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队

电影《三大队》由陈思诚监制，戴墨执导，张冀编剧，张译领衔主演，魏晨、曹炳琨、王骁、张子贤主演，杨新鸣友情出演。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原载于“网易人间工作室”，原作名为《请转告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了》（作者深蓝），也是2018年网易文学年度点击冠军，被“万人血书求拍电影”。

电影讲述刑侦大队队长程兵带领的三大队在办理一起恶性案件的过程中导致嫌犯之一意外死亡，被判入狱。出狱后依然坚持以普通人身份追踪在逃嫌犯的故事。

“请转告杨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 刑侦支队三大队大队长程兵出狱4年间，做过快递员，当过夜班出租车司机，摆过夜市，终于“跟上”罪犯的脚步，把那个扭转了他人生轨迹的重案凶手捉拿归案。 但三大队早已被撤销，杨局长已经引咎辞职，时隔11年完成任务的这位“老刑警”，还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渎职罪坐了7年牢。 事情还要追溯到2002年，“8•22恶性入室盗窃转化抢劫、强奸致人重伤案”发生后，负责该案的程队长立下了“5天内破案”的军令状。 2天后，罪犯兄弟俩再次犯案时，被突然回家的女主人亲属阻止，最终一人逃脱，一人遭家属打得面目全非后被民警带走。 还没有同步录音录像的讯问室里，没能逃脱的嫌犯在审讯中死不开口，对其犯罪行为实感愤怒的民警没守住底线，“上了手段”，嫌疑人死在了公安局。 结果，嫌疑人没抓完，办案民警因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就判了5个，分别入狱3年零9个月到12年不等，其他不构成刑事犯罪的也被纪律处分后“脱了衣服”。逃脱的嫌犯结了婚生了子，而被判8年的大队长程兵却妻离子散。 2009年3月，减刑出狱的程兵开始了他独自一人的“抓捕之路”。 网易旗下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讲述了某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三大队大队长程兵的故事。 相关微博发布不到7小时就获得近3万转发，“隐秘而伟大”和“可以拍成电影了”，是网友们对程兵这11年经历最普遍的评价。 以下为全文：

2013年9月的一天下午，贵州省某地级市的一所住宅小区内，一名中年的送水工毫无缘由地与一位路过水站的业主发生冲突。没想到，送水工迅速将那位男性业主放倒在地，业主拼命挣扎。

两人的厮打很快引起了周边居民的注意，有人报了警，警察赶到后将送水工和受伤业主一起带往派出所盘问处置。

在派出所里，送水工很快交待了自己“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但随后，警方对受伤业主的取证却持续了整整20个小时。

最终，送水工被无罪释放，受伤业主却在完成了DNA采集比对后被刑事拘留。

一天后，我市警方派人赶到当地，接走了送水工和那名受伤业主。至此，我市2002年“8·22恶性入室盗窃转化抢劫、强奸致人重伤案”终于宣布告破，嫌疑人全部被缉拿归案。

2014年初，“8·22案 ”宣判，被送水工按倒在地的那名“业主”最终被判处死缓，而那位年近半百的送水工，也终于结束了他4年颠沛流离的生活。

面对民警们的挽留，他微笑着摇摇头，然后收拾好行囊，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以后没什么事，就别联系了。”发车前，送水工对送行的民警说，但他又转过头来补充了一句：“请转告杨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

壹

送水工真名叫程兵，曾是我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三大队的大队长，2002年8月，他因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渎职罪被判有期徒刑8年，2009年3月减刑出狱。2013年9月，他协助公安机关，抓获了2002年“8·22案”的犯罪嫌疑人王二勇。

我看到这份履历已是一年之后。那天，程兵的同事老张就坐在派出所值班室里，他点了一根烟，向我讲述了程队长当年的故事。

“2002年8月22号，我在刑警支队三大队值班，接到报警说辖区一个女孩子在家出事了。” 老张回忆道。

那天是程队长带班出警的，众人赶到案发现场后，室内的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气血上涌：一名17岁的女孩赤身裸体躺在卧室地板上，头上有一处明显伤口，鲜血伴着脑组织流了一地。随后赶来的120医生把女孩送上救护车后，技术队民警继续对案发现场进行勘察。

