆等事件打造出了一个充满“时代感”的空间，但其核心正如充满梦幻感的优美摄影一样，是一则不折不扣的童话故事，本质上可谓是心灵鸡汤。成东青吃苦耐劳、谦虚谨慎，在肯德基开辅导课时会极不好意思地说“再去买一盒鸡块”，会朝突然插话进来的小男孩和善地微笑，会在即将与警察发生冲突时谦卑地低下头，会在愤青冲撞培训学校时像大学时代顶住围殴一样冲在前方，简直是塞林格名言的真人再现：“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
 
这固然是极好的品质，可是电影只以“财富地位”为唯一衡量标准（由此将三人分出了高下），且专注于讨论“性格”对“成功”的作用（仿佛这才是令三人分出高下的唯一理由），于是造成了这样的效果：“只有”像成东青这样，“才”能收获“成功”（但这显然是荒谬的）；只有收获“成功”，才能达成“幸福”。于是这成了一部极其世故的电影；它甚至对本该洋溢着理想主义与反思精神的八十年代不无揶揄——当孟晓骏率领的学习小组激情澎湃地讨论着“时代精神”时，诸位发言的学生大多有着丑角般的面貌，而在一旁默默倒水的成冬青，则如同默默嘲笑着他们的成人世界：“Young, simple, sometimes naive.”
 
由此，影片彻底避开了企业家们打拼过程中不可告人的灰色故事，毫不提及商业斗争中的尔虞我诈，将功利而非道德置于价值体系的核心，充分迎合了广大具有旺盛事业心的观众（姑且不论他们是否具备打拼事业的能力）。听证会上成冬青曾有句掷地有声的豪言壮语：“你不知道中国学生为了考试，可以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最终结果却是对此的反讽：三人间成绩最好、最具文化底蕴与拼搏精神的孟晓骏由自负走向自卑、尝尽人间辛酸也没能收获最大的成功，反倒是木讷土鳖成冬青渐渐学会老谋深算巧取豪夺、由自卑走向自负后来居上，而曾在宿舍阳台上哭号“没有人愿意出版我的诗歌……它们现在就是一堆废纸”的才子王阳则走进了与烧得一手好菜的平凡女子的婚姻，唐突得让一心打拼事业的好友愕然：“跟谁啊？”
 
三种典型性格对应三种典型命运，看似偶然却又充满必然，这实际上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一种体现：内敛低调方有可能成为“领袖”，恃才傲物难免遭遇背后插刀（成东青在上市问题上对孟晓骏的所作所为，何尝不是严重的算计？），狂放不羁终会落入柴米油盐，无论风云如何变幻，这到底不是一片鼓励张扬自我的土地——你的文化水平无关痛痒，你的人格清白无人在乎，历经了多年的物质贫瘠，身处下海热潮的中国人迷醉于对物质的疯狂追求，一将功成万骨枯，只以成败论英雄。
 
俗语云， “在中国，做精英只能赚吆喝，做草根才能赚钱”，貌似讲述了精英故事的《中国合伙人》注定不打算沾染上分毫精英态度。这部电影甘于跪舔时代糟粕，卖力地讨好观众而非带动观众反思，就像新东方教师们那些空洞的励志话语一样，巧妙编造着“土鳖”领导“海归”的故事，骚动着草根们的神经；更可怕的是它所选取的企业“新东方”，如今亦很难称得上对社会起到了多少正面作用。如果说始创之时的新东方尚还带动了就业、填补了空缺巨大的英语培训市场，事到如今它也早已沦为了唯有极度急功近利的社会中才会出现的怪现象——被影片大加褒奖的“笑话教学法”、“励志教学法”效果其实极为有限，实践也早就证明热衷于把时间浪费于在课上听笑话、听鼓励的学习者成绩大多都不怎么样，太多欠缺毅力的人被新东方彻底误导，日复一日地于讲师的口若悬河中自我麻醉，并没有学到什么真本事。
 
