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

打动我的不仅仅是凯特·温丝莱特的裸体，更多的是那位风烛残年的汉娜·施密茨悬梁自尽的身影——这位泰坦尼克号上的老肉丝曾经在成就了一段世纪浪漫之后把她的“海洋之心”还给了大海，而这一次，老肉丝缓慢、滞重、无依无靠，她把生命还给了世界，而导演甚至不忍心让我们看到她自缢的样子。
然而她还是死了，于是拉尔夫·费因斯的眸子里再一次盈满了比《不朽的园丁》里更多的泪水——动情的男人比动情的女人更能震撼人心，看到这里，我亦为之动容了，而我的抒情欲望迫不及待的喷薄欲出，甚至一定要用一个“射”字才能表达我斯时斯刻的心情……
但我又觉得，文艺腔的抒情在面对这部电影时总有些无的放矢，片中那股化骨绵掌式的阴风处处在而又处处不在，如果要剖析《生死朗读》的力量，一些经典的电影批评工具应该被悬置（大白话叫“放弃”）——使用社会学甚至（古典）政治哲学的方法，或许才能为我们打开通往《生死朗读》力量之源的一扇明窗（只针对影片，不涉及原著）。

一、劳动分工与道德盲视
《生死朗读》的前半部分披着一件不伦之恋的外衣：少年麦克和熟女汉娜一次莫名的邂逅成就了他们的露水夫妻生涯，这两个人没有什么来由的迅速堕入了情网，如果故事这样继续下去，无非是又一次惊世但不骇俗的忘年恋曲罢了；但汉娜在纳粹党卫队工作、担任集中营看守的身份被揭开后，故事开始急转直下，汉娜从一个孤苦的女子转变为十恶不赦的杀人狂，一个安分守己的德国御姐成了纳粹助纣为虐的帮凶，麦克也为自己与这位女魔头的关系陷入深深的自责——于是《生死朗读》中蕴藏的某种道德力量扑面而来。
但汉娜并未觉得自己践踏了道德，她在法庭上无力却直白的辩解直指每个人心中的道德标尺——在汉娜看来，她挑选囚犯送往奥斯维辛，她在大火烧房时不给犹太囚犯开门，这关道德什么事呢？
确实不关汉娜的“道德”什么事，大屠杀不是一次人类的偶然放纵和兽性勃发，而是现代社会的必然性所导致——现代性的发展导致了大屠杀的发生，而且这种可能性仍然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酝酿并且随时有可能发酵。汉娜的道德观其实就是大屠杀所呈现出的道德盲视的典型体现：我们必须注意，汉娜并没有直接杀死、烧死某个囚犯，她只是按照规程挑选囚犯，或者按照守则没有开门，仅此而已，而这种情形，正是现代社会中的劳动分工所产生的必然后果。在现代社会中，“所有的劳动分工使对集体行动的最终成果有所贡献的大多数人和这个成果本身之间产生了距离”【1】。在一条条日益细化的现代社会产业链中，每个人都只是一颗螺丝钉（想想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吧），由于最终产品的复杂性，其实几乎没有人会想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凝聚在最终产品中——纳税人对这一点的感受无疑更加深刻。而这种分工的后果一方面带来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勃兴以及整个生活方式的现代转变，另一方面则使得产品的道德本性在劳动者的评判体系中漂移了——化工厂的工人看到电视里的战争新闻时会哭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痛恨自己的工作，他们也不会基于此而产生对自己道德责任的批判认知。举个例子，“将烧死婴儿的过程划分为细微的功能任务，然后将这些任务彼此间隔开，这已经使那种认知变得无关紧要了——并且也是非常难以达到这种认知的。同时还要记住，是化工厂制造了凝固汽油弹，而不是哪个工人个人制造的……”【2】——这种无知（及其带来的道德盲视）在越来越长产业链中无疑将进一步被夯实（想到这里，我决定给卷烟厂的哥们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于是，由于现代社会细致的劳动分工，迅速导致了第二个恶果的出现：以技术的责任代替道德的责任。“技术责任与道德责任的不同之处在于：技术责任忘记了行动是达到行动本身以外的目的的一个手段”【3】，这也就是道德盲视的直接恶果。对汉娜来说，她不需要评判她的行为所造成的远端道德后果，她挑选囚犯去奥斯维辛，这只是她的工作，而且把这个工作做的“出色”是她的“份内事”——汉娜在法庭上甚至强调定时送走部分囚犯以腾出空间是她的“责任”。对于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汉娜应该并不清楚：甚至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汉娜会开枪。所以，奥斯维辛的暴行和汉娜的行为之间的联系被模糊了，而且我们也很难认定奥斯维辛中的哪些人是被汉娜选出来的——这种联系又一次被模糊了。这并不是汉娜一个人的问题，在整个纳粹战争机器中，有无数个汉娜，对他们来说，在漫长产业链上的工作是如此的琐碎，所以，“一旦与他们遥远的后果相分离，大多数功能专门化的行为要么在道德考验上掉以轻心，要么就是对道德漠不关心”【4】。显然，本性善良的汉娜犯的就是掉以轻心和漠不关心的毛病。
现代劳动分工本身也天然排斥对劳动本身的价值评判（所谓“XXXX和XXX只是革命分工不同”，当然这种排斥只是相对的），所以，汉娜拒绝西门子的升迁选择去党卫队应聘集中营看守也无可厚非——虽然有逃避文盲身份的企图，但在当时的德国，这只是一次普通、或许还略有点提升意味的跳槽，事实上，从公司职员变成国家公务员在如今的绝大多数年轻人心中都是职场成功的表现。
对照当今的高科技战争，汉娜的道德盲视就更是个普遍现象。“由于是‘远距离地’杀害，残杀与绝对无辜的行为——比如扣动扳机、合上电源开关或者敲击计算机键盘——之间地联系似乎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概念……飞行员把炸弹投向广岛或者德累斯顿，在导弹基地分派的任务中表现出色，设计出杀伤力更强的核弹头——并且它们都没有破坏一个人的道德完整，也没有导致接近于任何的道德崩溃”【5】。这些道理在米格拉姆的权威服从实验中已经得到了确凿的证明，但口笨舌拙的汉娜绝对说不清这些大道理——她的徒劳辩解反而更加重了对她的判决。
《生死朗读》的故事层面下隐藏的这种道德盲视又通过整部影片的“道德扭曲”叙事奇观式的体现了出来：事实上，汉娜与麦克这段不伦恋所提供给观众的，正是一种道德僭越的快感；而汉娜在一直逃避自己文盲身份的事实的同时，也时不时流露出她自己的道德羞耻认知：在现代社会中，不识字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即使身陷囹圄，汉娜也不愿意戳穿——麦克帮助汉娜隐藏了这个秘密（另一个细节是，当麦克在浴缸里读到有关色情的描写时，汉娜打断了他，她认为这也是“羞耻的”）。于是，观众们在《生死朗读》中看到的正是这种现代性所孕育的奇怪道德体系：一种对知识所带来的现代性身份的膜拜、对个体欲望的放纵倾向（伴随着对其在公众场合的有意遮掩），以及对大屠杀的漠不关心——不是汉娜不关心，而是所有现代人都不关心（起码在有意无意的助长着这种不关心）。

