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德克·巴莱(上)：太阳旗

无义之战
　　——《赛德克·巴莱》有感
　　
　　 根据我的理解，赛德克·巴莱应该是原住民语中勇士的意思。这片子据说展现了原住民部族武士抗击日本殖民者的勇烈云云，但本人看电影有个坏习惯，总爱看完后去谷歌下相关背景资料，结果仔细查询了雾社事件和抗日大头目莫纳·鲁道履历后有些百感交集，不得不一吐为快，若有谬误还请诸位海涵。
　　
　　 必须承认，这片子大规模械斗场面激烈写实。没错，械斗，别以为用了步枪机枪迫击炮就不是械斗，雾社事件的本质就是一场械斗。胜出方是已经殖民台湾三十年的日本，落败方是坚守树宗祖灵文化的台湾部族原住民。日本人的动机就不说了，那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将台湾彻底吞入大和民族腹中消化为自身一体。设立村公所、警局、学校、邮电局、杂货店，多管齐下教化那些“不文明”的生番，只是那种情不自禁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加上极为难看的吃相为后来的大祸埋下伏笔。当然，这也不是日本人专有的弱点，昔日横扫四海的大英帝国，今天的美利坚都这副嘴脸，再往前推远点，历史上的天朝帝国和罗马帝国也全是这德性，这更证实了本人一个长期以来的观点：人种无贵贱，脑残无极限。话说回来，片中即使像小岛这样貌似怀柔的货色，也是包藏着一颗征服之心去趋附笼络那帮生番，这点应该没有观众会否认吧？
　　
　　 好，我们再看另一方，尤其是领头的马赫坡社，以及其首领（头目）莫纳·鲁道。社是高山族的基层组织，相当于我们常说的部落。1930年10月，莫纳·鲁道策动马赫坡、荷歌、波亚伦、斯库、罗多夫、塔罗湾等6社族人借社祭运动会之机发动突袭雾社地区日警分驻所十三处，共杀死包括妇孺在内的134名日本人，一击得手后莫纳·鲁道率部退守马赫坡、塔罗湾两线游击作战，历经40日苦战最终不敌兵力与装备均占优势的日军增援部队。根据日方史料记载，原住民方战死364人，自杀者225人，被俘265人，500人投降。日方除开始被无差别收割的134人外，开战后武装人员仅战死28人，伤26人，协同日军作战的原住民武士死22人，伤19人。这些数字证实当时的日军战斗力确实不是吹出来的，实际伤亡也绝非如同电影中那样随手倒下一大片。关于战斗的许多细节，电影中其实都已面面俱到，这里不再赘述，但是整个片子从头至尾都没说清楚，莫纳·鲁道为什么要袭杀日本殖民者？他天生就有救民救国夙愿？还是他是抗日奇侠投胎转世？开篇没有交代，结尾也没说清，只有一些含糊不清的零碎线索，给人一种欲语还休的朦胧感。用我朋友的话说，那就是光看打得爽，不知为什么干仗。当然对很多就渴望看到日本人死的观众来说，这从来不是个问题。剧情介绍里洋洋洒洒地介绍，在日本殖民者的文化侵略下，原住民们被迫失去自己的信仰，男人必须服劳役不得狩猎，女人只能当女仆不能编织等等光鲜理由。那么，以莫纳·鲁道为领袖的原住民们到底为何造反？
　　
　　 真正的原因有三：第一，日本殖民者吃相难看，说来以文明手段教化生番，自家内涵底蕴远远不够，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凡人，拿枪用电话的就觉得对拿弓住树上的有莫名优越感。日本殖民者对原住民态度粗暴傲慢，诱奸逼奸妇女始乱终弃，你看片中那日本难民老公掌掴跟着逃难的原住民婆娘的凶神恶煞嘴脸，昨晚没准还睡一张床上，今天就把对方当成了敌国。观众都看到了这男人犯二的一面，却没注意到他仗义的另一面：大难临头毕竟还知道带着婆娘娃儿躲进避难所。当然，女人性格柔弱能忍，男人可就没这么好说话了，要不怎么是剽悍的山地民族呢。
　　
　　 第二，莫纳·鲁道的造反包含了很大的私怨成份。他的妹妹被日籍警察玩弄后抛弃，史实中这位日籍陈世美姓近藤，十有八九就是电影中那位最先带队前往雾社搜剿的近藤警官。真正的莫纳·鲁道可不是个省油的灯，他在发难之前也曾是日本人的帮凶，帮着日军砍了不少原住民同胞的脑袋，因为“有功”还被邀请到日本本土去旅游观光。当时的日本人在台湾搞出不少孽缘，但也不是所有日本官员都视而不见，女方家族若有势力通常会得到妥善安顿。莫纳·鲁道好几位朋友家里的女性成员都享此“殊荣”，人家都得到妥善安置和赔偿，但偏偏他妹妹的事却无人问津，甚至被刻意冷置。祸不单行，莫纳·鲁道的儿子达拉奥结婚，他好意邀请路过的日警吉村饮酒庆贺，不料这位警爷犯二，挥起手杖劈头盖脸乱打一气，第二天又带人抓了新郎官。热脸贴了冷屁股还被喷一嘴屎，好歹也是个大哥级人物的莫纳·鲁道那忍得下这口气，当月就发动了震惊全岛的雾社事件。
