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

坦白地说我当年完全是因为这部电影才去学了英法德俄四种外语并选择了冷战史专业。本片告诉我什么是真正的国际阴谋，带给我真正的国际视野，现在每天用四种语言查阅冷战档案的时候还会想起本片的启蒙教育。真心钦佩导演塑造政治氛围的独特方式和对大格局的把控能力。片尾的配乐充满人文关怀和对冷战的反思。现在的作品望尘莫及。

全片中最感人、最能体现深刻主题的，还是结尾格林尼克桥上的交换。导演维纳依曾和中情局长的扮演者亨利方达商量过，该怎样表现这位局长最后的心情。最后二人一致决定采取平淡质朴的手法。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大国情报机构的掌门人一边抽着香烟，一边静静地同那个克格勃道别。他的脸上没有对敌人的怨恨，也没有因丢了工作而起的失魂落魄。当他同那位U2飞行员握手时，也并无做作的仪式感，只有对归国英雄发自心底的尊敬。这时一段调子很高的音乐响起，激昂中带着苍凉哀婉。这首莫里康尼的杰作，将冷战背景下间谍们的悲剧命运渲染到极致，进一步升华了影片主题。随后大桥两侧的铁门关上，背景逐渐变暗，一场轰动世界的谍海大案就这样落下帷幕，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人无法描绘没见过的东西。

老电影《蛇》，1973年的法国间谍片。八十年代初引进来，当时西方是如此陌生。我们让片中那个巴黎机场免税店里美丽的女店员说：“我是机场小卖部的……”

图六，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测谎仪

图九，故明君贤将，所以动以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孙子兵法》公元前五世纪

此片是以克格勃少校戈利岑叛逃事件为原型改编的。

下面，讲一讲戈利岑叛逃事件的过程和内幕，再看影片可能更有意思。

～叛逃

1961年12月22日，一个身材矮小结实的人裹着厚厚的外套，冒着猛烈的风雪，步行来到芬兰赫尔辛基的美国大使馆。他对门口站岗的美军士兵说，我叫阿纳托利·戈利岑，是苏联驻芬兰大使馆的官员，要求见美国大使馆的情报官员。

事后核查表明，他说的是真实姓名。

美国大使馆立即启动了叛逃者处置程序。戈利岑被带到使馆单独的小房间，中情局赫尔辛基站的负责人会见了他。戈利岑说自己是克格勃的少校，为了表明身份与诚意，他奉上了一叠苏联驻芬兰大使馆的机密档案，然后要求把自己和妻儿送往美国。作为回报，他可以提供更多的苏联间谍机构的情报。

中情局官员按照例行程序和做法，首先劝说戈利岑是否可以留在苏联，充当内线，为他们秘密工作。戈利岑一口回绝了，他说如果他现在回去就死定了，克格勃有足够能力发现为中情局服务的内线。

都是吃这碗饭的，中情局官员立即明白了这句话里的潜台词：克格勃在中情局内部有卧底。

中情局总部同时启动了对戈利岑情况的核查。中情局档案中只有一条记录：1954年，一个名叫彼得·德莱宾（Peter Deriabin）的克格勃叛逃官员提到过戈利岑，说他是一个克格勃军官，有叛变的可能。

戈利岑表示，如果他能安全抵达美国，他愿意揭发隐藏在中情局内部的克格勃卧底。

中情局综合评估后，认为戈利岑是一个有价值的叛逃者。圣诞节那天，中情局派来一架专机，将戈利岑和家人接走了。不过，飞机却没有前往美国，而是降落在了西德的法兰克福。

戈利岑被送进设在那里的美军叛变者审查中心，开始接受例行审查。一周时间里，中情局对戈利岑进行了包括测谎在内的全套审查，最后相信了戈利岑叛逃的可靠性，这才安排他们一家人进入美国。