二、官僚体系与死亡工厂
汉娜是个好人，当我们看到她像李素丽一样在电车上勤勤恳恳的剪票时，没人会怀恨她。而且身处现代官僚体系之中，汉娜只能这么做——不识字的她显然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代价才能达到这一结果。但现代官僚体系所带来的弊病也是骇人的，“在官僚体系的背景下行为的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后果是官僚体系行为对象的非人化，也就是可以用纯粹技术性的、道德中立的方式来表述这些对象”【6】，而这一点显然也是前述劳动分工的必然体现。
对汉娜来说，她的工作对象不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不是被送往奥斯维辛后惨绝人寰的屠杀照片或者死亡行军中的验尸报告，她的工作对象只是一张张报表、一个个数据、一枚枚公章而已（即使是文盲也得面对这些东东工作）。当然相对来说，汉娜的工作比较粗鄙——她不识字，因而无法成为现代官僚体系中一个称职的文员，所以，她只能在整个官僚体系的最底层艰难的挣扎。
于是，汉娜不得不直面在起火的房子里号哭喊叫的众多犹太生命。但是，这无疑是一次无耻的责任转嫁——下命令的人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要让底层执行者来承担这触及灵魂的绝伦工作？而要回答这一问题，答案并不在纳粹那里，而正是来自于现代官僚体系本身的痼疾。对于现代官僚体系中的公务员来说，“他们只处理他们行为的财务结果。他们工作的对象是钱……作为对象的人已经被简化为纯粹的、无质的规定性的量度”【7】，所以，纳粹大屠杀的负责部门由国家安全总局的经济管理厅负责，就不再只是一个命名上的障眼法，而是确有其工作性质所指了。而在汉娜那里，生命一旦成了工作对象，生命本身就非人化了，所以她会在法庭上斩钉截铁的回答：不开门是因为这是我做看守的职责所在——此言正中现代官僚体系的命门。
在官僚体系内部，汉娜无疑是被动的，她甚至没有动过升迁的念头——不识字使她完全失却了挤入文官阶层的希望，她只是官僚体系中卑微的一块垫脚石。其实，现代社会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大工厂，官僚体系则维持着整个工厂的正常运作，汉娜只不过是被动而又含辛茹苦的在工厂中奔波劳作的底层员工而已（不过起码她还是个“员工”）。而在被战争充分动员起来的纳粹德国，整个社会工厂更加铁板一块，就连死亡集中营本身也逃不脱“工厂”的性质，奥斯维辛也好，布痕瓦尔德也罢，“也是现代工厂体系在俗世的一个延伸。不同于生产商品的是，这里的原材料是人，而最终产品是死亡，因此，每天都有那么多单位量被仔细地标注在管理者的生产表上。而现代工厂体系的象征——烟囱——则将焚化人的躯体产生的浓烟滚滚排出。还有现代欧洲布局精密的铁路网向工厂输送着新的‘原料’。这同运输其他货物没有什么两样……工程师们设计出了火葬场，管理者们设计了以落后国家可能会忌妒的热情与效率运转着的官僚制度体系……我们目睹的一切只不过是社会工程一个庞大的工作计划”【8】。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直接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党卫队的工作性质无疑有着更为极端的暴力特性——国家的暴力机关对官僚体系的服从甚至要时常逾越其道德盲视的底线，也就是说，有时候国家暴力机关要摒弃繁琐、冗长的劳动分工而直接执行某些反道德的举动（干一些“工厂”里的脏活、累活），但这些举动却因为符合现代官僚体系的内在要求而被合法化（或曰合理化，现代法律本身就是对现代伦理道德的最低层次表述）了。譬如军队接获命令朝广场上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这本身就是把劳动行为与作恶后果直接拼接的特殊指令，当然会遭受执行者发自本能的道德抵触（劳动分工的暂时缺位造成了道德盲视的失效），但是官僚体系本身的强大力量却使得这一行为无可厚非。如果可能的话，官僚体系还会在事后对此行为进行体系内的道德表彰；而反对此行为的人，即使身是居高位的XX，也必须服从来自官僚体系的严厉处罚——也许是跟汉娜一样的XXXX，并且看不到XXXX的迹象。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汉娜不开门的举动很难说没有冲撞她的良心，但狰狞的官僚体系却使她将内心冲撞很快搁置到了一旁，事实上汉娜的举动是完全符合纳粹官僚体系工作要求的——她甚至应该因为她的果断和临危不乱而受到表彰。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在法庭上受审时，被告席除了汉娜一样还有一众当年的女看守，而其中一个甚至满不在乎的当庭织起了毛衣。我想这并不是藐视法庭，而是当事人在官僚体系中习惯性的心安理得。对这位大妈来说，集中营看守无非是她赖以谋生的一份工作，她回家后还要面对嗷嗷待哺的孩子，她一直“遵纪守法”，循规蹈矩，工作养家，似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只是当有个出了回忆录的幸存者当庭指认她们时，这位大妈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这正印证了汉娜?阿论特所指出的“平庸邪恶”的问题）。
汉娜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好的电车售票员，也会是一个好的死亡集中营看守，区别只在于不同体制下的工种分配不同而已。