　　
　　 第三，日本人急功近利的毛病在教化岛民这项本该漫长而艰巨的工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片中经常听原住民们提到男人是猎场的守护者，请注意他们经常提到的另一个词：出草。出草是什么？就是一族武士蜂拥而出去袭击敌对部族聚居点，能砍多少头颅就砍多少头颅回来，砍得越多荣耀越大。原住民们是崇拜森林和杀戮的狩猎者，出草甚至是他们幼童默认的成人仪式。日本人统治台湾后严令禁止出草，这可让原住民们憋足了鸟劲找不到地方发泄，孩子眼看着一天天长大，妈的却不让他们成人，不砍两颗脑袋能算高中毕业吗？其实笔者对日本人的这个政策也很奇怪，按逻辑应该放任出草才是最优选择，穷山恶水出刁民，刁民砍刁民全到祖灵那里去报到该多省事啊。反正，日本殖民者就是不准大伙儿没事去别人家里砍脑袋，理由是不文明，我靠，你们把人家多少闺女肚子搞大了就跑路，那就算文明？看来还是看谁拳头大，谁的标准就管用。最后雾社事件爆发，总算让原住民们过足了砍头瘾。
　　
　　 所谓于公于私，或所谓国仇家恨，抗日英雄莫纳·鲁道诞生了，他杀日本人，他也杀原住民，最后，他还杀了自己。
　　
　　 历史说完了，接着说电影，这片子除了战斗场面给力外还有一个优点：客观。至少做到了表面上的客观，哪怕那是一种无限接近装13的客观，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根据薛定谔定理，这个世界不存在真正的客观。但我们可以看到，片中日本人和原住民都不乏勇武忠信之士，他们的表现基本符合真实逻辑和各自的文化背景，虽死虽败，但各死得其所，虽败犹荣，大有武士之风，煽情热血火力十足，这些完美的细节差一点就成功掩盖了凌乱含糊的主线剧情。除了战斗中倒下的日军多得夸张了点，除了双方士卒过于清丽整洁的仪容，这还真是一部经得起考证的战场大片。相比之下，国内影视作品的战场描绘简直连山寨级别都不够，战场上的敌人永远是蠢笨如猪一枪死一片的白给货，谍场上的敌人永远是阴险狡诈却丢乖现丑的活宝，充满了无穷欢乐和励志内涵。建国以来这么多年，战争片的刻划功力不但没有进步和提高，越拍还越有退化的迹象。各位观众当须牢记，侮辱你的敌人，就是侮辱所有牺牲的先辈和战友。你的敌人都是蠢货，你的先辈和战友居然被一帮蠢货给干翻了，而且还被干得那么惨，那这就不好说了...物以类聚，你自己肯定也不是啥高智商货色，要不怎么成天惦记着出钱拍片骂自己呢？完美的反证法，对不对？
　　
　　 这片子隐含着另一个敏感话题：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相遇，最终的结局必然是战争。这是种族与种族之间的战争，这是生存的战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向来无关正义和公理。日本人来台殖民，端着文明爆发户的架子，揣着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野心，干着一点不比原住民们更道德的勾当。原住民们目光短浅食古不化，意气用事内斗不断，即便没有日本人来插上一腿，看那无节制的嗜血欲望早晚也得杀个绝户灭族，宛如疯狗的剽悍和勇武既是他们的优点，也是他们的缺点。有评论家把这归咎于原住民们没有国家观念，故此没有所谓的凝聚向心力。列位看官，国家这东西和部族相比并未高档深邃到哪里去，自从人类有了社会组织结构，不管部族也好，国家也好，都是为生存利益而抱团结成的群伙。这类团伙的名称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规则，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游戏玩法。在漫长的达尔文之路上，不同的族群你方唱罢我登场，有的在奋力前进，有的在退后，有的在苟延残喘，有的已经灭绝，有的尚未诞生。而你我只能籍借此片端坐河川两岸，感叹一声：逝者如斯夫。

