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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卓别林说：“人生近看是悲剧，远看是喜剧。”《布达佩斯大饭店》，看似是一场人间喜剧，实则内质充满了点点的忧伤，当然不可否认，这部影片的观影过程是愉悦的，但始终有种挥之不去的阴暗萦绕在心头，好像是对美好易失的感慨，当片尾打出灵感来自茨威格时，终于明了这种忧戚的缘由。茨威格是一名犹太人，也是欧洲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受到那次纳粹德国迫害，最后在巴西自杀而亡。这部影片其实刻画的也是一部犹太人的流亡史。 在《布达佩斯大饭店》中，古斯塔夫两次在火车上救下没有身份的酒店门童Zero,电影里这句台词也是两次出现，“你看，在野蛮的屠宰场上，还是有些文明的微光在闪动，那就是人性所在。确实，那就是我们仅有的谦卑的温和的方式”，但文明的微光并不能永恒照亮人性，第一次古斯塔夫遇到对自己友好的法西斯军官，第二次他则被执行队毫无迟疑地枪杀。影片弱化处理了这个血腥场面，只是通过年老后的小门童的口述，仿佛一笔带过，却比直面更多了一层悲凉。两次画面的表现色彩也是不相同，彩色与黑白相对比，而同时那张由上一任军官签发的特别旅行通行证被撕毁，向观众展示了战争就是否定之前的一切，重新建立新秩序。军官的人性之光熄灭了。 影片用层层倒叙的方式，以三个时代，不同的叙事人，交相呼应、头尾相接地追述了人物及其所生活时代载体的故事，仿佛一条时间的河。影片中还讲述门童Zero和女蛋糕师的爱情，他们并没有像童话里那样，波折过后，“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女人很早就死于疾病，而门童缅怀她至老。当片中的作家询问老年门童“你愿意把自己所有的财产跟国家换一个不能盈利的残破的酒店，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因为只有在这里你才能最接近古斯塔夫先生”时，老门童回答：“不是的，我只是为了怀念我的妻子阿嘉莎，因为我们曾在这里度过很美好的一段时光，虽然很短暂。” 爱情虽然短暂但却刻骨铭心。 这部影片意味深长，很值得多次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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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达佩斯大饭店》这部电影看起来相当的晦涩，其中暗藏着相当多的隐喻。但是如果能稍微对当时的历史有所了解，那么电影的理解会变得轻松一些，我们能更接近那个已经逝去的旧大陆的辉煌。张雄老师在上欧洲史这门课的时候，多次提到法国的制度改革，并且称赞法国每一次陷入谷底时都能及时通过改革重新强盛（路易十三、法国大革命、第三共和国等）。欧洲如今似乎也在振兴——通过引领后现代思潮，目前暂时在思想上处于和其他大洲不太一样的状态，不论是“环保少女”，还是难民危机的应对，看起来这么说有些不可思议，但是似乎也是一次不错的尝试。首先我们翻到电影的最后，电影最后告诉我们，这部电影受到了斯蒂芬·茨威格的著作的启发，那么我们首先来审视一下茨威格的生平。

第一节：茨威格

斯蒂芬·茨威格，1881年出生于维也纳，父亲是一位犹太纺织品商人，母亲是出身于意大利的犹太银行家家庭。1904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哲学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参加了反对民族主义和复仇主义的活动，认为“欧洲要有统一的精神”，他的思想是一种前后现代的欧洲主义思想——过一会我们会解释这个我刚发明的概念。由于他是一名犹太人，他在1934年纳粹掌权之后前往英国；1940年，由于纳粹的威胁，他前往美国；同年八月，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移居巴西。在巴西，他对欧洲的局势和人类的未来感到越来越沮丧，1942年，他和他的妻子双双吞服巴比妥酸盐自杀。