三、园艺社会与种族灭绝
现代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园艺社会，也就是说，现代人（当然主要通过统治者表现出来）都自认为是世界的园丁，他们可以通过有计划的、人为的安排来对这个世界进行符合现代理性的改造，因为自然状态的世界显然是不文明、不友善的，必须通过现代文明的重塑，才能使得整个世界完美起来—。按照这个逻辑，“现代文化是一种园艺文化。它把自己定义为是对理想生活和人类生存环境完美安排的设计。它由对自然的怀疑而建立了自己的特性。实际上，它是通过对根深蒂固的对于自生自发性的不信任，以及对一个更优越的当然也是人工的秩序的渴望来界定自身、来界定自然，来界定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的”【9】——照此我们不难推断：在人类文明中，城市其实正是园艺社会理念最集中的体现，是人对自然最决绝的粗暴蹂躏，如果我们只能沉浸在“城市使生活更美好”的幻觉中不得自拔，迟早是要付出代价的。
园艺文化中的主角自然是园丁，而既然有了园丁，那园丁就一定要拔除杂草，只有被认可的鲜花才能生活下去——或者将杂草看作是“XXXX”无伤大雅的有机补充，杂草们才能苟延残喘。而对杂草的痛恨，正构成了纳粹大屠杀的思想基础。按照纳粹的惯用修辞方式，希特勒本人就经常用疾病、传染病、感染、腐烂、瘟疫等意象来比喻犹太人，将犹太人看成是人类花园中应当清除出去的毒草。例如希特勒就经常把基督教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比作梅毒或瘟疫；把犹太人说成是细菌、分解病菌或害虫。1942年，希特勒曾对希姆莱说：“犹太病毒的发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我们现在进行的战争与上个世纪由巴斯德和科赫发动的战争属于同一类。有多少疾病是源自于犹太病毒……只有消灭犹太人，我们才能再次获得健康”【10】。我不知道汉娜是否在思想深处认同纳粹的屠犹理念，但起码她在主观上放任了这一行为——或者说是间接故意。当然知识结构的欠缺不能成为为汉娜开脱的托词，用《有话好好说》里的台词来说，“别拿无知当个性”，基于纳粹的这个思想责任，汉娜无论如何逃不脱干系。
不过有知的人似乎应当负起比无知的汉娜更重的责任，事实上，园艺社会需要科学的积极配合，生物学、军事学、遗传学、化学、物理学（甚至哲学），方方面面的科学家们被动员起来投入到忘我的纳粹社会改造工程中去。事实上，自启蒙以来，这种对社会自身改造和管理的投入（工具理性）就是科学的常态，“科学活动不是为了科学而科学；首要的，它应当充当一个力量强大的工具，以允许工具持有者改善现状，根据人类的计划和设计改造现实，并帮助推动这个工具达到自我完善”【11】。汉娜无疑没有这个技能，她对屠犹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更多的只是冷漠（特别是在进入党卫队之前）。
有了“科学”的园艺文化来支撑，种族灭绝的目的逐渐清晰了。在纳粹分子看来，对犹太人来说，“他们被杀害是因为他们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而不适合完美社会的方案。对她们的屠杀不是毁灭，而是创造。一旦他们被消灭，客观上一个更美好的——更有效的、更道德的、更美丽的——人类社会就可得以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或是一个种族单纯的雅利安人的世界。在这两种情形下，都是一个和谐的世界，没有冲突，在统治者的手中循规蹈矩，秩序井然且有所节制”【12】。我想，以汉娜的知识构成来推断，她绝对会被这种思想所蛊惑，虽然她本性中的善良基因极为强大，但以一己之力，恐怕无法避免落入纳粹宣传机器编织的陷阱中。
值得注意的是，经由法庭的判决后，汉娜这棵杂草似乎也被“清除”了，在强大的现代性机器中，汉娜成了战后清算的一部分。此时人们的心态似乎依旧难逃园艺文化的窠臼：人们把汉娜关进监狱，清除出自己的阶级队伍，似乎就为社会花园的“纯化”尽了一份绵薄之力。

四、人性责任与罪感良心
片中的麦克在海德堡法学院参加精英学生研讨班时，教授给他们设定的书目是雅斯贝尔斯的《德国罪过问题》，而伴随着对此书的探讨，麦克也旁听了对汉娜的审判全过程。在旁听后的激烈讨论中，有位学生对汉娜提出了言辞激烈的辩护——不过连教授也无法回答这位学生的置疑。
在《德国罪过问题》中，雅斯贝尔斯区分了四种罪过：刑事责任、政治、道德和形而上。第一种很好理解，而且在法庭宣判之后，汉娜也承担起了她的刑责——显然其中有很大部分是替人受过。第二种政治罪责，则是基于犯下战争、反人类罪的国家的全体公民而言的，因为无论一个公民喜不喜欢他的政府，政府的所作所为的后果必然涉及所有的公民；而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麦克和教授、同学们都应该负起他们的政治罪责——包括法庭上的法官甚至受害者。第三种是道德罪责，这是指个人在自己的良心法庭面前担负的责任，按照这个定义，那些在法庭上急于推卸自己责任的其它看守显然无法面对良心法庭的审判。第四种形而上罪责，在我看来，这几乎是一种普世的原罪式罪责——所谓形而上罪责，是指幸存者对死者或受害者所负的责任。尽管一个人并未加害另一个人，因而不能为那个人遭遇的恶负有刑法或道德责任，但出于人类共同体责任的本体联系，他仍然会因为不能阻止恶，在恶发生后仍苟活于世而有负罪之感。按照这个标准衡量，犹太人被杀，你我都是有罪之人。雅斯贝尔斯还指出，刑法和政治罪过是一个民族全体人民在历史性反思时所作的集体自我分析，而道德和形而上罪过都是由个人自己决定的，是个人的自我审视【13】。
当然，在汉娜的罪责之中，麦克的体会是最深的。这种罪责感一方面来自于汉娜莫名其妙消失后的情感郁结，而另一方面则与麦克的个人自我审视紧密的勾连在了一起。看到汉娜的多舛命运，麦克不止一次的双目垂泪（从悔恨到更多的怜悯）。事实上，麦克本人的形象也被塑造成了某种负罪的形象：他是一个慈父，却是一个失败的儿子和丈夫。按照一般观众的理解，这男人还是有责任感的，而他长期独身似乎也可以理解为是对汉娜人生缺席的呼应。而在影片的最后，当汉娜留下忏悔书般的遗嘱，交待把自己一生的积蓄赔偿给当年她看守下的集中营小女孩后，麦克的个人罪感升华到了极致，一俟监狱工作人员念出“向麦克问好”的汉娜绝笔后，麦克早已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像个孩子似的嚎啕大哭。
影片还交待了麦克与受害人的对话，这位昔日的集中营小女孩已然殷实富足，但她并不接受汉娜的道歉和赔偿，她言辞确凿的表示：“决不宽恕”。事实上，这位女子也是有罪的，如果一个受害者只知道陷入痛苦和复仇意识中而不愿自我审视的话，她也会在罪恶的漩涡中越陷越深——当然，女子最后收下了汉娜的储钱罐，并且与自身的童年美好记忆勾连在了一起，也许正表明了她在灵魂深处对汉娜的宽恕吧。
在影片的结尾，麦克来到汉娜的墓碑前，神情凝重的告诉女儿，自己要讲述一个名叫汉娜·施密茨的女人的故事，这在某种意义上似乎预示着德意志民族对罪感责任的传承：无论历史有着怎样的面目，它都不应该被忘却，汉娜的故事无疑会被麦克的女儿为代表的下一代传承下去，而汉娜的冤屈也埋下了有朝一日得雪的伏笔。