台湾版分上下两部，上部《太阳旗》尤其精彩，下部则有些乏善可陈，本文仅对上部略在评说。

土著人有其独特的生存法则，开篇的打猎镜头与猎头画面直观地向观众展示了他们的生存法则。当没有外来人群的冲击时，他们对猎头与被猎头都有着仪式般的尊重。这是他们的生活，男人在山里找猎，女人守住家门，等待归来的或者不再归来的丈夫。成人礼、舞蹈、山歌所有的一切都有着大山的雄浑与灵气。如果没有外来族群的干涉，他们或许会一直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然而，历史的扭转，现代文明的入侵使得土著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可逆转的与无法阻挡的现代文明在强大的火力推进下，瞬间便将土著人坚持了不知有多少世纪的传统蹂躏的粉碎。

由于土著人没有国的观念，只有族的观念，所以当面临日本入侵时表现出来的对“异族人”的蔑视更象是守卫自己的猎场不被侵犯，而不是卫国的高大情操。他们的反侵略的斗争初始并非是为了自由，直到他们被征服之后受尽压迫下的屈辱才激起土著人对自由的渴望。

莫那是从原始走向屈辱的见证者，而作为首领其忍让与耻辱感更胜他人。然而，他却一忍几十年，直到最后率领族人发起雾社之战。电影对反抗之心的演化交待得不够，我们或许可以想象一个被关了几十年的雄狮在生命将尽的最后时刻突然爆发，他怀念过去的自由，怀念血祭的味道，怀念猎头的豪爽生活。雾社事件中对普通人，尤其是妇女与儿童的残杀似乎洗刷掉了许多正义的力量。夹杂在压迫与反抗之间的普通人往往成为牺牲品，这已经不是新鲜的诊断。即便推到中国古代，官僚集团压榨尽民脂民膏的时候，妇女与儿童也享受着荣华富贵，当一朝沦落之时，妇女沦为婢，儿童沦为奴的惨状也屡见不鲜。我们以现代文明的眼光去理解当年台湾土著人的做法与理想有些不太合适。然而，与他们无法摆脱自身观念的影响一样，我们也无法退去自己身上披着的文明去融入他们的观念。

就是两种无法融合的文明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雾社的残杀事件。

电影尽可能多地给出各个年龄段的土著人、每个种族之间的人的相异处，试图用复杂的人性与文明来讲述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导演在这方面是成功的，虽然许多人物扁平，但莫那鲁道、土著警察花冈一郎、巴万的角色塑造是十分成功的。

莫那鲁道青年时期桀骜不驯，既当英雄又当首领。电影中有一个情节赤裸裸地展示了他的性格。在他们伏击屯巴拉社人员的时候，有一族人冲到他的前面去被他击中，他狠狠地盯着受伤的族人说：“没有人能冲到我前面去！”年轻时的他是霸道的，然而，在与日本抗争失败后，他无奈地选择了屈服，一忍就是几十年。虽然中年的他仍旧保有着头领的部分尊严，但在日本警察面前仍旧是只能求人的角色。在溪边见彩虹遇父灵一节，他内心的兽性被彻底激发，从而走向殉道之路。他是从自由走向不自由的最直接的体验者，是从一级头领走向受日本人统治的二级头领的直接受害者。可惜电影没有在人物内心戏上给他以更多的表演空间，上部的后半部分，莫那鲁道在歌声中完成从屈服到反抗的升华，而我们也就在那些美妙的歌声中见证了血腥的暴发。