到达美国后，从1962年2月开始，在马里兰州一处严密布防的院子里，中情局开始对戈利岑进行讯问，听取他提供的克格勃情报。

～一个与众不同的叛逃者

叛逃者，本是弱势的一方。一个人改换门廷，投靠敌方，类同丧家之犬。一方是势单力薄一个人，一方是专业的情报机构，是强大的国家机器。而且，往后余生，叛逃者的饭碗是掌握在人家的手里。

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

不料，这位戈利岑却是叛逃者里的一个异数。

他是克格勃的人，案件自然应该归由中情局苏联处负责。但是，戈利岑十分傲慢，根本看不起中情局苏联处讯问他的官员。他口出狂言，认为这些官员都是跑腿的男孩女孩，根本没有资格与他对话。

他完全不顾中情局的规矩，要求越过苏联处的主管官员，直接与更有资格的官员对话。他不客气地直接点了名：詹姆斯·安格尔顿。

戈利岑说，在整个中情局里，只有安格尔顿的精明，达到了向他提问题的程度。

安格尔顿是中情局反间谍处的处长。

在中情局里，安格尔顿称得上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大名鼎鼎的苏联间谍金·菲尔比，暴露前是安格尔顿深交多年的老朋友。菲尔比在剑桥大学上学期间秘密加入苏联情报机关，剑桥毕业后进入英国军情六处，后来被派到美国，担任军情六处驻中情局的联络官，与安格尔顿朝夕相处，过从甚密。两个人每周必定要聚餐一次，交流情报，探讨问题。无论是公谊还是私交，两人都堪称密友。

安格尔顿作为反间谍专家，作为中情局抓间谍的第一人，在职业生涯中不知道怀疑过多少人。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怀疑过身边的这位苏联卧底，他一直视菲尔比为至交好友。

菲尔比苏联间谍身份的暴露，给安格尔顿的颜面与内心造成的冲击之大，可想而知。

从此，安格尔顿的眼光更加阴郁，疑心更加深重。尤其对克格勃，他产生了一种病态的警惕，或者说是推崇。他认为克格勃对美国有极深奥极复杂的阴谋，一直在对美国下一盘很大的棋，而且克格勃走的完全不是寻常路数，他们的逻辑往往是与通常情理完全相反的。

戈利岑在点名要见安格尔顿的同时，还发表了一个看法，他说克格勃善长利用假情报假叛逃策略来误导西方国家。据此，他说出了一个预言，就是克格勃将会不遗余力的用假叛逃假情报来中伤他，他预计此后不久，就会有克格勃官员叛逃到西方国家，寻求与中情局或联邦调查局接触，目的就是对他进行抵毁。

戈利岑的供词，恰好契合了安格尔顿对克格勃阴谋的判断。

戈利岑给安格尔顿戴上了一顶高帽子，同时也把他带进了沟里。与戈利岑的相遇，使安格尔顿的职业生涯走到了拐点。

戈利岑不仅点了安格尔顿的名，他还指名要见另一个人。这个人名叫罗伯特·肯尼迪，时任美国司法部长，也是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

戈利岑的这些要求居然都得到了满足。

他不仅与司法部长见了面，还赢得了司法部长的充分信任。并且司法部长的态度还影响到了他那位当总统的兄长，肯尼迪总统对戈利岑的情报也大加赞赏，甚至为了传递他的情报，肯尼迪还给法国总统戴高乐亲笔写了一封信。

到了后来，戈利岑的风头之健，使得中情局内部那些怀疑戈利岑投靠诚意的官员都开始意识到，如果再对戈利岑表示怀疑，那就是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在冒险。

～爆出猛料

叛逃者主动投靠提供情报，接纳一方对此当然是暗中欢喜。在戈利岑提供情报之初，中情局就是这么一种心态。

不过，随着戈利岑爆料的深入，中情局和其他西方国家情报机构的心情慢慢起了变化，对这块天下掉下来的馅饼，他们渐渐品出了一些异乎寻常的味道。

戈利岑确实提供了许多极具爆炸性的重量级情报。

他的第一轮供述就使中情局深受震惊和鼓舞，他提供的内容有大量的北约组织机密文件，以及潜藏在北约组织和成员国内的一百多个苏联间谍的线索。一位审讯他的中情局官员说：“我们在盘问戈利岑的头48个小时内，从他身上得到的情报信息量之多，使我们多数人的心目中都确认他是动真格的。我们对苏联驻赫尔辛基使馆是相当熟悉的，我们可以用我们已知的情况检查他所说的情况是否真实。”