左为斯蒂芬·茨威格，右为《布达佩斯大饭店》中的作家形象，可以看出二者的相似

在茨威格的成长环境当中，他所了解并支持的欧洲主义，实际上和奥地利帝国本身分不开——很明显他不可能设想出一个欧盟，那么在二战前最接近欧洲联合的其实就是奥地利帝国。在他的代表作《象棋的故事》中，很明显有一些词句体现了他的这种思想：第六节中提到“您大概以为我现在要讲那些忠于我们古老的奥地利的人都关在那里的集中营”，第五节中，主角讲述自己的身世时告诉“我”他们家族和他本人和奥地利皇室以及教会之间的关系，比如他父亲是天主教中央党的议员，他的律师事务所的一位信使在收发信件时一不小心说了“陛下”。而这篇小说的另外一个人物，姑且算是“反面人物”，那个愚蠢、粗俗又古怪的象棋世界冠军琴多维奇，他出生在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交界处，文中谈到人们第一次发现他的象棋天才时是这样描述的：“虽然严格说来。这位新冠军并非本城人士，可是本乡本土的民族自豪感已经激起。”在此之前我们需要看一看这个“古老的奥地利”到底指什么。“奥地利帝国”作为正式的名称出现在1804年。在此之前，也就是三十年战争之后，德意志各个邦国已经处于事实上的分裂状态，由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担任皇帝的神圣罗马帝国已经是一个空壳了，而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崛起更加剧了这种状况。1804年8月11日，在拿破仑加冕三个月之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宣布成立奥地利帝国。两年之后，拿破仑解散了神圣罗马帝国，于是弗朗茨二世就成为了奥地利帝国的弗朗茨一世。这个奥地利帝国的基础是原先的哈布斯堡君主国。而哈布斯堡君主国的统治基础来源于十五世纪以来的土耳其的威胁。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等东欧民族受到奥地利的保护，抵抗土耳其的西进，而奥地利也乐于以斯拉夫人的国王自居。

第二节：十九世纪的漩涡

奥地利对于德意志的统一并不热心，在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的维也纳会议上——在历史意义上，一般以维也纳会议作为十九世纪的开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作为十九世纪的结束——梅特涅本着欧洲均势的原则，企图保持法国的力量，发出了“自然疆界”的倡议，也就是将莱茵河左岸的德意志领土割让给法国，换取法国和俄国的对抗。在会议上，奥地利放弃了原先的比利时以及在德意志西南部分的领地，但是得到了萨尔茨堡、蒂罗尔等地，并且保留了原先占领的波兰的土地，于是奥地利的中心开始向东移动，而且奥地利只有德语区、波西米亚和摩尔多瓦加入了新成立的接替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联邦。而梅特涅之所以持这一类主张，实际上是基于他的保守主义——事实上，保守主义和后现代思潮都反对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而茨威格的欧洲主义，我们很难揣测其中带有多少的后现代色彩，但是其中肯定带有保守主义的色彩。保守主义依旧认同古老的封君领地，也就是说不认为政府或者国家是本民族的代表，也不一定来自本民族，比如征服者威廉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们只是上帝派来治理这片土地的，他们是“超国家”的，也是“超民族”的。至于后现代思潮则从根源上批判民族这个概念，毕竟“一切共同体都来源于想象”，欧洲联合的基础就在于对民族国家的否定，大家都是“欧洲人”，就没有什么“法国人”、“德国人”、“荷兰人”之类的区分。推广出去也很好理解，大家都是“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欧洲左翼政治家愿意接纳难民的思想根源（虽然默克尔是右翼政治家）。梅特涅的下属弗雷德里希·根茨用《等级议会制宪法和代议制宪法的区别》论述了梅特涅的思想主张，他将德意志联邦的宪法解释为中世纪封建等级制度的法规，将议会解释成三级会议那样各个等级的代表，充分说明了什么是前后现代的欧洲主义的思想基础——这一思想恰恰在维也纳会议上得到了强调，是十九世纪奥地利政治的基调——但是在民族主义狂飙的二十世纪，坚信这些理论的茨威格能感受到的只有幻灭和沮丧——这大概也是他自杀的原因之一。1848年革命虽然被绞杀，但是民族革命的思潮依旧在奔涌。即使封建势力的代表击垮了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如果他们还想生存下去，也不得不朝向民族主义发展，与法国从下至上的革命不同，这类革命被称为“白色革命”。在这场德意志统一的革命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方案，一种是“大德意志道路”，也就是由奥地利领导统一全德意志，另一种是“小德意志道路”，由普鲁士领导建立不包含奥地利的德意志国家。而德国宰相俾斯麦正是“小德意志道路”的坚定拥护者。1866年普鲁士挑起普奥战争，将奥地利的势力排除出了德意志南部，并且普鲁士获得了建立一个美因河以北的北德意志联邦的权力。而奥地利在这场战争之后被德意志剥离，不得不将重心彻底转向东方。1867年2月，奥地利帝国改组成为双元帝国奥匈帝国，设立两套政府，一个国王的体制。而双元体制在运作四十余年之后，由于民族独立情绪的高涨受到了挑战，毕竟奥匈帝国有十余民族，但是只有双元体制。斐迪南大公主张兼并塞尔维亚，并且将奥匈帝国扩展成奥地利、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三元体制。1908年之后，奥地利从土耳其夺得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个省，使这个设想有了实现的基础。1914年6月28日，斐迪南大公到达萨拉热窝考察这一计划的可行性，但是由于他被暗杀，十九世纪结束了。