花冈一郎是最具有矛盾心理的人，也是在手法上处理比较出色的一个人。可惜的是，他从一个受日本教育的怀疑论者到土著精神的信奉者的转变略显突兀，我们很少能够从电影中找到转变的确切轨迹。不过，即使这样，他仍旧是电影中少有的丰满人物之一，其内心戏通过肢体语言的表达令人动容。而他也是文明与文明碰撞间出现的第一代矛盾体，即，日本人统治不好么？有学校、医院等现代设施不好么？他是被日本人统治的土著当中的受益者，有着比较体面的工作——警察，有着自己的居所，有着美满的家庭。除却他土著人的标签，他的一切近乎完美。所以，他会怀疑，我们为什么要反抗？他是已经被日本文明同化了的一个人，然而，最后他却义无所顾地投入到了反日本人的斗争之中，而促使他做出最终选择的恰恰是他身上的土著标签。有一个现象我觉得可以注意，即使花冈一郎起了个日本名字，当着日本人的警察，他受到的最大质疑也是族人们在雨街上对他的嘲讽，而没有把他打成“赛德克奸”。或许也就是族人们没有将其完全划到敌对的一方去，才给了他犹豫与矛盾的机会，最终选择站在赛德克的一边，走向最终的败亡。

小巴万的角色是电影中最令人震动的一个角色。我们把他与儿童红十字军、红小兵联系起来似乎并不为过。这个角色也是电影中唯一一个没有任何缺陷的角色，最为成功的角色。这恰恰因为儿童角色的成功不得不让人反思，成年人的世界一不小心就会将儿童引入到一条不归路上。小巴万在学校里受欺负，老师打过他。当赛巴克族人起事的时候，他带领族里的孩子将老师刺死，将躲藏的妇女与儿童刺死，以血祭祖灵的名义。这是一种对血腥的信仰，也是一种纯真的信仰。就是因为纯真，所以，他才会义无反顾，拿别人的生命成就自己的英雄声名。当年的儿童红十字军何尝不是对宗教的纯真信仰？当年的红小兵又何尝不是对领袖的纯真信仰？在孩子的眼里，有时候血腥是纯真的，那鲜血直流的场面与白雪一样让人激动，而不是生畏。当孩子被某种信仰激发后，他们比成年人更容易被煽动，更容易残暴，更容易肆意虐杀。当我看到那些妇女与儿童，其中包括他的同学们惊恐的眼神时，当看到血液泼红了门窗时，内心是复杂的。小巴万既是行凶者也是受害者，而我们又不得不说信仰难道错了么？只好说，在一个错误的时代错误的时间为了信仰做了错误的事，除此之外，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电影中有一个场景是让我至今仍感动的。赛巴克的族人们去山上砍树，恰逢雨过出虹。他们在彩虹的陪伴下，跳起多年未跳的舞蹈，唱起多年未唱的歌曲，那一刻他们是自由的。那一刻他们是纯真的，只为着彩虹般的纯真的心。我多想他们可以一直跳下去啊，能够不为血腥、不为杀虐、不为反抗而自由地跳下去。

然而，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要么耻辱地被文明同化下去，要么为了自己的文明图腾“血性”战斗至死。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剩下的每一种选择，都是为自由的殡葬。

达奇斯：“头目，被日本人统治不好吗？我们现在过着文明的生活，有学校，有邮局，不必再像从前一样得靠野蛮的猎杀才能生存。被日本人统治不好吗？”
莫那：“被日本人统治好吗？（我们）男人被迫弯腰搬木头，女人被迫跪着帮佣陪酒。该领的钱全部进了日本警察的口袋。我这个当头目的除了每天喝醉酒假装看不见、听不见，还能怎样？！邮局？商店？学校？什么时候让族人的生活过得更好？反倒让人看见自己有多贫穷了！”


达奇斯：“头目，我们能再忍二十年吗？“
莫那：”再二十年就不是赛德克了！就没有猎场！孩子全是日本人了！ ”