五、法律国家与德性城邦
经由上面的论述，我已经有理由把汉娜的悲剧看成是一场现代性的悲剧：现代性制造了疯狂的大屠杀而又把无力抗拒的汉娜裹胁其中，并且通过科学、知识和法律体系铸造起强大的枷锁最终扼死了这位老妪。事实上，文盲身份本身就是一个突出的反现代性标志，一场现代性的疯狂要转嫁给一位根本跟不上现代性步伐的弱女子，这更凸现了汉娜的悲剧命运。更为催泪的是，当汉娜在狱中苦心积虑的学会了几个单词即将出狱时，典狱长打电话给麦克，她告诉麦克：汉娜无亲无友（一个被现代社会彻底抛弃的人），“你不能想象现代世界对她来说多么恐怖”——此语已经将汉娜在现代性中的无所依归表现得淋漓尽致。
《生死朗读》中最具有象征意味的场景无疑是朗读，而这本身也具有反现代性的意涵。须知现代社会是一个读图时代，一个媒体“内爆”的时代，一个机械复制艺术的时代（二战后正是影视媒体超速发展的时期），朗读，这一古色苍然的举动如今似乎只存在于儿童教育的缝隙里了（当然生理残疾者如盲人也很需要朗读，这正应对了“文盲”一词，看看汉语的构词法多么强大）。犹为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生死朗读》中反复出现的文本是《奥德赛》，这部古希腊史诗不由分说的成为了汉娜最喜爱的作品（我以为文盲一般会喜欢《故事会》之类的通俗作品，当然《丁丁历险记》的漫画绘本在片中也出现过，不过仅仅一闪而过），而《奥德赛》本身的古典意蕴其实就暗合了对现代性的拒斥。在一幕幕《奥德赛》的朗读场景中，赤身相见的汉娜和麦克也似乎幻化成了古希腊的精神贵族——他俩的正面全裸于是也具有了更浓烈的古典艺术情怀，而这种古典情怀在现代国家社会是不容存在的，于是乎，在汉娜和麦克二人世界里，一个缩微的古典城邦成为了现代社会的飞地——这块飞地小到只有汉娜的公寓那么大。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则是麦克的身份——法学院学生直到功成名就的律师（丫最后开的是奔驰），在麦克身上，其实就代表着现代法律的权威。按照保守主义哲人的解读，“贸易、金钱、启蒙、解放贪欲、奢侈、信仰立法万能，乃是现代国家的特征所在，无论它是绝对君主制的国家还是代议制共和国。风尚和德性在城邦中如鱼得水”【14】。照此来说，麦克的成长轨迹正是一条从城邦人堕落到现代人的可耻轨迹——少年时的他还带有某些先天的自然古典情怀，而汉娜则诱发并保护了他的这种情怀（由此他们之间的性爱也不太像朗读与肉体二者的现代性交换行为，而更像是古典的自然德性行为）。当然，汉娜的突然消失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二人城邦飞地的幻灭——这也是现代法律国家对古典德性城邦的一次粗暴侵犯（当然，这里的“城邦”既非色诺芬笔下的斯巴达亦非处死苏格拉底的雅典）。
值得注意的还有法官，当汉娜用大白话和现代社会的常理驳斥法官的指控时（“要是你在你会怎么办？”），我们能清楚的看到法官脸上的尴尬，但这种尴尬短暂到我们无须察觉，他很快就恢复了他在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威权，并堂而皇之的禁锢了汉娜的自由——此时汉娜的沉默更像是一种无言的反抗：在此时此刻，面对现代性的强势枷锁，古典德性是失语（无语\无法语）的。
《生死朗读》中另一个重要的文本则是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带小狗的女人》，我把这看作是一种汉娜对爱恋人性的自然渴求。相较于《奥德赛》这种古典大部头，《带小狗的女人》无论从篇幅还是内容上都要现代得多——显然这意味着汉娜在向现代性投降，事实上，她通过这本小说来学习识字本身就是这一投降举动的最明显体现（遗憾的是，她太老以至于时间不够了）。《带小狗的女人》中的充盈的生活气息，对爱情的美好描写，还有邂逅的浪漫，无不是在勾连起汉娜对于麦克的思念（或者反过来说也行）；更也许，“女人”就指代着汉娜，而“小狗”则是麦克的化身吧。
“文明是有意识的理性文化。这意味着文明与人类生命或人类生存不是一回事。曾经有（现在也有）许多人性存在者并不分享文明”【15】。汉娜在《生死朗读》中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此言不虚，不识字的她被现代文明粗暴的碾压，但谁又会、谁又有资格怀疑她的人性良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因为知识太多而被雅典公民法庭处死，电车售票员汉娜·施密茨则因为知识太少而被现代法庭终身监禁，两相对照，我甚至嗅出了穿越两千多年西方文明历史的血腥气。
不信神的苏格拉底上最终了神坛，不识字的汉娜却被埋在了现代文明祭坛的桌脚下。
汉娜是踩着书悬梁自尽的。
    
六、现代电影工业与大屠杀
在以上的讨论中，我显然陷入了将现代电影工业排除在现代性之外的形而上陷阱。不要忘了，是现代电影工业生产出了《生死朗读》，我们的欣赏和解读也正是现代性的产物本身（在中国的情况有点特殊，盗版碟和网络下载似乎不算在现代电影工业的范畴里，但算在现代性或曰后现代性的范畴里应无问题，但本文不谈及后现代性，仅用现代性的概念来统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是一个更大的话题，在此我无力论述）。对这一点，影片最后也通过受害人对麦克的告诫表达了出来：“想宣泄的话，去电影院，去读文学作品，别去集中营，集中营什么也没有”——但讽刺的是，她是在电影里说的。
这是一个消费社会，看电影是消费，上网也是消费。电影中的人物已然被消费者符号化了。以拉尔夫?费因斯为例，这是个极有代表性的例子。他在《生死朗读》中是一个受难见证者的符号，但不要忘了他在《辛德勒的名单》里费因斯正是一个纳粹刽子手的形象。当然我们因此而责怪费因斯（因痛恨陈强饰演的反动恶霸而朝演员开枪的无疑是不具备现代理念的小农士兵），按照现代人的标准，我们应该故作深沉的夸奖一下费因斯的演技——如果可能的话，尽量说他的英文名字而不是中文译名。
说英文，这似乎又成为了现代性发展的另一个畸形产物。事实上，全球化现象作为现代性发展的必然产物已经日益明显。我所看的《生死朗读》就是说英文的，这应该就是原版。英国人（主角）在德国用英语演绎德国人的故事然后通过美国人的力量（奥斯卡）传播出去再感动我这个中国人——全球化让这个句子都变得有点绕了。不过相对于语言，文字的英语霸权更让我有些不舒服，最后汉娜在德国监狱里使用的教材是英文版的《带小狗的女人》——这位德国文盲老妪最后学会的是英文单词！当然，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就连《特洛伊》里的古希腊半人神阿喀琉斯也是操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不是吗？
现代性的文明面纱下隐匿着其疯狂的本相，“大屠杀只是揭露了现代社会的另一面，而这个社会的我们更为熟悉的那一面是非常受我们崇拜的。现在这两面都很好地、协调地依附在同一实体之上。或许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它们不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且每一面都不能离开另外一面而单独存在”【16】。照此所言，那现代电影工业本身似乎也是这一疯狂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我对《生死朗读》的传播、欣赏和解读到底是延宕还是促发了这种恐怖的现代性（的可能一面）呢？或许二者兼而有之，电影本就是伴随着现代性产生的（科技的作用不可或缺），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那就爱谁谁吧。
当然，对电影的正面意义我们也不能无视。“大屠杀展示了如果现代性的理性化和机械化趋势不受到控制和减缓，如果社会力量的多元化在实际中被销蚀，那么现代性的理性化和工程化趋势就可能带来的后果——因为一个有意设计、彻底控制、没有冲突、秩序井然和和睦谐调的社会的现代理想才会有这样的趋势。任何基层表达利益的能力和自治的能力受到削弱、每一次对社会和文化多元化及其在政治上的发言机会的攻击、每一次利用政治秘密之墙隔离出国家不受制约的自由的企图、每一个弱化政治民主的社会基础的步骤都使得大屠杀规模的社会灾难发生的可能朝前迈了一小步”【17】。基于此，电影产品的丰富及其引发的多元反馈思考，其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常被作庸俗理解的哲人警句，放在这里颇耐人寻味。
    