第三节：十九世纪的辉煌

十九世纪是欧洲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在这个长达百年的和平时代里（当然这是跟其他世纪相对比的），欧洲的各项力量都达到了顶点，世界上没有什么国家可以与欧洲五大强国（英国、德国、法国、俄国、奥地利）相抗衡，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科技等领域处于绝对的优势。在这个时代，在理性的指导下，自由和民主成为了主导思想，从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政治制度改革基本完成，教皇国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工业革命和殖民掠夺带来的物质基础也让欧洲前所未有地富足。但是很明显，维也纳体系只能有限地调和各国之间以及民族主义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这一切都坐在火药桶上，最终欧洲迎来了一战。在文化方面，我们熟知的大多数科学家、画家、哲学家、文学家都生活在这个时代，比如达尔文、魏尔肖、巴斯德、孟德尔、莫奈、梵高、高更、马克思、黑格尔、马克斯·韦伯、尼采、雨果、拜伦、巴尔扎克、莫泊桑、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而且文化开始从宫廷走向大众，第一所面向公众的博物馆、歌剧院等相继开张，看戏变成欧洲人必不可少的文化活动。但是，有一些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尼采论述十九世纪的文化：“压根儿不是真正的文化，只是一种关于文化的知识……，我们只不过是通过陌生的时代、习惯、艺术、哲学、宗教和知识把自己填满和填得太满的方式，把自己变成某种值得关注的东西，即能够行走的百科全书……（而已）。”由于政治局势的日趋稳定，和平也让文艺作品失去了大革命那样的激情（除了拜伦和希腊独立战争），大概让文化显得有些肤浅。

如果说古斯塔夫·H也暗喻的是茨威格，那么这些老女人大概就是十九世纪（政治的不稳定、浮华、高雅以及正在消逝）

第四节：二十世纪的毁灭

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也就是电影发生的年代。因为茨威格于1942年自杀，所以我们这里也只谈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象征着十九世纪的结束，同样也是人类自我怀疑的开始——二战之后，人就不怀疑了，毕竟人确实坐实了是彻头彻尾的混蛋角色，特别是环境问题逐渐突出之后——人们是如何开始自我怀疑的呢？如果看过《1917》，大概会对这个观点有所直观的了解：在潮湿泥泞的战壕里，不怕人的被人肉喂得肥肥的老鼠大胆地在人的脚底下钻来钻去，甚至敢于吃活人的肉，隔着几十米就是铁丝网，而铁丝网外面是无人区，炮弹已经把所有的泥土轰炸过一遍，四处都是烂泥、军服的碎片和残肢，空中是大群的蚊蝇嗡嗡作响，老鼠肆无忌惮地啃食着半腐烂的尸体，一名参加一战的士兵是这么描述的：“我看到一些老鼠在死者的大衣下面窜动，巨大的老鼠，嘴边挂着人的脂肪。当我们走向其中一具尸体时，我的心都紧张地跳了起来：只见他的头盔翻了个滚，露出了一个没有多少皮肉，眼睛被吞噬，皱巴巴的头骨，而从头骨的嘴中跳出了一只老鼠。”，而河流呢？在水流不通畅的地方堆积着大量的浮肿的尸体，乌鸦站在人头上享受着最美味的佳肴——人的眼睛。在战场上，无能的军官面对敌人的绝对火力优势，用刺刀命令士兵用拿破仑时期的“线性战术”向应用了诺贝尔发明的无烟火药的高效的机关枪行军，唯一的掩护就是前方的尸体堆成的小山，更前方是一股黄绿色的气体，而防毒面具根本不够。当你目睹了这一切之后，你也会自然而然地怀疑起文艺复兴以来的对人的描述，你会不自觉地质疑那些崇高的词句，就像《天上再见》里主角们售卖假纪念碑的行为。

