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这句诗在中国知名度很高，虽然当下人心不古，念诗的风气却昌盛不绝。只消接上一句“把酒问青天”，仿佛这些愁苦和不安就顿时消在酒气中，散在青天里了，一旦和古人的烦恼对上号，我们就点到为止，也“并不走到哪里去”。电影里他们却说：胜利再见。许鞍华导演在采访中说道：“要在绝望中做有希望的事”。 据说前期选题材是从东江游击队亲历的两百多个传奇故事中选出方兰和大营救的故事，电影里这帮游击队却显的非常业余和搞笑，讲的也不算什么波澜壮阔的事，这正是许鞍华高明的地方，不厌其烦的细节描写，对日常生活的刻画，把张爱玲的文学理论实践到电影中去了： “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能予以人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张爱玲《自己的文章》 现今民族自尊心可以说是空前的强大，但我们并不比以前更自尊自重，这自尊心好像是被吹捧出来的，高悬在半空，给别的人看，表现在影视作品上就浮的更高了，只是迎合观众的快感。这部电影没有口号，没有大快人心的复仇，敌我对峙的场面轻快的如同静水深流中被礁石打起的浪花，只是拍战时人们对文化人的保护与谦让，拍自私计较的方母到死都说不认识王菀之，以小见大，看出民族精神。 “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 “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 广告大肆宣扬“来看许鞍华的血性”“许鞍华杀气归来”一类骇人的话语，这或许和把这部片当做献礼片一样，都是对许鞍华的误解。刘黑仔帅气的穿行于街巷，干净利落锄奸杀敌，这样的人，他对刚杀死的尸体说很快就再见。李锦荣刚求完婚就消失做卧底，再见面是传消息，他说：怕有人跟踪，我就不抱你了。方母被捕，方兰权衡利弊放弃营救，刚走几步路便软了腿失声痛哭。这些柔软的地方是人性，也是血性，从这些灵魂里滋生出的勇气才真正算得上伟大。许鞍华的刀是不出鞘的，她存在于更高的地方，这刀不是一个人杀死一个人，而是一个民族无法征服另一个民族。 这部电影在上海电影节颗粒无收，于东讲了一些不着边界招黑的话，奖项的得失早已不在许导心上，上锵锵三人行的时候文涛问她怎样看自己拍的烂片，她说：我还是很努力，只是一个不成功的片子，可能还是没有达到目的，还是有缺失。前段时间采访，她说自己以后拍片还是要考虑有没有观众，“你尽管拍，可是没人看! “导演连说这种自嘲的话都带着又萌又酷的神情，她已非常诚恳。 许导说：这些主角个个都是普通人，但他们做了这么酷的事也不认为自己是英雄，这更让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伟大。在我心中，许鞍华导演也是很伟大的人，她是时代之光。 Ps片中所有的演员在王菀之女士的衬托下都是影帝影后好吗！

故事的背景是日本入侵香港的战争时期，而故事的主角方姑，其实本可以是这场战争中的最普通的经历者，可是她选择了加入游击队。

影片的开始，铺垫了香港最后的一点平静，与已经开始的挨饿潦倒的生活，大批文人纷纷离港，原本的老师的方姑，在为了帮助自己“偶像”茅盾先生离开，意外结识刘黑仔。她过人的勇气，也受到刘黑仔称赞。而她是勇敢，内心也有犹豫。当她决定离开家的那刻，面对妈妈担心地责问“要打日本人，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她说“如果人人都这样想，还怎么会胜利”。她倔强，她有抱负，但其实她也有害怕，可是听到她这句让妈妈无法回答的话，第一次红了眼眶。

直到，她听到了妈妈被带走的消息。她比谁都着急，但她也知道很难。与刘黑仔躲过了日本兵，听了营救的计划，她终于选择了放弃，她知道，救她的母亲将会失去的努力这么久的游击队。在个人与国家面前，她选择了后者。

最后，方姑目送刘黑仔去了下一个需要他的战区，他们的结果我们都不知道，而影片不断重复的“等胜利了见面”，又有几个人在胜利了见到了面？整部影片，没有战争场面，没有炮火连天，更多的是阴云、黑夜与明月，或许是许鞍华导演所中意的视角，所展现的是在这场沦陷下，不同的人所做的选择与去向。