戈利岑说，有4名身居重要位置的法国高级情报官员被克格勃策反。所有北约组织内的机密文件，只要经过法国，就会在24小时内送达莫斯科的克格勃办公大楼。

不过，吊人胃口的是，戈利岑说他不知道这4个人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他们的具体职务以及其他具体信息。

这就是说，根据戈利岑的情报，无法直接锁定具体嫌疑目标。

由于司法部长弟弟的吹风，美国总统肯尼迪也对戈利岑的情报予以高度评价，他专门派遣特使乘专机前往巴黎，捎去一封给戴高乐总统的亲笔信。几周后，戴高乐亲自挑选了6名法国情报官员前往华盛顿，对戈利岑的情报进行核实。

戈利岑虽然说不出那4个人的姓名，但是，他在供词中提供的法国机密材料，都是那4个人透露给克格勃的。这些材料明显来自法国政府和情报机构的最高层。调查人员将能够接触这些机密材料的人员名单列了出来，令人触目惊心。经过对名单进行严密排查后，嫌疑集中在了两个人身上。一个是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局长，一个是戴高乐总统的私人情报顾问。

负责调查的法国高级官员中也有人对戈利岑的情报有所怀疑，并且与安格尔顿进行了探讨：戈利岑会不会是克格勃派来破坏美法关系的离间者？

探讨没有得出结论。

那两位嫌疑者都受到了停职处理，但是，却一直没有受到法律追究。

戈利岑又提供了进一步的情报，说隐藏在法国高层的4名苏联间谍中，有一个人的代号是“蓝宝石”。法国接到中情局的通报后，很快锁定了具体目标，此人位高权重，是法国情报机构中最有前途的官员之一。法国当局随即对此人下达了逮捕令。但是，当警察前往执行逮捕时，却发现“蓝宝石”被杀死在自家的窗户旁边。

调查者认为，杀死“蓝宝石”的动机不言而喻，是为了掩护其他的隐藏间谍。

但是，谋杀案一直没有告破。戈利岑供述的另外几名间谍到底是谁，也一直没有确切的下落。

虽然发现了内奸，但是更造成了灾难。针对另外几个间谍到底是谁的猜测，让整个法国情报机构陷入到彼此猜忌的疑云之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法国情报系统几乎陷于瘫痪。

～剑指军情五处处长

有麻烦不仅是法国。

戈利岑还提供了有关英国的情报。

戈利岑说自己在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工作，是负责针对英国以及其他北欧国家进行情报活动。为了准备叛逃，他提前阅读记忆了大量克格勃获取的英国机密文件。他说，其中有一份文件记载了英国情报机构破译苏联密码的过程。这份文件来自英国军情五处，撰写人是英国军情五处高级官员彼得·赖特。根据信任名单，整个军情五处只有5名高级官员可以阅读这份文件。很明显，把文件提供给克格勃的内奸，就在这5人中间。

为了找出这个内奸，英国情报机构专门成立了一个“流利委员会”（fluency committee）进行调查。经过细致排查，委员会排除了其他4人，最终锁定的怀疑目标令人大吃一惊，居然是军情五处的最高长官：处长罗格·霍里斯（Roger Hollis）勋爵。

进一步调查又增大了霍里斯的可疑程度。发现他曾在30年代去过中国。就在同一时间里，共产国际的一名特工也到达了中国。从各种迹象看，这不像一个巧合，两人很可能在中国有过秘密会面。

但是，要最终认定霍里斯是苏联间谍，证据还不够充分。没过两年，霍里斯安然退休了。

霍里斯退休前，主持“流利委员会”调查工作的彼得·赖特和霍里斯进行了一次谈话。霍里斯问赖特：“你为什么会认为我是一名间谍呢？”赖特多年后回忆这次谈话时说：“我指出他是迄今为止一个最佳的嫌疑犯。”霍里斯回答：“彼得，你已经给我戴上手铐了……我只能告诉你，我不是个间谍。”