莫那：“如果说复仇，那是我马赫坡的事。但是如果要血祭祖灵的话，雾社十二个部落全都要参加！”






莫那：
“日本人比森林的树叶还要繁密！比浊水溪的石头还要多！但我反抗的决心比奇莱山还要坚定！！”
“如果你的文明是叫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野蛮的骄傲！！----真正的赛德克。。。。”
“达奇斯，你这从不想了解自己的后裔听着----塞得克巴莱可以输掉肉体，但一定要赢得灵魂！输掉灵魂的赛德克一定会遭到祖灵的遗弃！”






塔道：你明明知道这一战一定会输，为什么还要打？
莫那：为了快被遗忘的图腾！

莫那：你看看这些年轻人，白白净净的脸。。。。没有赛德克该有的图腾。你忍心看着他们死去的灵魂被祖灵遗弃？还是你觉得他们不够资格？成为一个双手染血的赛德克巴莱？

塔道：“图腾？”
莫那：图腾！！

塔道：拿生命来换图腾印记。。。。那拿什么来换回这些年经的生命？
莫那：骄傲！



            NB！！血性！！！


被奴役太久的人们啊，你们是否已经忘记何时该起来反抗？

A面：“雾社事件”不能被简单解读成“抗日起义”

　　“台湾同胞的武装抗日革命虽然一再失利，但反对异族统治的意识已深植人心，永难改变，只不过从民国十年以后，反抗的方式已由武装行动逐渐转移为非武力的思想文化斗争。在此一段非武力抗日时期，所发生的唯一武装革命，便是‘雾社事件’。”——这是秦孝仪主编的《国民革命与台湾》一书对“雾社事件”的定性描述，也代表着台湾官方教科书的立场。但《赛德克·巴莱》告诉我们：事情没这么简单，“抗日”，不是“雾社事件”唯一的内容；在原住民心目中，“抗日”的概念，甚至都不存在。

　　“雾社事件”起因：日本统治蛮横粗暴，原住民起义反抗

　　1930年，距日本入主台湾进行殖民统治恰恰35年。就在这一年，10月27日清晨，台湾原住民赛德克族对日本“出草”（即猎首 ），杀死134名日本官员、家长、学童，重伤26名。随后日本人发起反击，原住民无力抵挡，参与行动的部落几遭灭族，生还者被强制迁至往川中岛（今台湾清流部落）。

　　这次起义被后世称为“雾社事件”。

　　原住民这次反抗是日本残暴统治之结果。长期以来，日本掠夺山地资源，榨取原住民劳力、唆使挑拨，同时封锁他们的生活空间，禁止传统祭仪活动，使他们苦不堪言。原住民反抗之心年年酝酿，积压多年之后，终于爆发。

　　台湾教科书把“雾社事件”定性为“台湾原住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

　　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认定“雾社事件”为日军残害“中华民族”之行为，并于1953年建立纪念牌坊，把这次起义视作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反抗。

　　国民政府对“雾社事件”的解读模式被延续了下来。台湾汉族人所撰写的史书大都把“雾社事件”定义为一场“台湾原住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台湾教科书几乎沿袭了这种解读方式，譬如王淑芬、张益仁主编的台湾翰林版教科书就如此讲述“雾社事件”：

　　“除了汉人武力抗日外，原住民各族也因为日本官吏及警察的残暴和压迫，发动一百五十多次的武力抗日事件。其中最著名的是泰雅族原住民头目莫那鲁道领导的雾社事件。这些可歌可泣的武力抗日事件，最后在日本残酷镇压下不幸失效。”

　　但起义幸存者后裔称：“历史课本说我们原住民抗日，我们不是抗日，我们是抗暴”

　　原住民对这种中华民族抗日意义下的解读并不领情。清流部落的一位原住民大老说：“历史课本说我们原住民抗日，我们不是抗日，我们是抗暴”，“就象是别人打你，你也要打回去一样，很自然啊。”言下之意，即不论是谁，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台湾汉族人，只要“打”我们，我们就要反击，原住民反抗的不是特定某个族群，或者专门针对日本，而是反抗残暴统治本身。“雾社事件”幸存者者后裔邱建堂的看法也与此大同小异：“倘若日人对我族人多一点点尊重，不过于歧视（时常称我族人为蕃人），不过于压榨劳力，此悲剧应可避免。”