客观的说，影片的问题也有，比如就人物塑造来说，不少角色有种“泛泛”的感觉，似乎可有可无，但也可以说，这也是这场战争中他们的角色。也由于角色的问题，虽然明星众多，但不少演员的表演空间并不是很大，周迅、叶德娴与彭于晏的戏份最多，而几场关键的戏，也集中在周迅与叶德娴身上，两位演员的演技确实为影片加分。

周迅从《风声》的顾晓梦、《听风者》的张学宁，再到方姑。脑海中还记得顾晓梦写给玉姐的信，向她道歉，民族存亡之际，她必须做这样的选择；这一次的方姑，面对她的母亲，她依然要做出选择，演的实在是好。很多人所谓的周迅的表演没有灵气，我想说的是，演员是要服务于角色的，正如许鞍华导演所说，方兰就是个普通人，她也希望周迅“收起灵气，钝一点”，所以，最终呈现出来的方姑，不会有周迅的痕迹，也不会有曾经角色的痕迹，她就是那个战火时期的也勇敢也彷徨的方姑。

坦白说，《明月几时有》作为献礼香港回归20周年的主旋律影片，而且从阵容来看又将走商业片的路线，之前就没有过多期待会成为一部口碑极佳的影片。目前来看，完成度不错，公子的表演很过瘾，目测最终评分会在6-7分吧。

上影节首映结束后的三次掌声，第一次影片结束，第二次字幕显示音乐制作久石让，第三次字幕显示导演许鞍华。

面临人生大的事件，马上就有明确目标，且每次都想得很清楚、做得很果断的人，我是不大认得。所以我较为同意许鞍华电影《明月几时有》中的那种朴素的反抗者。

大的风云变幻，正常的平民是会有些退缩、有些等待、有些不得已和有些恍惚。一些人因为良知，一时冲动或者别的，是在不知不觉走了很久后，才恍然发现自己原来走上了一条新的路。也就索性走下去，直到后来为它献出了生命——这样的故事我觉得比较可信。

在《明月几时有》中，他们就是周迅扮演的方兰、叶德娴扮演的方母，春夏扮演的银行家的女儿张咏贤……他们也可能是彭于晏扮演的刘黑仔，霍建华扮演的李锦荣，梁家辉扮演的彬仔，以及其他市区中队和短枪队、小鬼队的人。

乌云密布时，一轮明月战胜不了黑暗，还要靠漫天的星斗；也不是一朵花、两朵花就可以叫出整个春天，大概还要靠那成千上万种不知名的花草树木，默默的萌芽和推动，才能催发出彻底的春意。

以前的很多抗战电影，男男女女坚定地为了一种主义和理想，喊着口号去战斗，洒热血，献生命，当然也不能说全是假的。这也是经过剪裁的一类人的面相。然而这种电影与人物看多了，热血沸腾之后，我也想看看他私下里的样子。

或者不如这样讲，如果战争没来，侵略者没来，他（她）原本应该过着怎样的生活呢？他（她）怎么就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

剧中的刘黑仔，这个电影中最有江湖气的青年。可不是因为他生来郑重、责任感大，读过更多马列主义的书，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或者被日本人搞到家破人亡，仇恨满腹，因此才跑出来打游击。（至少剧中没有交代这些。）

他更像是市井中正直的“混小子”，他豁着命、耍着宝打打杀杀，他也不是多大的将帅。他虽然像是玩儿着就把很多大事做了，但其实又凶又险，过的是“刀刃上舔血”的日子。

“今日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他可能死在任何一次巷战里，倒在任何一个郊野旁。正史也许记不住他的史迹，如果牺牲了，最多有个名字。可是这个电影看完，我们不能说他不大重要，不能说他不足以成为很多青年的榜样。

他是一个时代的弄潮儿。忽在波峰，忽在波谷。他被很多人看见，也随时可能淹死。他剑走偏锋，想干就干，快意恩仇，看着就像是即兴的杀人舞蹈，一开始我还不习惯，后来才觉得这样的人物可信。

张爱玲小说《色，戒》中的主角王佳芝也不过是一个学生。只因为抗日的学生小集团中“大家七嘴八舌，定下一条美人计”，她冲动之下就去当了特工。最后也在冲动之下送了命。

年轻人一时兴起，杀了一两个日本人，或者送了一次宣传单，像是票友试水、玩儿票。这不应损害他的光辉。

堂吉柯德大战风车，看上去他似乎是不够理智的，可笑的，荒诞的，注定失败的，然而那样的骑士精神，勇猛无畏，行动派，却实在值得敬佩赞叹。

正如叶德娴饰演的方母提着装革命传单的篮子，对着女儿方兰说：“阿云送过了，三嫂也已经送过了，我不能去？”