但是，赖特一直坚持自己的怀疑。近二十多年后他还说：“从情报上看，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认为罗格勋爵是个‘间谍’。”赖特有一个重要的理由：英国情报机构“一切反俄国人的行动，包括双重间谍或技术行动，都在开始后不久即告失败。”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有最高层官员向苏联出卖了这些机密。

但是，也有人不同意赖特的判断。他们认为，英国情报机构里可能存在一个苏联高级间谍，但是，并不意味着此人就是霍里斯。

最终，内阁大臣特兰德勋爵做出结论：霍里斯不是苏联间谍。

案件虽然不了了之，但是，给英国情报机构带来的混乱已成事实。最高长官陷入苏联间谍案，在情报机构内部造成的猜忌与对立是极为深刻广泛的，很多参与调查此案的英国特工后来都遭到了莫名其妙的“迫害”，他们的职业生涯都在随后的几年里彻底结束了。

～细思极恐的供词

英国的故事还不止于此。

戈利岑叛逃一年多后，英国发生了一件事，让中情局审讯人员回忆起戈利岑当初的一段供词，真是细思极恐。

那是1963年1月，身体强健的英国工党右翼领导人休·盖茨克尔突然死亡，他才56岁，正当壮年。他的死因很奇特，是一种罕见的狼疮急性感染。他发病的时间与地点很不寻常。盖茨克尔是在伦敦的苏联领事馆里用过咖啡和饼干之后，突然出现了严重症状，很快不治身亡。

中情局官员闻讯后，想起了此前戈利岑供词里的一段陈述。戈利岑说，克格勃正在筹划一项特别行动，行动目标是消灭某些欧洲民主国家的“反对党领袖”，以此帮助那些亲近苏联的政党及其领袖，进而提升苏联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行动的进一步详情虽然不知道，但是，戈利岑说，克格勃专门负责暗杀行动的第13局局长罗丹将军参与了这个行动。

安格尔顿调阅研究了戈利岑的供词后，立即着手追寻罗丹近期的行踪线索。结果令人倒吸一凉气：盖茨克尔在苏联领事馆喝咖啡那一天，罗丹就在伦敦。

后来又得到情报，苏联科学家曾用老鼠做过这种特殊的狼疮病毒实验。

安格尔顿的调查还发现，盖茨克尔有一个强劲的政敌，就是英国工党领袖、工党左翼领导人、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而威尔逊有两个亲信与苏联保持着密切的商业往来，经常前往苏联，并且与克格勃存在秘密联系。

安格尔顿将这个情况与戈利岑关于克格勃“要消灭某些欧洲民主国家的‘反对党领袖’，以此帮助那些亲近苏联的政党及其领袖”的供词结合起来，他推断：英国首相威尔逊明显是盖茨克尔死亡的潜在受益者。

安格尔顿的这个结论，意味着事态的严重程度升级了。

安格尔顿决定把他的调查材料传递给英国军情五处，并希望军情五处能对威尔逊和他的那两位亲信进行调查。

安格尔顿的请求在军情五处内部引起轩然大波。对情报机构是否可以监视本国首相的这一挑战性问题，军情五处内部截然分为两派，产生了激烈对峙。最终，军情五处拒绝了安格尔顿的建议。

不过，盖茨克尔骤死的真相也再没有了下文。

～寻找“莎沙”

法国、英国固然重要，但是，中情局更关心的是自己。戈利岑一开始就说的在中情局内部隐藏有克格勃间谍的说法，到底是真还是假？

戈利岑说，他在克格勃总部看到过大量来自中情局的文件，而且这些文件的来源明显不止一个。他断言，在中情局苏联处和联邦调查局反间谍部门的重要职位上，都安插有克格勃间谍。他还说，中情局布置在东欧的情报人员，有许多已经被苏联和东德联手策反，做了双重间谍。