　　原住民这种心态完全可以理解。原住民所居住之地，资源丰富，历代政权要开发台湾，都要面对原住民的反抗。无一例外的是，历代政权对反抗的原住民，都进行过残酷的镇压。把台湾拱手相让给日本的清朝对台湾原住民的吏治，就是恩威并行，抚剿并济，对于未归顺的原住民部落大动干戈。

　　《赛德克·巴莱》美术指导：除了反抗暴政之外，族人捍卫信仰层面也是存在的

　　除了反抗暴政之外，原住民对信仰的捍卫也是起义原因之一。《赛德克·巴莱》的美术指导邱若龙说：“‘gaya’世界的赛德克人在日本统治时期，被严格禁止，对主流社会来说，严禁文面、猎首是安定的，但对赛德克人来说，却是阻碍了与其祖先之间的连系，影响巨大，如果日本政府以平等对待，使其风俗渐进式转换，或许不致到这样的境地……‘雾社事件’发生的原因除了反抗暴政之外，族人捍卫信仰层面也是存在的。”

　　B面：“高砂义勇队”也不能被粗暴解读成“投敌卖国”

　　“雾社事件”后，日本面向原住民募兵，原住民踊跃应征，甚至写血书来表达意愿，遂有著名的“高砂义勇队”。这距离“雾社事件”才十一年。在战争期间，这些台湾原住民“日本兵”对日军十分“忠诚”。

　　台湾官方习惯将“高砂义勇队”定性为“被日本政府设计”

　　“雾社事件”时，日本殖民当局就对原住民的战斗力印象深刻，当时就有将强悍的原住民充当其战争炮灰之念，日本讨伐部队的大佐服部兵次郎曾说：“他们凶狠固然可恨，但若加以熏化善导，他们能在我军领导下，成为军队的一部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立马付诸实践，募集了原住民2万余人，成立“高砂义勇队”。

　　台湾官方对“高砂义勇队”的定性，与台湾政治大学的傅琪贻教授的说法基本一致：“所谓‘高砂义勇队’，其中充满了日本侵略者对台湾少数民族的诱骗和诡计。台湾的少数民族被送到南洋是被日本政府设计的。从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他就有意要利用台湾的原住民，因为到南洋打仗日本就不适合，那怎么设计呢？叫‘志愿’，这个部落要3个人，或者是4个人，最多是一次去3个人左右，就这样送去。在1942年到1943年间，台湾少数民族分7到8次，每次几千人到上万人不等，被日本强迫送到东南亚战场。他们被送去的名称大部分都是农耕队啦，或者是军夫的名称，到了那里就被全部投入战场，而且是第一线的，最先锋的，破坏美军基地，空军基地，先导部队，最后接到死亡的命令，就是你们都要死。奔赴战场的少数民族青年当中，很多人都死在了战场。 ”换言之，即认为这支部队的前因后果，都是日本殖民者“诱骗和诡计”的结果。

　　原住民高聪义说：“当时大家都觉得当兵是一件光荣的事，即使战死也心甘情愿”

　　日本面向原住民募兵时，原住民较为踊跃应征参军的，甚至有年轻人写血书表达参军欲望。为什么他们对于参军如此热情？回到那个年代，愿意平心静气分析的话，这背后是有历史和现实的考虑的。

　　“雾社起义”后，日本殖民当局修正了对原住民的歧视和镇压政策，加速推行对原住民的“皇民化”政策。原住民被“皇民化”熏陶多年，不少年轻人认为参加“皇军”就是效忠“天皇”，有一份血书写道：“天皇陛下万岁，我是日本男子，具有大和魂，无论如何辛苦，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国家，一概不以为苦。请收我为军夫。”原住民高聪义说：“当时年轻人被问何时当兵，就像今天问人‘吃饱饭没’般自然，当时大家都觉得当兵是一件光荣的事，即使战死也心甘情愿。”他在1943 年7 月也写了血书。