而一战的结果也是前所未有的灾难，死伤高达一千万人，在法德边境的拉锯地带，通常是全城全部覆灭，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凡尔登，整座城市被完全夷为平地，而周边的土地由于有过多未爆炸的炸弹，时至今日仍然被划为无人区。但是在这场战争中，也有一些温情的景象，比如1914年的圣诞节，当时在法国和比利时前线，法国、德国和英国士兵同时放下武器，不顾长官的阻拦，一同走出战壕庆祝圣诞节，2005年的电影《圣诞快乐》就是讲述这一史实的电影。电影的场景设定在比利时的伊珀尔（Ypres），而讽刺的是，在六个月之后，德军在伊珀尔率先使用了氯气作为化学武器——但是，即使是在大肆压迫和平运动的1915年圣诞节，仍然有士兵，坚持走出战壕，唱起了圣诞夜的歌曲——他们很明白，他们这么做的结果就是被赶到条件更加艰苦的东线与沙俄军队作战。

到了二战，情况变得更坏，人已经完全不能被叫作人。卓别林在《大独裁者》中想象集中营类似于英国人用于关押印度政治犯的监狱，犯人们每天就是在院子里绕圈走，而且犯人们还能一人一张床，甚至还有被子和床单。但是当苏军和美军解放了集中营之后，世人才知道集中营中的恐怖场景——原来杀人也可以是一条流水线。这里是我写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游记，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完全无法想象的世界。

第五节：布达佩斯大饭店

在简单介绍了欧洲十九世纪以来的背景知识之后，我们把目光返回《布达佩斯大饭店》本身。在了解了历史知识之后，我们来看茨威格和这些背景之间的联系。茨威格深深地接受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因而在他的小说里，关于心理活动的刻画相当详细，而且十分动人——这种细腻的文风特别类似于十九世纪长期的和平带来的敏感。更重要的是，茨威格的写作手法相当地具有古典文学家的风范，尤其是在细节的描述上，比如《夜色朦胧》的开头基本上和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如出一辙，而整体情节的展开和营造出来的文学氛围又极大地受到了古典主义如歌德等人的影响，创造出一种高贵而神秘的气息，恰恰和布达佩斯大饭店的整体氛围相合，而电影1小时32分钟48秒的那句“他极为优雅地维持了那个幻象”，大概就是用来描述这样的文风的——以及茨威格本人对于十九世纪的留恋。

接着我们从头看起，《布达佩斯大饭店》为什么叫布达佩斯大饭店呢？这里面所有的地名都是虚构的，只有“布达佩斯”是真实存在在世界上的，豆瓣有影评从片中军警的制服认为这里比喻的是奥地利，我认为其实可以更明确一点，指的就是奥地利帝国（奥匈帝国）——毕竟一战前在奥地利这个多民族国家里只有双元体制，另一极是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至于饭店所在的朱波罗卡（Zubrowka），这是一个波兰语的名字（Żubrówka，一个伏特加的牌子），暗喻了奥地利作为大量西斯拉夫人统治者的角色，而在影片开头和最后，提到了“政委”、“国有化”，因此朱波罗卡多半隐喻的就是波兰（也有可能是罗马尼亚等东欧或南欧国家）。进入饭店，那个土耳其式的大浴室可能也有所象征，因为土耳其统治巴尔干半岛的时间相当长，因而这一类浴室在东南欧也有存在，而这些土地后来几乎全部被奥地利夺取了。