为了求证戈利岑的供词，安格尔顿决定设置假情报进行试探。

中情局苏联处向驻渥太华的中情局分站发出密电，要求安排情报官员与苏联驻加拿大使馆的外交官接头，并指定了接头的时间与地点。

当然，这是一项虚假任务。

安格尔顿在指挥中情局苏联处发出这份电报同时，他又从另一条线上秘密派遣人员前往加拿大，按约定时间到接头地点进行秘密监视。

在约定的接头时间与地点，虚设的接头场面当然不会出现，但是，安格尔顿派出的监视人员在现场发现了有伪装的苏联官员出现了，这些苏联官员明显是在对接头现场进行观察。

显然，接头电报的内容泄漏给克格勃了。

但是，由于中情局总部以及渥太华站经手此电报的人员过多，仅仅这一次试探行动，仍然无法锁定具体的嫌疑目标。

戈利岑又提供了一个具体线索：中情局在西德工作过的一个官员，其实一直在为苏联服务。克格勃给他的代号是“莎沙”，他出卖了许多美国机密。

此后几年里，在安格尔顿的固执推动下，中情局上上下下都卷了对“莎沙”的追查。

安格尔顿主持的对“莎沙”的调查工作全部都在暗中进行，人人都知道安格尔顿在寻找内奸，但没有人知道他的怀疑名单里都有谁。安格尔顿除了向中情局局长汇报调查情况外，不与任何其他人讨论怀疑对象。

起初，至少有三名中情局官员被怀疑可能是萨沙，最后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这种怀疑，但是这三人的职业前程都受到了影响。

戈利岑后来又补充说，他记得萨沙的真名是K开头的。于是，中情局里那些名字以K开头、同时又在西德工作过的所有官员都受到了几个月令人难堪的审查，其中一名官员在绝望中选择辞职，另一名官员因为不能自证清白而遭到解雇。

安格尔顿近乎痴狂地、不弃不舍地追查莎沙，但是又一直无法锁定确切的目标，逐渐地，他陷入了接近妄想狂的状态，他在确定怀疑目标时有些失去了理性。

安格尔顿一度将怀疑目标锁定到一位叫做“萨沙”的中情局官员头上。这完全是违反常识的，任何一个情报机构都不可能使用间谍的真实姓名来作为代号，专业精深的克格勃更不可能这么做。但是，安格尔顿居然把这点起码的常识都抛到脑后了。后来，还是因为有人作出了严密正式的论证，安格尔顿才撤消了对这位官员的怀疑和调查。

安格尔顿认为中情局苏联处是需要整顿的重灾区。结果，在调查“莎沙”期间，许多很有能力的特工要么被调往其他部门，要么干脆被解职，到了后来，整个苏联处几乎陷入瘫痪之中，导致整个中情局的对苏情报工作进入了一个冰冻期。

后来接任中情局局长的威廉·科尔比说：“什么东西都停滞了，我们已经变成不搜集情报的情报组织。”

科尔比在就任中情局局长之前，一度也成为安格尔顿的调查对象，这使得科尔比对安格尔顿已经忍无可忍。他刚一上任，就立即解雇了安格尔顿，打发他退休回家，让他将自己过剩的精力用在摆弄他喜爱的那些品种繁多的兰花身上去了。

直到安格尔顿退休回家，“莎沙”仍然没有寻找出来。这个内奸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无人知晓。

TNT于2007年出品的三集迷你美剧《冷战疑云》（The Company）的第三集，讲述了中情局追查“莎沙”的故事。剧中，安格尔顿、菲尔比等主要人物都以真实姓名出场，纪实性极强。

虽然在现实中，安格尔顿直到退休也没有找出“莎沙”，但是这部剧作在荧屏上圆了他的梦，“莎沙”最终被安格尔顿挖了出来。

安格尔顿没有做到的，电视剧编导替他做到了。不过，由于这部剧极强的纪实风格，很容易使不明真相的观众把虚构故事当成历史真实。

～引起内乱

戈利岑引起的麻烦在于，他的有些情报是准确清晰的，又有相当大一部分情报是模糊不清、难于判断真伪的。

这些模糊情报的内容大都是说，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情报机构里，隐藏了许多苏联间谍，或者有一些叛逃过来的苏联情报官员，其实都是假叛逃，目的是为了误导西方。