但新东方自是不在乎的。如今的新东方，像传销组织般推行着”英语无比重要”的理念，结果便是无数学生陷入了个中泥沼，在专业学习上本末倒置。我倒是觉得与这类巨鳄相比，沪江网校、EnglishPod等小机构对培训界的贡献更大，至少他们切实促进着培训方法的“前进”，致力于做更有效而非“更爽更昂贵”的培训；更值得被大肆颂扬的则是edx、coursera这类公开课网站，他们从根本上改变了知识传播的方式，使得世上任何角落任何想真诚学习的人只凭一根网线便能接受到最好的教育，我想这才称得上是推动人类前行的丰功伟业。
 
在这个高喊教育改革、教育塑人、教育强国的时代，一部如《中国合伙人》般拥有巨额投资、豪华班底与高关注度的电影却将这样的企业奉上神坛，且只夸功、不反思，不得不说是我国电影界的不成熟——三十多年过去了，却仍在《黄飞鸿》式大战洋人的意淫中停滞不前。与之相对，它的美国模本《社交网络》则在着重体现facebook为全人类的生活带来巨大改变的同时，讲述着获取财富的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众叛亲离（扎克伯格失去了唯一愿与他做知心好友的爱德华多），描摹着财富所无法填补的巨大孤独（结尾处扎克伯格独自一人在空荡荡的会议室中一遍又一遍地刷新着当初那个“激励”他创办facebook的女生的页面），展现着出身中产家庭的技术宅也可凭聪明才智推翻世家子弟“理想国”式霸权的崭新时代，乃至暗喻着技术的发展并不能弥补精神的空洞（GEEK们在Facebook上评点女生的狂欢，又与富二代们的滥交派对有何本质区别？）。出品于次贷危机时期的另一部电影《合伙人》（TheCompany），则反思了全民热衷金融、不做实业的浮夸风气遭致的灾难性后果，并以轮船终于驶出废旧船厂的光明结尾给人以些许希望，昭示着经济发展仍需工业实干而非金融假账。不难发现《中国合伙人》是一部典型的“中国制造”：迎合市场，满足需求，设计基本靠模仿，思想内涵相较其模仿对象则要彻底低下一个档次。
 
不过值得玩味的是，它的英文名并非与内容更贴合的《Chinese Dreams in America》（尽管几位主人公已经通过“美国”实现了他们“发财致富”的“中国梦”），而是《American Dreams in China》——这一设定本身即透着浓厚的反讽气息：“American Dreams”显然指的是“去美国的梦”而非通常意义上凭借不懈努力从而成就自我的“美国梦”，也就是说片名仅仅是对改革开放后国人赴美热潮的概括，却并未对其定性，我们无从知晓编导是否真的认为主人公们实现了中国梦。尽管轻描淡写了成东青背叛孟晓骏的行为且大肆强调了金钱带来的快乐（在第一次发财后他甚至朝天上撒钱），但影片仍对为取得财富所付出的惨痛代价有所指涉——如王阳在婚礼上说过“千万不要和你最好的朋友合伙开公司”后成冬青与孟晓骏二人愕然且落寞的神情，看来着实令人唏嘘；再如结尾处所言，“成东青用演讲取代了性生活，在公共场合基本不说人话”，亦透露着浓厚的讽刺意味。
 
我倾向于认为，尽管乍看之下“功成名就=人生幸福”便足以概括影片主旨，但那更像是编导为了讨好大众而炮制的糖衣；在全面向市场妥协的同时，主创仍试图渗透“财富背后的巨大虚无”、“成人社会对年少情谊的无情撕扯”等主题（这正是新东方三驾马车的真实经历），甚至有展现对新东方那过于功利的企业文化的质疑，只可惜个中意味皆被隐没在激荡三十年式的喧嚣浮躁中了——或许相较于影片本身，主创向观众所做出的妥协，以及观众对其情节的选择性理解，才真正体现了当下的精神——唯有财富的攫取才是中国梦，财源滚滚则不问来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