时间回到1932年，出场的两个角色是古斯塔夫·H和D夫人——如果说德米特里象征的是纳粹党或者希特勒——说实在话这么说其实看起来有点狭窄，D夫人应该象征的就是十九世纪，她的儿子，德米特里，那么就是二十世纪了。二十世纪的开端，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当然是由十九世纪所孕育的——1884年，在俾斯麦的主持下，列强在柏林召开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俾斯麦审慎的非洲政策的缩影，而这次会议激起的帝国主义狂潮最终也将欧洲推入了一战。而二十世纪以战争为开端，如前文所述，这次灭绝人性的战争把十九世纪的文明的遗产彻底摧毁——在继续谈论卢茨——也就是欧洲的这个家族之前，我们按时间顺序继续看，就可以看到古斯塔夫·H十分喜爱浪漫主义的诗篇，而浪漫主义，起源于十九世纪的德国，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在法国也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比如雨果、德拉克洛瓦、籍里柯，浪漫主义对于理性的传统构成了一种颠覆，更多地以强烈的情感作为作品情感的驱动——而有趣的是，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题材是民族主义，之后的民族乐派也不乏浪漫主义的影响——这又是一个十九世纪孕育二十世纪的例子。而接下来，D夫人被暗杀在自己的房间，死因是番木鳖碱中毒。番木鳖碱，也就是马钱子碱，即士的宁，这种药物会导致中枢神经失常，之后肌肉剧烈抽搐，窒息或精疲力竭而死。由于肌肉的抽搐，死者嘴角常常露出诡异的笑容——这时我们来看一张著名的照片：

这是一战期间最著名的一张照片，由于双方士兵都掩藏在战壕里，双方在无法前进的情况下只能通过火炮远距离轰击。尽管炮击很难炸到战壕里的人，但是轰鸣的巨响和前线的心理压力足以将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逼疯，现在我们知道这是PTSD。许多士兵出现的症状是炮弹一响就止不住地痛哭，比如1917里英军阵地上那个话都说不出来的上尉，或者像图中这样歇斯底里地惨笑着，令人毛骨悚然——这就像番木鳖碱中毒一样，中枢神经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在开往卢茨的火车上，古斯塔夫·H谈到他就是喜欢那样的老妇人，片中使用的词是“flavorful”，口感丰富的、古老的十九世纪啊。在路上遇到的那群士兵，或者说那场战争，和片尾在路上遇到的那场战争相比，可以很明显地知道，第一次是一战，第二次是二战。第一次遇到的士兵看起来比第二次遇到的士兵明显更有“人”味，还聊了聊士兵的姓名的问题，而且第一次的遭遇的解决也相当地绅士，是由一位举止得体的同古斯塔夫相识的年轻军官为他们解了围，很明显，那位军官出身于小贵族家庭，言行举止还带有十九世纪的遗风。到了卢茨之后，管家和女佣说的是法语——而卢茨明显是一个德语名字（扮演管家的演员是法国人，而法国人一向被认为擅长服务业），这和法语在几个世纪以来都作为上流社会的语言不无关系，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英语和德语都没有得到重视，宫廷里流行的都是法语，这一点，《战争与和平》的开头就告诉我们了——但是这一切在民族主义兴起之后就结束了。而卢茨庄园里操的仍然是法语，一个原因可能是这个，另一个原因可能是遗产的分割会议象征着巴黎和会——当然啰，在十九世纪死去之后，一战也结束之后，自然进入了巴黎和会。巴黎和会的主要议程就是分割四大帝国的遗产，也就是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古斯塔夫·H（茨威格）深爱的D夫人（奥地利帝国——考虑到前述的奥地利帝国和十九世纪的联系，这么说也没有什么不妥）已经被杀死，旷日持久的遗产争夺（巴黎和会长达六个月）正在拉开序幕。而D夫人遗嘱的执行者，象征法律的代理人科瓦兹，泽罗·穆斯塔法（零）当时认为他同时执行D夫人的遗嘱是巧合，但是如果他是布达佩斯大饭店（奥地利帝国的东方领土）的代理人，那么他是D夫人（奥地利帝国，或者十九世纪）的代理人也很正常。