他说这种情况广泛存在，但他又说不出具体的线索。

正是这些模糊不清的情报，使得西方情报机构内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充满了怀疑气氛，导致了严重的分裂。

戈利岑说潘可夫斯基就是一个假叛逃者。

潘可夫斯基是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格鲁乌的上校，1961年至1963年间向中情局提供了一系列有关苏联火箭的秘密文件，对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评估苏联实力提供了重要依据。

戈利岑说，潘可夫斯基早期提供的情报都是受克格勃指使的，但是，戈利岑又拿不出有关的证据。他的这种说法遭到质疑后，他又说，即使潘可夫斯基真正愿意为美国服务，他也可能被迫参与了一个他无法抗拒的交易，实际上是在克格勃的操纵下传递苏联有意透露给中情局的文件。

按照戈利岑的说法，潘科夫斯基那些曾经作为美国最高层决策依据的重要情报，就都成了苏联愚弄美国的假货。

这也太魔幻了！

戈利岑还提供了一个含含糊糊的情报，他说克格勃有一个骗局，安排一些苏联驻联合国的外交官投靠美国，这些人根本不可能接触、更不可能提供真实的情报。在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手里，就有一些这样的假间谍。

如果戈利岑此言属实，那么，负责策反这些间谍的美国情报官员就等于闹了笑话，他们的成绩就变成了丑闻，甚至意味着美国情报机构据此报送给总统的报告都是些虚假情报。

联邦调查局手头就有两名间谍，恰好符合戈利岑所说的情况。这两个人都是苏联驻联合国的外交官，他们暗地里找到联邦调查局，说自己实际是克格勃官员，由于无法完成情报任务，会受到上级的严厉制裁，于是提出建议：愿意出卖苏联的机密，换取叛逃美国的机会。

虽然有人怀疑他们的动机，但是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批准发展了他们，给两人分别规定了代号：“软呢帽”和“高顶帽”。这两个克格勃官员投靠后，又提出条件说：他们必须为苏联报回一些美国的情报，以求赢得克格勃上级的信任。于是，胡佛批准给他们提供了一些美国的情报。反过来，他们提供了一些苏联的情报，很得胡佛信任。胡佛从中挑选出有关苏共中央政治局决策层面的机密情报，报送给了约翰逊总统。

中情局将戈利岑的供词通报给联邦调查局，胡佛断然否定了戈利岑的说法。他当然不能认可，那样颜面何存？

胡佛认为戈利岑有明显的妄想症，搞不好戈利岑本人就是个假货。他甚至认为戈利岑就是克格勃派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损毁联邦调查局的声誉。胡佛对中情局的做法十分不满，因此拒绝和中情局在戈利岑案件上继续合作。随着戈利岑供词中对联邦调查局的不利信息越来越多，胡佛彻底中断了与中情局的所有工作联系。

戈利岑这些危言耸听的情报，闹得几个主要西方国家的情报机构惶惶不可终日。英国情报机构因为最高长官都被怀疑是内奸，机构内部很长时间陷入一片混乱。

中情局根据戈利岑的情报，将西德、法国、荷兰的情报机构都列入“不安全”级别，与它们进行联系时都带上了怀疑的目光。

一开始，中情局和西方情报机构因为戈利岑的叛逃而欢欣鼓舞，觉得可算抓到了一条大鱼。

但是，后来他们越来越觉得味道不大对头。

他们意识到，在此后整整十年里，就因为戈利岑的到来，搅得西方几个大国的情报机构一直鸡犬不宁，人人自危，乱了自己的阵脚。

中情局终于起了疑心，在后来十年多时间里，针对戈利岑到底是不是克格勃专门派过来搞事情的“假叛徒”的调查从来没有停止。

有些中情局反间谍部门的特工直到退休都坚持认为戈利岑是“假叛逃”，虽然他提供的一些情报是真实的，但是，他带给北约国家情报机构更多的，却是混乱和灾难，其负面影响远远超过他提供的那些情报的价值。