她的逻辑就是这样简单。

我们一直以来的电影，还喜欢把自己的胜利归结于拥有“超出敌人的”——甚至“超人的”——智慧。

《沙家浜》里的阿庆嫂和沙奶奶，这两位农妇，俨然是骗人的老手。剧作家让她们机智到可怕的地步，仿佛她们久惯牢成——感觉平时也会骗自己的丈夫。我们的仁人志士也很少有“侥幸的脱险”，“误打误撞的成功”，他们总是如诸葛亮，“未出山”已经“料定天下三分”。

然而，时代的变动是仓促的，没有人是“有备而来”。

方姑作为一个房东女儿，无意中帮助了茅盾、邹韬奋他们的逃亡，她还穿着一身去婚礼的衣服去药店送情报，一件杀头的大事，在少不更事的未婚女性面前，与赴宴也差不多，都是那么热闹，甚至有点令人兴奋；

短枪队的胖子笨手笨脚，差点炸死自己人，然而他是确凿无疑的正面人物；

彬仔说起日本人来咬牙切齿，可是一阵风刮过，他都要害怕；

小姑娘去送信，又饿又困睡着了，也不能说她丧失组织纪律，随意改变计划；

方母从没有把送传单当成性命相搏，她帮女儿，帮小姑娘，俯视的镜头让我们从高处看她走在青石路上，看她笃悠悠地送传单就像去送一餐饭那么平静自然。即使她后来遇到了搜查，她也曾试图靠自己的小聪明装傻过关（也真的被她过了一关）；

李锦荣被日本人逼问，他竟然没有抵赖和以智取胜。

这都是活生生的，甚至有缺陷的、没有超凡智慧的平凡人，不谙世事或不知凶险的他们，却恰恰组成了一个城市的希望。这不是什么荒唐的演绎，而可能正是人生现实，是革命真正的样子。

更有那些在日本人治下做事的香港人，如码头的检查员，因为内心的良心，会神色慌张地放自己人一马。宪兵队里的黑衣队长，把李锦荣叫进房间，而桌面的纸上用毛笔大字写着待抓捕人的名单，他不会这样不小心。他用自己的方法通风报信。即使出了事，未来也甩得干净——他一定这样想。

这类不明显的抗争者，他们仿佛就是香港潜藏的世道人心。这个底子在，香港的精神大概就不会灭。

电影中的方兰，她是一个房东的女儿，一个爱文学的青年。她自觉的成长，让她失去了恋人和母亲，甚至也赌上自己的性命。片尾她站在海边和刘黑仔告别的那一刻，一切的爱恨情仇，明确的，暧昧的，感觉都离她远去了。她孑然一人，矮小瘦弱，“只有眼前路，没有身后身”。

方母，她本来只是典型的香港人，谨小慎微，精明世故。在平静的时局中，这样的人只是善于把天下人的日子过成自己的日子。她们是最好的邻居，最有礼貌的房东，最不吃亏但也不妄想占别人便宜的家庭主妇。

困难的时期来了，她就养一只兔子，天台上存一些冬瓜和南瓜。她把阁楼出租出去，为了增加一些收入。她知道房客要搬走，就拿两块点心（不想拿三块），提一茶壶白水，上楼去游说。她仔细听，耐心笑，顺口答，世界上再没有她这样善于逢迎和随机应变的妇人。她的眼睛里和心里，一定也经常地会扫到自己——就像她上楼前在镜子里照一照面容——觉得样样都妥帖。

可是她这样的人也牺牲了。战争的洪流卷走不相干的人，无人可以幸免。她是片中最令我心痛的人。 当她知道女儿加入了市区中队，她只是好多天睡不好觉。她等着通宵未归的女儿回家，她心疼女儿，就埋怨她——

“杀日本人的都是英雄好汉，个个有气有力，你看你，瘦巴巴的，笨手笨脚，死不重要，不要连累队友”这句话在电影院中让人笑了，可是它也令人落泪。这是一个母亲的心疼和无奈，也是婉转的阻拦。她想把严肃的问题说得轻松一点。仿佛这样说了，那件事便不会出现。这是每一个母亲都可能说出来的话。

女儿走的时候，她站在楼梯口问：“什么时候回来？”“胜利后回来。”“我等不到了，打日本人，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好！等胜利回来！胜利后回来收尸！”