之后我们就看见了那幅画，“Boy with Apple”，这幅画的作者的名字是约翰·凡·霍蒂，很明显这是一个荷兰名字，根据电影中的截图介绍，这个画家生卒年是1613-1669，底下的简介告诉我们他来自“低地国家”，那就是荷兰无疑了。这幅画的风格，很明显属于北欧文艺复兴，和老彼得·勃鲁盖尔等一并归于尼德兰艺术，我怀疑这幅画的来源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仅仅是象征着欧洲的艺术遗产——令人想起茨威格的那篇《看不见的收藏》：二十世纪用经济萧条以贱价夺去了人们家传的珍藏。豆瓣对于这幅画的考据有相当精彩的讨论，贴在下面：//www.douban.com/gallery/topic/12477/和//movie.douban.com/subject/11525673/questions/13119/?from=subject_questions。关于古斯塔夫用于替换“Boy with Apple”的那副画之后在下文会再根据第一个链接提供的史实进行讨论

古斯塔夫和泽罗在火车上就这幅画的处置进行了一番讨论，豆瓣第一的影评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出茨威格作为犹太人的属性

这幅画的隐喻是要表达整个犹太民族精打细算，左右逢源，从耶路撒冷撒向全世界，逐渐继承了欧洲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这是他们应得的……然而分秒之后，他又说，我考虑把这幅画卖掉，这就是犹太民族的真实写照，从《出埃及记》到《辛德勒的名单》，都表现出犹太民族太过于精明富有而遭到全世界排挤的苦难现实曾锴

当然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然而茨威格曾经自述：“My mother and father were Jewish only through accident of birth”，而且他们家庭也不信仰犹太教，尽管茨威格没有完全放弃自己作为犹太人的特质，但是还是对这一解释造成了一定的打击。我试着提出另外一种解释，茨威格有一篇反战作品《无形的压力》：

描写大战期间年轻的德国画家费迪南和他的妻子鲍拉侨居在瑞士苏黎世河畔的一个乡村里。画家接到领事馆的通知，要求他立即回国，再度参加体检，尽管他在国内体检时没有通过，免服兵役。显然这就意味着被征召入伍。画家对这场野蛮的战争深恶痛绝，可是接到通知又不敢违抗命令，思想斗争极为激烈。画家身在国外，照理可对这项通知不予理睬，可是无形的压力摧毁了他的意志，迫使他不顾爱妻的开导和劝阻，按时去领事馆报到，按时收拾好行装，按时前往车站，摆脱以自杀相威胁的妻子，像着了迷似的跳上火车，驶向德瑞边境。张玉书

古斯塔夫对这幅画的心理变化，可能正如这篇小说中那位画家的心理一般，在压力之下动摇，因为古斯塔夫认定他们一定会遭到德米特里和他的爪牙的追杀，过于危险，这种恐惧和压力以及对和平的爱在他的心中交织，从而得出了这种矛盾的结果。当然还有一个细节或许证明第一种猜想更接近主创的想法，因为泽罗提到“不知道他从哪儿来，也不知道他的家人在哪儿”，在此大概更强调了他的犹太人身份——毕竟犹太人在欧洲流浪了两千年了。

从卢茨离开之后，古斯塔夫被陷害入狱，关键证人管家失踪，德米特里派出打手乔普林寻找管家的下落，可以看到乔普林的戒指都是骷髅形状的，不由得令人想起党卫军的帽徽也是一个骷髅，那么德米特里（二十世纪，或者纳粹党）和乔普林（纳粹党徒，包括党卫军）的象征关系就很明确了。对古斯塔夫提出控告的是D夫人的整个家族，如果和德米特里的象征以及巴黎和会的隐喻结合起来，这或许代表着民族主义已经席卷全欧洲，各国的政治势力都在迫害和平主义人士或者其他进步人士。另外，如果律师代表着法律和公正，那么“too honest”的管家可能就是秩序。