　　高砂义勇队队员杨清课老人说：“蔚为可观的高薪，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除了日本的“皇民化”教育外，原住民也出于现实考虑去参军的。“高砂义勇队”队员杨清课老人如此回忆当时入伍缘由：挣钱也是日本允诺给每个当兵者每月工资82 元（日币），这对当时少有现金收入的原住民来说，无疑是蔚为可观的高薪，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当然，从众心理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在当时。日本人对原住民的心理进行强烈刺激，一面向原住民小姐教育说“没参加义勇队的，不是男人”；另一面又向原住民青年说“这些小姐认为，不参加高砂队的，不是男人。”

　　朝鲜士兵金在渊评价高砂义勇队：“自己不吃，有人却在运送粮食的途中饥饿而死”

　　在战争期间，这些台湾原住民“日本兵”对日军十分“忠诚”。1974年，在日本投降29年之后，一名高砂义勇队队员，在印度被发现，被称为“最后的皇军”。他是台湾原住民，汉名叫李光辉，本族名叫史尼雍。李光辉被派住太平洋战场，驻守摩罗泰岛。他不知道日本投降，直到1974年被发现时，他还在“坚守”，仍然保留着战争年代使用的三八式步枪、十八发子弹、军用水壶和钢盔。高砂义勇队的“忠诚”在其他的记录中也见证到。朝鲜人金在渊谈到他对台湾高砂义勇队的印象：

　　“高砂义勇队，替我们的部队运送军粮来，我们对于他们的‘诚实’感到讶异。自己不吃，有人却在运送粮食的途中饥饿而死。要是我的话，饿了，就自己把粮食吃了。”

　　金在渊对这种“忠诚”的理解：“不管如何，高砂义勇队员是朴直的吧”

　　高砂义勇队对于日本的“忠诚”，不只是被日本同化了就可以完全解释。原住民的“忠诚”部分源自自身“朴直”人性。朝鲜人金在渊说：

　　“（我们）绝不会像他们一样，为日本军在道义上尽情分而身亡。真是没有那么愚蠢（荒谬）的事了。不管如何，高砂义勇队员是朴直的吧？！他们是为了日本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若是朝鲜人志愿兵的话，首先会考虑自己的存活而无他。”

　　同时，原住民的尚武传统与好争战功的意识也间接造就了他们对日本的“忠诚”。曾和高砂义勇队共事过的日本人石井敏熊大尉就这样归纳他对原住民的观感：

　　“高砂义勇队有极高的责任感……同一部落出身的高砂义勇队，对战功的竞争意识比想象中的还强；如有同伴受到奖赏，其必也努力争取战功，以免返回部落受到族人的耻笑。”

　　如何理解原住民既抗日又助日？

　　“雾社事件”后原住民与日本之间结下血海深仇，10年后他们却作为日本兵为日本效力。抗日之时，有“向天而殉、向死而歌”的壮烈；助日之时，又有宁愿自己饿死而绝不偷吃军粮的“忠诚”。如何理解这中间的巨大反差？

　　原住民“立法委员”高金素梅：我们不太有国家的观念，只有族群跟族群的观念

　　原住民说：“我们不是抗日”，这对于许多从出生之日起，就被灌输了“国家”观念的人来说，确实很难理解。他们明明在抗击日本，为何不自称“抗日”呢？其实，“国家”只是头脑中的想象共同体，民族国家的概念很晚才在台湾形成。原住民长期生活于高山密林，头脑里并没有这种外来的“国家”观念。对于他们说，“日本”是不存在的，“日本人”跟汉族人一样都是异族，谁侵犯我们，我们就反抗。正如台湾原住民“立法委员”高金素梅说：

　　“在原住民看来，台湾只有汉族和原住民族群之分，我们不太有国家的观念，只有族群跟族群的观念。就像电影《赛德克·巴莱》里说的，我们清楚知道自己族群的领地在哪里，你要是跨到我领域来的话，我们一定要锄草。日本殖民时代是对原住民伤害最强烈的，他们用暴力，用所谓的法律限制原住民的生活，剥夺我们的土地。直到日本人走了，‘中华民国’进来了，他们承接了日本殖民时期的制度，一直到现在。 ”

　　《赛德克·巴莱》的导演魏徳圣也有跟高金素梅相同的阐述：“但从另一方面去讲，正是人们所接受的伦理教育或者其它现代教育使得他们很难再偏执地相信某些信念了……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原点去重新看待这个问题，现在人们所说的‘民族仇恨’根本就不存在。它只是人们的假想敌，而这些假想敌本来就应该被放逐到外星球才对。”　