    七、小结
《生死朗读》是温暖的，少年麦克在患病后一次离家出走邂逅了迷失在现代性中的汉娜——这像不像对纳粹德国历史的一个绝妙隐喻：因为扭曲的现代性的引诱，德国人在历史上暂时出走了一回，但当他们成熟后，他们迅速恢复了理智，后果则由那位引诱者来承担。当然，从影片来看，德国人没有忘却，而且还在一直忍受着良心的拷问。
不过话说回来，在现代性中反思现代性，这似乎是一个逻辑悖论（后现代问题暂时悬置不论）。但有时我们必须学会在悖论中生存，不然又能怎样？我们必须明确，“大屠杀不是人类前现代的野蛮未被完全根除之残留的一次非理性的外溢。它是现代性大厦里的一位合法居民；更准确些，它是其他任何一座大厦里都不可能有的居民”【18】。跟人类历史上的种种暴行比起来，大屠杀无疑是空前的恐怖“伟业”。由此我们也不难想到，南京大屠杀或许是混杂着现代性的大屠杀与前现代性的野蛮屠城两种性质的一次兽性暴行，也正是由于这种复杂的混合性，才部分的造成了我们的艺术家在表达南京大屠杀时的困惑失语吧。
现代人的恶可能正植根于我们的现代本性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面对恶时就一定无所作为，“当人类面临着恶的挑战时，不管相信上帝还是不信上帝的圣人，既不应梦想成为超脱于恶之上的圣人，也不应该屈膝投降，束手待毙。应该像那些普通人一样，怀着谦逊而真挚的感情，团结在一起，去从事看似平凡其实有效的工作。尽管他们的胜利不会是最后的，他们却会在不断的斗争和不断的胜利中获得慰藉和幸福。他们因此而不会为只顾个人的幸福而感到羞耻，更不会为与恶势力同流合污而感到孤独”【19】。
——悼汉娜·施密茨，悼被纳粹屠杀的无辜生命，
以及那些XXXXXX的死者。

注释：
【1】【2】【3】【4】【5】【6】【7】【8】【9】【10】【11】【12】【16】【17】【18】（英）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132页、134页、135页、135页、35页、136页、137页、11页、124页、95页、94页、125页、10页、151～152页、24页
【13】【19】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第84～85页、前言第3页
【14】（美）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06年，第258页
【15】《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刘小枫编，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18页

原文地址：http://www.mtime.com/my/t193244/blog/1966442/

我们假装它只会在一个地点，一个时间，发生一次。我们对周遭视而不见，假装听不到人类不停的哭泣。
——阿伦·雷乃《夜与雾》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古罗马竞技场用几百年的时间处死过50万人，奥斯维辛短短四五年就毁灭了110万生命。二战硝烟散尽，集中营的毒气室和焚尸炉矗立在疲惫的世人面前，这些机器的坦率和高效，一度几乎毁灭了人类对这个世纪所有自信和憧憬。难道，奥斯维辛也是科学、文明和进步结出的果实？是什么让那些拥有理智和同情心的普通人甘为刽子手，或者在刽子手面前沉默？
六十多年来，这些问题凝结成一只逡巡在西方世界上空的幽灵，一度似乎解决了，但从没被遗忘。不断有人跳出来，回忆、阐释这段历史。德国人哈德·施林克也是其中之一。他起初没有料到小说《朗读者》会在世界范围造成轰动，诚如他所言，这部作品“太个人化”，也“太德国化”了；凯特·温丝莱特可能也没有想到，她在电影《朗读者》里的纳粹女看守角色，在第81届奥斯卡奖的评选中助她捧得最佳女主角的小金人。
这个故事是如此简约飘忽，仿佛只是书斋里一个人几缕自说自话的思绪；然而，它又是丰沛而沉重的，它让所有因奥斯维辛之谜而困惑不安的人们战栗。

普通法西斯
好莱坞一线女星里，也许没有谁比温丝莱特更合适出演汉娜·施密茨。在15岁的少年米夏·伯格眼里，36岁的汉娜眼睛浅蓝、嘴唇丰满，“下巴很有力的样子”，“轮廓是很完美的曲线”，“一张典型女性的脸盘，开阔饱满而不轻易动容。”
在这样一部英语片里，英国演员温丝莱特不能，也不需要演绎一个纯正的德国女人，她演出了汉娜的姣好、丰腴、一点点阳刚之气和下层女工的粗率，就足够了。最重要的是，她够自然。那场经典的更衣戏里，让米夏怦然心动的，不是汉娜的裸体，是她“向自己身体内部收敛进去，任其独行其是”的那种“安详稳重”和超然物外。她就是缺一点理所当然的强势，但这不是她的错。
卢梭有华伦夫人，于连有德瑞拉夫人，男孩子经历一个年长女人而成长，在西方语境里早已成为陈词滥调。近年来的《教室别恋》（1995年）和《钢琴教师》（2001年），只好在挖掘人性扭曲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米夏和汉娜的故事，如果只看他们怎样相遇相亲到莫名分离，似乎没什么新意——只有一点异色，这段忘年恋切断前后联系单独看，悖德的罪恶感微乎其微。电影用舒缓的叙事和铺张的暖色，倾力渲染了米夏为汉娜朗读时两人感受到的惬意和融洽。
他们那时有多快乐，汉娜突然作为被告席上的纳粹站在米夏面前，让他明白了“朗读者”的真正含义，就有多残酷。施林克早年是一位侦探小说家，他给汉娜设计了两个秘密，她是纳粹，还是文盲。但前一个谜底，无论小说还是电影，都没跟大家玩解谜游戏，而是将真相直接推到前台，不给人躲闪空间，只能直视。这一点，十分德国。
普普通通的售票员和纳粹战犯，两个汉娜如果都被观者接受，人们就不得不去想：如果战争不爆发，她不就是一个西门子的女工么？她的本性那样自然率真，难道灭绝人伦、扭曲暴戾的法西斯罪行在这片土地上，是“自然而然”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