接下来，镜头转向泽罗和阿加莎——中间穿插了律师被杀的情节，那么很明显这就是法律已经被纳粹党徒杀死——很多人以为纳粹党是被正经民主选上的，但是其实完全不是。事实上在1933年，德国处于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通货膨胀达到了一美元兑换4.2万亿马克，各路极右翼或者极左翼政党持枪在街上火并划底盘，一旦有对方党派的人误入其他党派的底盘，那必然是暴打一顿。当年议会选举之后，纳粹党实际上没有达到组阁的界限，但是纳粹党徒持续进行暴动，连军人出身的总理都无法镇压，逼迫兴登堡总统授权希特勒组阁。组阁之后，纳粹党事实上在议会也不占上风，因为左派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议员数量大于纳粹及其仆从党，但是希特勒通过议会纵火案控制了议会——这真的是民主选举和法制吗？当然不是——回到电影，泽罗是否有所象征呢？说实话我不太清楚。但是在古斯塔夫越狱之后他有提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片中给出的地名是“Aq salim al-Jabat”，这是一个阿拉伯语的名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操阿拉伯语的地区大多属于奥斯曼帝国，但是威尔逊提出了“民族自决”的原则，于是从叙利亚到阿拉伯半岛，几乎所有的酋长都掀起了叛乱的烽火，一时间整个中东都处于战乱之中。从电影中我们可以知道，在内战期间泽罗的整个村子都被烧毁，家人也全部葬身于战火之中，他一个人逃了出来，还被叛军审讯过，作为难民到达了欧洲——这是当时政局的一个缩影。之后泽罗是作为古斯塔夫的继承者出现的——他也爱上了浪漫主义的诗歌。那么阿加莎又有什么象征呢？她脸上的那个墨西哥形状的胎记的含义是什么？事实上，这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只能说，墨西哥可能象征着新大陆。茨威格在搬到巴西之后写过一本赞扬巴西的书，在书中他认为巴西将拥有美好的未来，所以阿加莎有可能象征着充满希望的新大陆，而泽罗，将浪漫主义的诗集（十九世纪的文化）介绍给了她。 古斯塔夫越狱的同时，德米特里发现了“Boy with Apple”被换成了另外一幅画，在他下楼梯时，墙边靠着一幅克里姆特的画：

就是这幅画：

而克里姆特在维也纳艺术学院有一个叫席勒的学生，古斯塔夫在置换那副画的时候换上去的画就是仿照席勒的风格创作的。另外，历史又有一个巧合，就是席勒被维也纳艺术学院录取的当年，艺术学院拒绝了希特勒的入学申请。

第二天，在警察局，我们可以看见那名军官背后的墙上的肖像画，是兴登堡元帅的肖像画，但是他身上的那个徽章可以看出是卢茨庄园上的那只鹰，暗示了卢茨就是德国，布达佩斯大饭店就是奥地利。

古斯塔夫寻访到了管家的下落，他们坐着缆车来到了一座山顶上的修道院，在修道院的缆车站，可以看到，这个缆车站的名字叫“Sudeten Waltz”，“Sudeten”就是苏台德（Sudetenland略称），而waltz是圆舞曲的意思，圆舞曲是起源于德国的一种农民的舞蹈，而舞曲则早在十七世纪就在哈布斯堡的宫廷里被演奏了。苏台德地区的特殊性就在于这片土地在历史上属于波西米亚王国，但是掷出窗外事件之后捷克失去了它的独立性，德语人群开始移居苏台德，导致奥匈帝国覆灭之后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了一群具有分离倾向的德语人口，因此给了纳粹党口实进行了第一步的对外侵略。那么很明显，这场发生在修道院的对“秩序”的谋杀就是在影射历史书上的慕尼黑协定了。而之后在修道院泽罗把雪橇上的圣人推倒也有可能影射的正是扬·胡斯和掷出窗外事件。

在泽罗杀死乔普林之后，二战爆发了，在布达佩斯大饭店四处都悬挂了“ZZ”的旗帜，在历史上，除了纳粹党有这样的“纳粹美学”之外，还没有第二个政党有如此的创造，意大利法西斯也没有。德米特里戴着“ZZ”的袖章出现在了饭店，坐实了他的纳粹党身份——大资本和纳粹党合流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就像克虏伯家族。1930年，小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就加入了纳粹党，在二战期间，他的企业极力配合帝国的军事战略，同时奴役着来自东欧的十万余名战俘，逼迫他们为德国生产武器——但讽刺的是，克虏伯家族是犹太人。

在布达佩斯大饭店里展开的那场枪战，根据豆瓣影评的分析，象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国参战顺序以及不同的反应：