但是，由于中情局内部的种种利益纠葛和关系制约，对戈利岑的怀疑始终只是怀疑，从来没有能够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

～戈利岑的预言

戈利岑在叛逃之初，就给安格尔顿说了一个预言：克格勃为了中伤抵毁他的叛逃，很快就会派一个假叛逃者前来投靠，用假情报来挑拨中情局对他的信任。

诡异的是，戈利岑的预言很快应验了。

一年多后，真的跑来了一个克格勃的叛逃者。

此人名叫诺申科。

不知道是不是受了戈利岑此前预言的影响，中情局一开始就对诺申科的叛逃动机表示怀疑。怀疑理由之一是：诺申科出身苏联权贵家庭，父亲生前是苏联造船工业部部长、苏共中央委员，他罩着父辈的光环进入克格勃，顺利当上了副处长，生活事业顺风顺水，突然要背叛国家，简直没有理由！怀疑理由之二是：诺申科是随团出访期间叛逃的，他说叛逃前一天晚上出了点岔子，让一个妓女把他带的美元经费给偷了，这是全团成员的生活费，他没法向上面交代，感到十分恐惧。仅仅因为丢了点儿美元就要当间谍，这个理由实在太勉强了一些。

诺申科自称是克格勃上校，安格尔顿把他提供的证件交给戈利岑鉴定，戈利岑看了一眼就断定证件是假货。

诺申科在接受审查期间，提供了很多不利于戈利岑的情报，说了一些中伤戈利岑的话。这些内容，恰好和戈利岑此前的预言完全吻合。

中情局就此陷入了一个无解的悖论。如果相信诺申科的情报，认定戈利岑是个假叛逃者。那么，这恰恰又证明戈利岑此前的预言应验了，说明诺申科是个专门前来中伤戈利岑的假货，戈利岑才是真正的叛逃者。

这就出现了一个很邪性的逻辑：不论是相信还是不相信诺申科，戈利岑都是胜利者。

诺申科在供词中，也提供了一些被证明是真实的情报。不过，中情局分析以后认为，这些情报已经过时了，情报内容即使泄漏了，对克格勃也不会造成什么损失。说白了就是，克格勃完全有可能让诺申科拿着这种情报来骗取美国人的信任。

安格尔顿选择了相信戈利岑，认定诺申科是一个克格勃派来的骗子。

结果，诺申科从座上宾变成阶下囚，一关就是三年。中情局在三年里一直也没有得到诺申科是骗子的确凿证据，只好又把他放了出来，还安排了工作，让他在美国《读者文摘》杂志负责有关谍报活动的咨询。

但是，安格尔顿一直到1987年5月去世，一直坚持认为诺申科是克格勃设计的一个阴谋，戈利岑才是真正的、有价值的叛逃者。

～无解的谜团

不论安格尔顿如何固执己见，戈利岑的身上确实存在着许多谜团。

譬如：他的叛逃，到底是克格勃下的一盘棋，还是个人的自导自演？

如果是克格勃的阴谋，那么，戈利岑出卖了那么多的真实情报，这种损失即使克格勃主席也难以承担，谁敢冒这个风险，担这个责任？

如果是他个人叛逃，那么，他怎么能够掌握那么多克格勃的机密情报，怎么能够了解西方国家情报机构那么丰富准确的内部情况？在克格勃内部分隔严密、极为专业的保密体系中，以戈利岑所处的位置和一己之力，他绝无可能掌握这么丰富、跨度这么大的情报信息。

还有，戈利岑说出了“蓝宝石”的代号后，“蓝宝石”随即就被害了。那么，消息是谁透露的？中情局内部和法国情报机构内部难道还有内应？否则怎么衔接得如此紧密？似乎是在演一出双簧，背后到底是谁在配合与操纵？