一个异常在乎不吉利话语的母亲，却说出对自己不吉的话。这也不过是她想最后阻拦女儿一回。可没想到一语成谶……

方母和女儿的最后两个镜头，许鞍华拍得尤其使人感伤。

一个是方兰决定要走，她追下去，蹒跚着跑着，叫着：“阿妹，阿妹……”。她模糊的影子从方兰后方赶过来，手里拿着一把伞。她把伞塞在女儿手里，又低头匆匆回去。不看女儿的眼睛。等她离开后，方兰展开手心，手里有一只金戒指。

方兰站在那里怔了怔，久石让的音乐悠长，她终于还是选择离开。

第二个镜头是她在房里坐着，对着镜子，我们也不知道她这样坐了多久。镜子里的她充满了忧愁和担心。她去阳台上站站，了望一下，她站在楼梯口等待，也许她每天都是这样挂着一颗心……落雨的天，她终于等到了女儿回来送米。

她抓着米冲出去，从后面拉住方兰。

“阿妹”，她喊。女儿转头，她的目光停在女儿脸上，“你瘦了”，接着，她就把女儿往回拉，“终于知道回家了！”她开心地把女儿拉回家。——这是一个让她朝思暮想、提心吊胆的冤家。今天她如今终于抓到了她。

母女两人最后的这两面，都是母亲冲下去，拉住女儿。母亲牺牲后的那些日日夜夜，方兰一定会想起这两个镜头吧？

而在临死前的那场戏里，她的最后一句话，是向张咏贤道歉，说自己连累了她。她那一刻的目光使人心碎——我庆幸方兰没有看到。

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母亲。她不懂什么主义，但她可以为了你全力以赴，献上生命。我们都要爱这样的母亲。

叶德娴在此片中的演技是惊人的，几乎没有一秒钟废笔。不单在有台词的地方，她出神入化。那些没有台词的演出，她更使我难忘。

记得有一个镜头，是她下楼看被子里的尸首。她蹑手蹑脚，先是迟疑，后来是四处张望，扭头看后面。她继续走上去，距离一米处又停了一下，忽然下决心，走近去，此时又停下，挣扎了一下，在表情痛苦中她使劲撩了一下被子，随即发出“嗯”的一声惊呼。

请注意她此后的一系列无台词的表情，惊恐未定之下，她又有思考，仿佛知道了什么。那都在几秒内完全从面部展现出来。

周迅的演技也非常出色。她和母亲对桌前吃饭，那种对母亲的微微调笑，俨然是一个调皮的女儿。她听说母亲被抓后的惊恐和茫然，以及她趴在看守所的窗户上往内看的镜头，眼神里的那种渴盼和紧张，都非常到位。

尤其是她走在山坡上，和刘黑仔对话，决定放弃解救。我们可以通过她的语气，她的停顿，她的神情，读到她内心复杂的内容。

这一段，电影的镜头始终是特写，周迅的脸就像是半轮明月，而四处都是黑色的。她的眼睛忽闪着，她的嘴唇蠕动着，她说着理解妈妈的话，可是妈妈听不到，她又自责自己，可是也已经没法挽回那些已经过去的时光。

母女在最深处，到底还是知己。

后来，我们看到她蹲在树影下，山路的尽头，呜呜地哭起来，刘黑仔蹲下来拥抱她。那样的一个镜头，虽然是远景，虽然是背影，却传递出无法挽救的绝望与悲伤……

电影中的日本人，也不是面具化的。日本将领也会喜欢中国的诗歌，日本兵在酒吧看到中国女性落泪，就下楼来让钢琴演奏员弹《支那之夜》——这首出自描写中国人和日本人爱情的电影的歌曲。

这部电影值得探讨的还有它的文法。

“营救文化人的故事”与“方家母女的故事”，怎么就拼贴在了一起？彬仔的口述回忆，是不是恰当和必要？

从我的审美看，我是喜欢这种主角、配角的视角切换。配角在后来变成主角，一开始的主角在后面消失不见。如果把人生任意截取一段，可不也是这样的？

所谓的“电影的文法”，应该就是“没有文法”。

前面的事件全须全尾，给了地下者一个充分的肯定，后面就老老实实讲他们的故事。彬仔的讲述丰富了电影的时间结构，给出电影更从容的节奏。电影结尾了，这个当年小鬼队的成员，就去开他的计程车，在他亲手挣来的，他自己的土地上。