生死朗读
汉娜可以选择她的朗读者；她的选择，有关生死。
很多集中营的故事，都有关选择。《苏菲的抉择》（1982年），就是让一个母亲在儿子和女儿里选择，两个只能留一个。《辛德勒的名单》（1993年）上选了谁，谁就可以活下去。汉娜，作为集中营看守，定期定量选择瘦弱的犹太人去送死。她也会选择一些“纤弱细嫩”的女孩子，好吃好喝养着，夜里为她朗读。
汉娜让他成长，但他走不出汉娜。他是她永远的，最后的朗读者。他们的灵魂，因为朗读而羁绊一生，也因为朗读而再没有交集。少年米夏和青年米夏由一位演员完成。他可不是原著中没长高的小孩子，比温丝莱特还高一截。小说里汉娜占有、支配小米夏，他无原则地向汉娜妥协。电影软化了这种倾向。实际上，汉娜对米夏的统摄力持续了后者的大半生。小说里，汉娜受审的前后，米夏在心里忍不住为汉娜开解：她是想那些朗读者最后的时光好受点吧。不这样想，他怎么能接受自己也是汉娜的朗读者这个事实。不是因为他街头发病，被汉娜救助，他俩怎么会相识？他和那些死去的朗读者，有多少不同？
内心的激荡过后，米夏选择麻木不仁地活下去。他失去了爱的能力，婚姻失败，在自我的精神世界里孤独地游弋。电影选择了平庸但容易理解的细节来表达：米夏和一起听审判的女同学交往，半夜离开她身边，回自己的寝室独处。
米夏与妻子分手后，主动当起了汉娜的朗读者。他的朗读磁带，是拒绝交流的倾诉。他收到汉娜的信小心存放，但从不回信，他的拒绝，加快了汉娜生命力的枯竭，甚至可以说促成了她的自杀。这算不算朗读者的复仇？
书里的点题之笔在电影里不见了。本来，米夏按照汉娜的遗愿，找到当年的一名幸存者。他向那人坦言道：“我是她的一名朗读者。”电影则让米夏说：“我年轻时和汉娜有过情事（affair）。”境界的差别一目了然。
这是考虑到通俗电影的受众，在刻意弱化原著残忍的拷问，强化爱情元素。可是，最动人的爱情从来都不是生长在平地上的。鸿沟两边的有情人才让人难忘——无论他们选择跨过去，还是默默相望，抑或在跨越的时候跌落深谷。爱与死，都是有了选择，才激动人心。

两代人
汉娜的年纪可以做米夏的母亲，他们是两代人。庭审中，还有两个汉娜的同代人，作为她的比照。汉娜因为不愿承认自己是文盲，承担了其他人的罪责，米夏在犹豫，是否向法庭揭穿她的秘密。彷徨难以决断的时候，他拐弯抹角地请教父亲，一位哲学教授。父亲因为没帮他想通这个困扰而倍感不安。集中营讨论班的教授，有点这个角色的影子。另一个重要的小配角则全然不见了。米夏走访集中营故地，路上一个司机很生动地讲起照片上处决犹太人的场景，并说那只是“活计”而已。米夏听罢勃然大怒，说：“那就是您吧？”
书中，米夏的很多同龄人想清算父辈整整一代人在第三帝国面对罪行的沉默，米夏在狂热过后认为，声讨父辈，不过是想洗刷自己的羞耻感。而两代人说到底是分不开的，和父辈划清界限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作为总结陈词，米夏对自己说，“我爱汉娜，这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命运，是德国人的气数！”汉娜和米夏的爱恨痴缠，俨然是两代人关系的隐喻。那个声讨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当代人需要这样的隐喻。再个人化的故事，一旦让席卷在时代洪流里的大多数觉得是他们自己的故事，这就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故事。

改编自美国历史上真实事件的《浪潮》（2008年）告诉我们，启发自由散漫惯了的中学生自发创造一个微型的第三帝国，只需要五天时间。伟大的纪录片《夜与雾》（1960年）结尾处，镜头凝视集中营的废墟时，画外音这样问道：
“有谁能从这瞭望塔里，提醒大家新的刽子手到来？”
“他们的面目真的和我们不同吗？”
————————————————
《文艺报》（2009.3.21）
这里是没有编辑过的原稿。

在满足自己对爱的饥渴时，神经症者还会遇到一种基本障碍：尽管他可能成功地获得（哪怕是暂时地获得）他所需要的爱，但他却并不能真正接受这种爱。
              ——卡伦・霍妮《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其实看这个片子我最关心的还是汉娜的心理而非二战、纳粹这样的话题。在我看来，她是一个典型的、令人同情和叹息的神经症者。
她的身体中有着显而易见的焦虑。这些焦虑首先来自她作为文盲的身份，其次是她作为纳粹女看守的经历。对待焦虑，神经症者主要有四种逃避方式：（一）把焦虑合理化；（二）否认焦虑；（三）麻醉自己；（四）回避一切可能导致焦虑的思想、情感、冲突和情境。而汉娜在这方面，第四点尤为突出。
她并非不喜欢阅读，她喜欢那些小说中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但她在数十年的光阴里宁可忍受孤身生活、没有家庭甚至没有自由的折磨，也不主动去认识任何一个单词（在她被男主角的一套又一套的录音带打动了心扉之前）。
说起来许多人会难以理解，阻止她去学习文字的原因竟然正是她对文盲这个身份的极度逃避。神经症者会想出各种匪夷所思的理由来阻止自己改善那使她不幸的现状，比如“也许很难”、“学的过程中不得不请教别人，而别人将会嘲笑我”，“我需要一个好的老师但目前没有适合的人”，“工作很忙等我有空了再进行这件事”，等等。
愈是逃避，情况愈是糟糕。她一直独身生活，她不交朋友，她拒绝被提升而主动离职，她害怕被否定而离开那个深爱她的小男孩……而失败的经历会进一步衍生失败，加固她内心的自卑和行为上的孤僻。她活得如此艰难卑微，却始终抬着高傲的头颅。