　　莫那鲁道的曾侄：政治上的种种做法，和我们本身的生存没有关系

　　雾社事件后，赛德克人几乎遭灭族。赛德克人后人担心，重提事件或许造成革命，为了生存下来，赛德克人选择淡忘。莫那鲁道的曾侄孙蔡光吉表达了这一看法：

　　“对于我的孩子，不会再细讲雾社事件，我只向他们传承一个血缘关系，我们家和莫那鲁道的血亲关系。雾社事件已经造成我们族人的几近灭亡，从我父亲那一代才开始重新萌芽，我们的使命是事件以后努力延续生命。事件的再提起，或许最严重者会造成革命，革命会造成再一次的灭族，那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国民政府以后，即使名称上称我们泰雅族，我们仍是教育孩子们，我们就是赛德克人，不管是名称上心灵上或认同上，我们就是赛德克人，始终存在。政治上的种种做法，和我们本身的生存没有关系。”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雾社事件”余生者的后裔中，有一些“历史和解”的声音，一位余生者说：“祖辈从没教导子孙任何事件后的仇恨，只说‘日本人太过分’，本族同胞在日本人离开后，应该忘却受日本人操弄所发生的不愉快事件，通婚并携手共创未来。”也曾有台湾牧师建议设立“和解日”，让台湾不同的原住民族群以及日本的代表共聚一堂，依照赛德克人传统律法举行“和解祭”。

　　结语

　　直斥高砂义勇队是“汉奸”、“走狗”是容易的，正如简单地将“雾社事件”定义为“抗日壮举”一般。不能讲这种定性没有依据，但这种定性却粗暴地剥离了历史的真相，因为真相必然是多维度的，而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抗日”、“汉奸”一类的词汇，都是民族国家语境下的政治概念，对尚处在部落状态的原住民而言，这种政治概念根本是不存在的。所以，对于后人来说，如何严肃诚恳地思考那个时代原住民所处的时代背景，设身处地去感受和尊重他们所面临的环境，既可以衡量一个民族的胸怀和深度，也考验着我们面对历史幽深的伤口，自我疗伤的能力。

　　所以，是时候修正我们的历史观了。如果我们看完这样一部优秀的电影，却得出一个“《赛德克·巴莱》是好看的，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绝不装逼”的结论，那就实在是太可悲了；电影没有“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赛德克·巴莱的后裔们在今天，也无法“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

正当这部影片出现资金困难的时候，导演竟然跟演员借钱，很多台湾的歌手都借钱了这位导演。名字我就不说了，我看的不是因为谁借钱，而是这部电影拍的确实很不错。
我不是想说台湾的电影是如何的好，但是内地的电影除了请个大导演和多花钱砸出个自我安慰的金鸡奖还有什么？
好吧，我承认老谋子的才华，也不否认过他的电影。但是如今的中国电影是不是应该检讨下了，好片拍不出就算了，还层出不穷的烂片，话说商业片泛滥的当今影坛，至少还有台湾电影，他们不商业，他们很低调，他们也不炒作，不请大牌，那些年一起追的女孩，一一，海角七号，和如今的赛德克，这些电影还是很值得看的。

读书时总喜欢一边听歌一边写作业，而且是英文，法文，意大利之类完全听不懂再唱什么内容的歌，或者干脆轻音乐。目的是不被对字面的理解而掩饰音乐的内容，说白了，就是，只有听不到才能听到最多。
电影里完全听不懂的对白和大块大块的音乐，对我来说都是最最难得的喜欢。听不懂却又听得懂，我不知道你在因为什么而怒吼，可我深深对你的愤怒感到恐惧。
在山里唱流行音乐自然会显得怪异不协调，所以山歌的清透又不是在ktv能享受到的。整篇赛德克的小调贯穿其中，穿梭在森林里，和大自然融为一体。
除去徐若瑄的出现吓了我一大跳之外，对所有演员表示非常感动，回头看看主演列表，还好我不认识太多的明星，温岚也是只听过歌没见过人，所以她是哪个到现在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