他还会吹口哨，想到方老师还会流泪。

是的，这个电影里的所有的人，他们不过都是有血有肉的凡人。他们要吃，要喝，要生存，面临危机要面对，遇到压迫会反抗，遇到新时代，也就顺势而为。

电影中有个情节的处理得很好，提一下作为本文的结尾。

方兰出镜的第一场，她和男友李锦荣在野外过生日。不远处却躺着一个死人。“我们结婚吧。”李锦荣马上说。

时代的压路车到底还是压碎了这个梦想。——一队日本兵正从山坡的另一条路上列队走过。

战争压碎了这些平凡人的爱情和生命。最终它们碎成了漫天的星辰。

大佐问锦荣“几”与“何”的问题。可惜历史并不是非平即仄，也不是这样一道几何题：在家国面与个体面之间填上日常细节与私人温情的辅助线就能得解。

许鞍华试图聆听战火中的个体声音，进而复现家国史中的私人史，大画面里的小细节，意图与努力都看得见，然而在执行层面却困难重重。演员不在一个层次上演戏，观众的情感进进出出无法完全投入。由于剧本本身的局限（见//m.douban.com/movie/review/8643107/）和或许存在的剪辑问题，多数人物流于脸谱化。虽然终于不是“手撕鬼子”大义凛然的脸谱了，但“先让英雄救猫咪”有时候也难免露出套路。结构和节奏的问题很多人都谈过了（也不乏辩护者），这里只写几个感受到用心的有趣细节：

一、

方姑两次朗诵或默诵茅盾的《黄昏》都以“风带着夕阳的宣言走了”开始：

風帶著夕陽的宣言走了。

　 像忽然熔化了似的，海的無數跳躍著的金眼睛攤平為暗綠的大面孔。

　　遠處有悲壯的笳聲。

　　夜的黑幕沉重地將落未落。

　　不知到什么地方去過一次的風，忽然又回來了；這回是打著鼓似的：勃侖侖，勃侖侖！不，不單是風，有雷！風挾著雷聲！

　　海又動蕩，波浪跳起來，轟！轟！

　　在夜的海上，大風雨來了！

在影片中这段先渲染“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又点缀风雨飘摇之悲与逐渐浮显的革命冲动与朦胧希望。然而这其实是茅盾原文的末尾，前文太阳的热血宣言被省略了，“被风带走了”：

哦，哦！我已經盡了今天的歷史的使命，我已經走完了今天的路程了！現在，現在，是我的休息時間到了，是我的死期到了！哦，哦！卻也是我的新生气快開始了！明天，從海的那一頭，我將威武地升起來，給你們光明，給你們溫暖，給你們快樂！

影片中的人们等待的却并非是这高呼的太阳及其绝对的光明，而是“明月”的温柔救赎。这是许鞍华以香港视角对中国革命叙事的回应。影片中的“抗日”并非以家国为感召，而是以素朴的个人情感：爱、恨、恐惧与这些情感的共享为起点。说如何“恨日本人”却不必说如何“爱中国”甚至“爱香港”。茅盾的文学魅力于香港文艺女青年也是感官式的而非国族寓言式的。游击队员白日撑起突黑伞，面上带着预备就义的肃穆神色引知识分子过关，本来是很突兀不可信的（这种举动不是更容易遭来盘查？），但联系香港近年本土运动的语境，好像也不是那么难解了。若说真要以战争叙事呼唤某种“认同”，恐怕不是或至少不仅是许多人嘲讽的“献礼”的无奈甚至谄媚。这其中或许蕴含着某种不以本土立场为执念的本土性。

二、

方姑为了参加婚礼穿了旗袍做了妆发，拎上白色小坤包，却在赴宴前先去与未谋面的同志会合，光彩而雀跃地迎接她的革命初登场。再残酷的革命都有喜气的那一面。

三、

锦荣虽是国文老师，服装与饮食习惯都是西式的，带出香港的殖民前史。刚出场就大谈“法式焗蜗牛”，给大佐烤的羊小排似乎也是西洋口味。他给方姑的生日蛋糕与刘黑仔的眉豆米粿形成对比，前者方姑没来得及动口，后者则与刘分食，成为进入地下工作的味觉盟誓。

最喜欢的还是黑暗中方姑和母亲餐桌上那一盘金瓜。日常的贫瘠与丰饶都在其中。

四、

方母在阳台上久等方姑不至。镜头随她转回室内，带过角落的盆栽开了红花。

这是很骄傲的，一个人的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