最开始是德米特里冲上楼……这是一把PPK……PPK是二战时最著名最先进的手枪……此型手枪主要配发给（德国）高级将领、非作战参谋人员、礼宾、盖世太保等……然后德米特里右边出来一个人，手持毛瑟盒子炮……毛瑟盒子炮也称为驳壳枪，一战德国军警制式装备，后来被鲁格P08取代，二战时毛瑟主要出口给德国的盟国和仆从国……在西班牙内战中也大量使用……曾锴

接下来的三个人……第一个人端着一把夸张的长弹夹波波沙……就是在影射老毛子或者波兰人……注意他的胡子，斯大林也留着这样的胡子。然后是拿着一把左轮手枪的眼睛哥……二战时只有英军军官使用左轮手枪。也出口给苏联和美国。二战早期美军的武器是英式的……还是看胡子，给张西奥多·罗斯福的照片。最后出场的长得像罗伯特德尼罗的家伙手握毛瑟1910或者毛瑟1934，该型号为毛瑟手枪袖珍版……意大利、西班牙也想有一杯羹。曾锴

最后，古斯塔夫洗刷罪名，那份多次出现的报纸也值得看一眼，这份报纸的名字叫“Trans-Alpine Yodel”，直译是“跨阿尔卑斯约德尔”。约德尔是流行于阿尔卑斯山麓的特殊歌唱方法，最初是牧人用于呼唤牧群的。作为歌唱技法，最初产生于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区，后来流行于瑞士、奥地利和德国南部——这是德语区特有的歌唱技术。

在这次风波之后，泽罗和阿加莎结了婚，但是阿加莎和他们的孩子死于“普鲁士流感”，在名字上，这影射了被称为“西班牙流感”的1918大流感，但是从普鲁士作为欧洲军国主义的发源地这一点来看，恐怕这个名字还有一些政治上的含义，也就是有毒的思想对于欧洲的摧毁：“...in those days many millions died.”在被占领21天之后，朱波罗卡的独立地位消失了，暗喻德军进入奥地利之后两天，德奥合并，奥地利不再是独立国家。

当天，古斯塔夫被纳粹党徒杀害，他在捍卫人道主义的时候被匪徒悍然杀害，这是对茨威格的致敬，尽管茨威格不是被纳粹杀害的，但是他坚持为了自己的良心而死的。他是一个坚持人性之美和人道主义的人，他在那个扭曲的乱世里，在马来狂人的癫狂之中，坚持用优美的语调和典雅的气氛——当然还有浪漫主义怀有的强烈的爱，对人的爱，来抒写这个对他来说已经变得陌生的世界。

在电影的最后，老去的泽罗对古斯塔夫作了一个总结：“I think the world had vanished long before he entered it... He certainly sustained the illusion with a marvelous grace.”确实，茨威格的重要作品几乎都产生于一战之后，但是他的细腻的笔触让我们仿佛又能接触到那个优雅的和平世纪。在影片最后，那个作家离开布达佩斯大饭店之后去了南美养病，很长时间没有回到欧洲，到这里故事又一次和茨威格的个人经历联系在了一起。

第六节：余论

这部电影的拍摄手法和其他电影都有所不同，镜头的移动和取景也相当有独特的风范。整部电影的台词实际上都是在讲故事，所以会有“他突然停了下来”这一类的故事书里才有的台词。至于取景，实际上营造的是小说的氛围，在读小说的时候，我们的视角实际上是跟随作者的视角的，而作者的视角是“人”的视角，它不可能像动作片那样有上帝视角，它只能局限在人眼的范围内，而且移动速度不可能特别快，毕竟人的头的转动速度没有鸟那么快。适当的长镜头又很符合人的观感，但事实上这样的拍摄方法在电影拍摄中反而不常见，所以会有一种略显古怪的感觉。

这大概，也是对二十世纪的一种叛逆吧，虽然电影技术出现在十九世纪，但是直到二十世纪电影才真正流行起来。电影的出现改变了故事的叙事方法，明显地将叙事的速度加快。但是这部电影却安排了四层结构：读书的女子，作家的讲述，泽罗的故事，以及最外层的我们。导演刻意将节奏放慢，营造出了那个春天的普拉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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