戈利岑供述说，克格勃正在筹划消灭某些欧洲民主国家的“反对党领袖”，英国的工党右翼领导人就离奇死掉了。按照常理，克格勃在戈利岑叛逃后，应该及时停止或调整那些戈利岑了解并必然会出卖的行动计划。但是，戈利岑把行动计划出卖了，克格勃仍然我行我素，似乎就是为了配合并印证戈利岑的供词一样。这种逻辑也太奇怪了。

还有中情局档案中的那条记录：早在1954年，就有一个克格勃叛逃官员提到戈利岑有叛变的可能。他怎么能预料到7年以后发生的事情？难道这也是克格勃做的手脚？

尤其是，诺申科的叛逃，简直就像是为了兑现戈利岑的预言。而且，他叛逃后虽然说了一些不利于戈利岑的话，但是，他的所有诋毁之言最后达到的效果，却都是增强了中情局对戈利岑的信任程度。诺申科的到来，难道是孤立的偶然事件吗？

谜团远远不止于此，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中情局苦不堪言，十分头大。

～回到这部影片——《蛇》

看热闹不嫌事大。对于戈利岑这场热闹，法国的电影编剧和导演没有放过。

1973年，法国拉博埃蒂影片公司拍摄了这部间谍大片《蛇》，就是根据戈利岑事件改编的，美国总统派特使带信给法国总统的情节，在影片中都有表现。

影片中的克格勃间谍弗拉索夫，原型就是戈利岑。

在影片中，弗拉索夫被塑造成为一个假叛逃者。他开始提供的情报让中情局十分兴奋，他揭露了西德、法国、英国情报机构高层里隐藏的数名苏联间谍，诡异的是，那些身份暴露的“苏联间谍”，一个个或者离奇死亡，或者失踪逃亡……西方国家的情报机构纷纷陷入了猜疑、不安的气氛之中。

弗拉索夫却隐隐露出了得意之色。

随着剧情的发展，中情局感到事情不大对头，逐渐起了疑心。他们展开了对弗拉索夫的调查，他们给弗拉索夫的同伙传送了假情报，迫使他们露出破绽，接着，他们又发现了弗拉索夫与同伙共同撒谎的有力证据。

这时，他们才明白自己确实中了克格勃的奸计，吃了大亏，上了大当。教训太深刻了……

影片中，弗拉索夫结局似乎很不错，得以全身而退。克格勃用交换间谍的方式，把他接了回去。

但是，他回去之后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影片中的中情局局长和法国情报局长在目送弗拉索夫离开后，有一段对话：

中情局局长说：“他这个人完了，他自己也明白。他会得到他那个奖章，然后就会慢慢地消失掉……他们不会信任他的。”

法国情报局局长说：“他们不得不这么做。”

这两位给弗拉索夫勾画的命运前景，或许是诅咒，或许就是谶言。

现实中戈利岑的最后命运如何，此后再无公开消息。

戈利岑虽然搅动了一盘很大的棋局，但是，他毕竟只是一个棋子。

影片结尾那两位情报局长就弗拉索夫命运的对话，或许就是戈利岑命运的隐喻。

本片聚集大量当时的一线明星，包括后来凭借《金色池塘》拿下奥斯卡影帝的亨利方达。影片根据1970年出版的小说《第十三个自杀者》改编，糅合了冷战时代的很多经典事件和著名人物。其中的中情局局长艾伦戴维斯的原型就是大名鼎鼎的在任时间最长局长艾伦杜勒斯。而英国籍苏联鼹鼠菲利普贝尔的原型就是剑桥五杰之首金菲尔比。片中克格勃派出的弗拉索夫上校，是基于多个真实的“叛逃者”塑造出来的。影片还交代了法国退出北约、U2飞机被击落等重大事件。最后柏林铁桥上的交换，演绎的其实是1957年美国飞行员鲍里斯换苏联间谍阿贝尔的过程。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朋友还可观看2015年奥斯卡获奖影片《间谍之桥》，斯皮尔伯格导演的，很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