最终汉娜开始学认字和写字，我认为起作用的有以下几个因素：
（1）录音带使她有了一个人自学的可能，不必承受由请教别人而引起的尴尬；
（2）长期单独监禁的生活使她没有办法找别的事情来推卸这个求知的需要；
（3）对新生活的渴望，对爱的渴望促使她改变自己。
显然是在入狱和收到录音带以后她才真正爱上了米夏。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的标志就是完全敞开心扉，渴望与他沟通和交流。她给他写一封又一封的信，虽然每封信只有一句话，虽然他始终没有回信。在他们最初的关系里，他们虽然也彼此需要，但他对她是迷恋，而她对他更多的是控制，为自己读书，却从不诉诉说自己的生活，更勿提袒露自己的内心。他们之间的力量很不平衡。而等汉娜爱上米夏的时候，米夏对她的感觉却已经欲说还休。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被人爱的时候，他所患的情景神经症即使十分严重，也有可能完全痊愈。”
但可悲的是，神经症者本就是“自相矛盾”这个词语的活体诠释。“任何形式的爱，都可能给神经症患者一种肤浅而表面的安全感，或者甚至是一种幸福感。然而在内心深处，他却不相信它，对它表示怀疑和恐惧……他不相信这种爱，因为他固执的相信没有任何人可能爱他。这种不被爱的感觉，往往是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信念，它不因任何事实上相反的经验而动摇。”也就是说，爱确实会治愈神经症者，前提是他们确信他人付出的爱是绝对可靠的。如果他们爱上了某个人，也会开始更多的反省并试图自救。但假若这种努力得不到他们所期待的认可，他们会坠向更黑暗的所在。
他们爱的人不但要告诉他，他们在相爱，而且还要用漫长的耐心的行动来表现这种爱。否则，一点的动摇都可能将神经症者内心的恐惧感诱发出来而使他们作出破坏关系的行为。就如电影里汉娜会因为米夏一时的抱怨而毅然离去。因为神经症者是极度的自卑的，他们本来就活在矛盾重重的苦难世界当中，以致于他们已经是惊弓之鸟。
这么说来，与神经症者相爱岂不是自讨苦吃？实际上，相当一部分神经症者拥有着非常纤细柔软敏感的内心（即使表面上很冷硬），往往具有某种超越一般人的天赋，并体现出独特的气质，即使他们看起来是那么“飘忽”和“危险”，也依然能在某个时刻爆发出巨大的吸引力。可以确定的是，一旦“爱”得到了神经症者由衷的信任，他们的病症便会消失，并成为一个正常而坚强的人。他们对爱人的坚贞，由此后也会是异乎常人的长久。

电影里，汉娜最后走向了自杀，是很合理的结局。爱使她焕发新的生活热情，米夏成为她救赎自己（包括她做女看守时被动犯下的罪）的一个支点。当她意识到这个支点对她的拒绝，那么整个世界在她心里也就成为了一个永远不能进入的场所。她只有再一次“离去”。
但我无意谴责米夏。因为，他也是一个神经症患者。
情窦初开的少年，在倾情付出后却被莫名的离弃，这种打击使他几乎厌世。在少年期的感情挫折后，他再也无法对人敞开心扉。他害怕再度被拒绝被离弃而主动地拒绝去亲近别人。他与妻子、女儿乃至父母的关系体现了这些特征。令人欣慰的是，米夏非常的善良与克制，这种天性加上他所处的家庭氛围，使他能进行高素质的知识学习进而拥有体面的生活，又能平和地对待身边的人而不至于与世界隔膜太深。
米夏对汉娜充满了怜悯（或某种爱？），又觉得汉娜的所作所为令人难以接受。在汉娜用笨拙的字体写着简单的信给他的时候，他拒绝回应一言半语，这是往日的伤痕在他的内心里刻得太深。他可以废寝忘食地为汉娜录制一盘又一盘磁带，却无法提笔写下任何一句自己的话。隔了多年他们相见，她眼中迸出光芒，他却不动声色。米夏是本能地保护自己，却给了汉娜重重的一击。后来他去接她出狱，分明是欣喜的，有着微笑，带着洁白的花束。可是，她永远看不到了。
死亡，于在世的人而言常常充当着一剂猛醒之药。
汉娜的死最终让米夏得到一些有力的启示。他更深地反省一切，开始用新的姿态来对待世界，对待身边的人。他汉娜留下来的钱去帮助别人，而那爱的付出，正是对病残的人格的一种有力的治疗。


最后我要提到日本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松子，一个在男人身上误尽一生的不幸女人，她的经历体现了一个女子是如何成为神经症患者而且如何陷入失败复失败的恶性循环中。《朗读者》则是更多地运用了侧面描写的方法来表现女主角巨大的人格矛盾。她们有近似的悲剧，汉娜的悲剧色彩因为有着二战、纳粹的宏大而深色的背景而愈发鲜明；而松子的悲剧在导演幽默而略带夸张的诠释下有着令人振作的乐观意味。

改编自同名小说的影片《生死朗读》对德国纳粹犯下的大屠杀罪行进行了严肃的探讨，不过，从意图而言，这个故事真正所要表达的内涵，或许要比二战大屠杀更宽宏得多。电影塑造了汉娜这一让人既恨又怜的纳粹女看守形象，通过她为了掩饰其文盲身份而自愿从军，最终因导致集中营中囚犯身亡而在战后被判入狱的故事，对那些在二战时期摇身变为纳粹帮凶的普通民众的心态进行了细致的刻画。汉娜曾经面临过许多次的选择，她不断放弃升职、加薪等优厚无比的待遇，而选择通过逃避来掩盖身为文盲的秘密。甚至面临屠杀主谋罪名指控的时候，只要道出自己的文盲身份即可开脱罪责，可她仍然选择了保守秘密而独自承受莫须有的罪名。

仅仅为了不让别人知道自己是文盲，汉娜付出了惊人的代价，这在旁人看来完全匪夷所思。保守秘密和免受刑罚孰轻孰重不言而喻，为了掩盖这个无关痛痒的真相，甚至不惜带给他人痛苦、带给自己囚禁，简直不可理喻。这种旁观者的理解固然有所道理，因为以大多数人的价值判断，从逃避升职到加入纳粹，从远走他乡到承认罪名，汉娜这一连串的决策舍弃了太多的幸福和自由。

影片宣传标语中有这么一条：How far would you go to protect a secret?这问题的答案很好地点出了汉娜的心态。为了一个毕生守护着的秘密，汉娜不惜伤害他人、囚禁自己，并且在她的世界中，其实这一切都是那么地自然而合乎情理。原著对汉娜的心态进行了揣摩，汉娜“不仅仅在法庭上要争要斗，她必须要永远奋斗，其目的不是为了向世人显示她能做的事情，而是向世人掩饰她不能做的事情”，“她宁可被绳之以法，也不愿暴露自己是文盲。她进行的斗争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她的真理、她的正义。”

汉娜为什么不坦白？因为那个秘密已经成了她的全部。其实从汉娜作出隐瞒文盲身份这一决定开始，她就在一点一滴地为维护着自己搭建起的保护墙，不容外人也不容自己对此有半点侵犯。时间越长，她为之所花的代价越大，她把秘密也就看得越重。在过去，她已经为这个秘密放弃了更好的工作、搬离了熟知的城市，甚至成为了屠杀平民的帮凶，她已经完完全全地被这个秘密套牢困住了。文盲身份成为了汉娜甩也甩不掉的过去，始终处于伪装下汉娜不仅为了秘密害了别人，最终也画地为牢害了自己。她既然已经为这个秘密牺牲了这么多代价，她怎么还会吝惜在这昂贵的代价上再加上点余生的自由呢？

在看《生死朗读》时，我不自觉地会把它同另一部文学作品，亚瑟·米勒的《坩埚》进行比较。在那部以十七世纪美国麻省萨勒姆女巫事件讽刺麦卡锡主义的戏剧中，米勒塑造了一个名为艾比盖尔的女孩，为了掩盖自己与同伴在树林中杀鸡放血并集体跳舞的事实，将村中女孩重病疑似中邪的矛头指向他人。最初仅仅为求自保，但随着事件的不断扩大，女孩开始煽风点火并借机铲除异己。无辜淳朴的村民被不断诬陷中了巫术，而这位始作俑者虽遭到了正义的指控，却也没有受到惩罚，直至最终在波士顿沦为娼妓。汉娜和艾比盖尔这两个角色有着一定的相似，都为了掩盖一个不想为人知的秘密，而走上了害人害己的不归路，但在很多方面两人又有着不同。如果说，出于影射意图的考虑，米勒将艾比盖尔描写得狡猾阴险，成为了完全的恶人；而与之相反，小说和影片对汉娜的定位则要中性得多，甚至更多时候，读者和观众对汉娜的同情大于厌恶、怜悯甚于憎恨，这种同情来自于前半段先入为主的铺垫，来源于其他被告串谋起来对汉娜的攻击，更来源于汉娜自身为保守秘密而付出的巨大代价——汉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受害者，她经受了不尽公正的指控，不过正因为此，主观上她倾尽全力得以如愿以偿地继续维护着秘密，客观上她也因此完成了一次自身的拯救与救赎。

汉娜不是一个孤立的人物，小说和影片抛出这么一个人物也并非针对那些成为纳粹的昔日平民。文学和影视作品中不缺少这样的例子，都为了掩盖这样或那样的秘密作出了不同寻常的决断。《爱你长久》中的母亲甘愿背负弑子罪名锒铛入狱，《赎罪》中的布里奥尼断送了姐姐与情人一生的幸福，《美丽人生》中的父亲在残酷的现实中依旧不忘面带微笑，《断背山》中的牛仔们却再也等不到重逢的那一天。那些秘密，或源自谎言，或源自虚荣，或源自关爱，或源自恐惧，道出实情似乎并不困难，但有人却愿意为了保护秘密倾去毕生的力量。相信在现实中，无论何段时期、何种环境，这个世界上也总会有人为了心中的秘密奋斗终身。甚至，如果把秘密换成其他，这个道理应该依旧成立——当万千经历过后，视野开始逐渐聚焦，于是赫然发现，因为我们曾经如此执着投入，那件事物也将最终变成整个人生的意义。

影片中，麦克在回顾自己失败婚姻、疏远的父女关系时，对自己的女儿说，“我不够坦诚，我对任何人都不曾完全坦诚”。这是成年麦克说的唯一坦诚的话。

当少年麦克遇到汉娜的时候，他被后者所吸引。尽管汉娜是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可是在少年麦克的眼中，她几乎就是一尊女神。这时的麦克，尽管肤浅，却完全是真诚的。他对汉娜的爱慕是由性欲驱动的，但在与汉娜的交往中，这性欲又借着汉娜的推动，把他引领向某种更崇高的东西。少年麦克本能的感觉得到，他和汉娜的关系并不仅限于床第之欢，这种关系让他的整个人生都有了意义。多么美好的爱之初体验！虽然它是不见容于时人的不伦之恋。

我们可以想象，汉娜的突然消失，对少年麦克的打击有多大。不仅是一段初恋就这样嘎然而止，而且那种由爱引导的对人生意义的发现，也忽然间烟消云散了，没人给过麦克一个解释。就这层意义来说，我们也许可以指责汉娜对麦克一生的爱情和婚姻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然而，这只是对汉娜与麦克关系的最为肤浅的分析。无论汉娜曾怎样刺痛过麦克的心，他在对待汉娜时都可以有其他种选择。麦克实际作出的选择，证明了他既不够真诚，又不敢承担责任。

当麦克在法庭上发现汉娜是个文盲的时候，他本可以为汉娜作证，使她免受终生监禁的严厉惩罚。麦克选择了不作为，一个方便的借口当然是为汉娜保守秘密——既然汉娜本人显然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文盲，那么还是遵从她的意愿为好。可是，不要忘了，麦克是个法学院的学生，对他以及周围的很多人来说，这次审判的意义就在于伸张正义。麦克明显看出了其他几位被告是在合伙算计汉娜让她背黑锅，在这种情况下，让汉娜一人承担罪责，显然不符合正义的要求。就此而言，麦克不作为的选择，是一个糟糕的选择。问题还不止于此，我疑心为汉娜保守秘密对麦克来说只是一个应付自己良心的借口，他不作为的真正原因是为自己保守秘密——对一个法学院的学生来说，在中学时代和一个纳粹女看守（而且还是个文盲）发生过不伦之恋，绝对是一件难堪的事情。

如果说对法庭审判时麦克作出选择的动机只是一种凭空猜测的话，那么麦克给汉娜朗读、录制磁带其实更能说明这个男人的不负责任。麦克并不是在汉娜一被判入狱马上就给她朗读、录制磁带的。相反，那是在汉娜入狱很久以后的事情。当时，麦克的婚姻遇到了麻烦，他带着自己的小女儿回到故乡。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回忆起了尘封的少年情事，汉娜在他脑海里忽然又鲜活起来。刻薄一点说，他的朗读行为不过是在把玩一颗夹在书中的枯叶，也许看上去他对那颗枯叶呵护备至，但是他珍视的仅仅是自己的回忆，丝毫没有让枯叶复活的意思。

当汉娜终于服完了刑期，就要出狱的时候。麦克起先并没有打算去见她，后来终于动了恻隐之心以后，在与汉娜见面时候，仍然是一幅高高在上的嘴脸。没有人会指责麦克不再爱汉娜，但是既然作为唯一的联系人去和汉娜见面，麦克最不应该做的就是要求汉娜对奥斯威辛的经历作出反思和交待——无论是作为一个曾经的情人，还是作为一个知晓汉娜秘密的人，这样做都过于残忍。这不啻于对汉娜说，“你是个有污点、隐藏过污点的人，你不配得到我的爱。”

在我看来，汉娜对麦克的回答极为高贵：“在我入狱之前，我从未反思过。现在我怎么想已不重要。死了的已经死了。”这个回答，一方面含蓄的感谢了麦克对他所做的一切，承认了自己在狱中的反思；另一方面也拒绝了麦克那种虚伪的优越姿态——既然你心中已经无爱，与死人又有何差异，我的所思所感对你已经无所谓，我宁愿不说。 汉娜刚一见到麦克的时候，说他“已经长大了”，而当她最终回应麦克的时候，她叫他“孩子”，这真是恰到好处的鄙视。

成年麦克是汉娜的对立型人物：他受过良好的教育，refined and polished。影片中两次提到《奥德赛》，不无深意。奥德修斯正是一个心多机窍的人，麦克同样如此。受过教育、有文化的人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往往被过多的纹饰遮蔽，不能或不敢去面对生活的真相。

用卢梭的话来说，“野蛮人过着他自己的生活,而真正的社会人则终日惶惶，生活在别处”。也许，汉娜和麦克正代表了卢梭笔下这“野蛮人”和“文明人”对立的两极。

文学对汉娜来说是打开新世界大门钥匙，而对成年麦克来说，它只是躲避真实生活的掩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