据女孩的父母称，两人当天外出走亲戚，女孩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想卧床休息便没有同去。夫妻二人在亲戚家打牌直到凌晨才回家，不想回家之后，却发现女儿在家出了事。

案发现场位于小区较偏僻位置的一座居民楼4楼，勘察后，技术民警发现嫌疑人一共有2名，是相互配合从一楼攀爬防盗网和空调外机到达4楼后扒开纱窗进入室内的。

后经受害者家属确认，当晚家中财物被洗劫一空，经济损失在6万元左右，而最令他们痛心的还是女儿——经医院全力救治，女孩虽然挽回了生命，但因脑部受到重创，成为植物人。

这是一起典型的入室盗窃转化抢劫、强奸致人重伤案，从入室盗窃的手法来看，应该是惯犯所为。

“当时程队长在大队会议室听案情汇报时，状态就有些不对。他铁青着脸，瞪着眼，手里不断地攥着烟盒，那包烟都被他攥成了麻花，跟人说话就像吵架一样……”

在场民警谁都看得出程队长的怒火，当时程队长家中也有一个10岁的女儿，被他像掌上明珠一样宠着，或许被害女孩的惨状让他联想到了自己的女儿——那种愤怒既是出自警察，同样也出自父亲。

当时，程队长向分管刑侦的杨副局长立下军令状，5天内破案。杨副局长担心时间不足，想把时间拉长，但程队长却坚持说只要5天，限期若破不了案，他就主动辞去大队长职务，去狗场（警犬基地）养狗。

贰

“当时程队长这样立军令状，就是因为他心中有数啊！”老张叹了口气。

程队长21岁从“省公校”毕业后便当了警察，从户籍、管段民警做起，到2002年，已是从警第16个年头，积累了大量的办案经验。那次，从嫌疑人攀窗入室的手法上，他认定是一伙四川籍盗窃团伙所为。

“那年头，我市有不少流窜盗窃团伙，各地团伙都有各自的手段，河南团伙喜欢‘溜门’，贵州团伙擅长撬锁，而惯用‘攀窗’入室的，基本都是四川那边的。”

法医从受害女孩的体内提取到了精斑，又从阳台窗框上采集到了指纹。经比对核查，指纹比对中的是曾有盗窃前科、并被公安机关打击过的四川籍犯罪嫌疑人王大勇，DNA比对中的则是王大勇的弟弟王二勇。

王大勇，时年32岁，曾因盗窃罪被判刑；他的弟弟王二勇也是一名盗窃惯犯，兄弟二人曾做过空调安装工，善于攀窗入室盗窃。

公安局马上对王大勇兄弟发出了通缉，仅仅两天后，兄弟单位传来消息，兄弟俩竟然继续作案，王大勇在现场被抓获——那天他和王二勇在攀窗盗窃后，同样试图对女主人做出侵害，不料女主人的丈夫和哥哥突然回家，混乱中王二勇逃脱，受害人亲属则抓住了王大勇，将他痛打一顿后拨打了110。

“王大勇被带到三大队的时候，已经被受害人家属打得面目全非，我们对着照片认了半天，才确定是他。” 老张说。

公安机关早已有“文明执法”要求，但面对眼前的王大勇，在场民警谁也没能守住底线，尤其是程队长，见到王大勇的“见面礼”，就是一记老拳。

“那时候还没有同步录音录像的讯问室，对嫌疑人的审讯都是在民警办公室里进行的。” 老张接着说。

那天，老张被程队长安排在办公室隔壁的值班室值班，没有亲自参与对王大勇的讯问。但从隔壁传出的惨叫与怒骂声中，他知道自己同事们正在给王大勇“上手段”。

“中途我因为送材料进过隔壁一趟，王大勇正在窗户上‘背宝剑’，旁边一位民警手里拿着电警棍，问他弟弟王二勇跑哪儿去了，他不说……”

老张说，不知那晚算不算是自己走运——后来王大勇死了，所有参与讯问王大勇的三大队民警都受到了处分，最轻的也是被调离公安机关，只有他因为没有参与刑讯逼供，在三大队被撤销后，转岗去了派出所。

“你也得亏没参加，算是三大队‘硕果仅存’了……”我心情复杂地对他说。

但老张叹了口气：“一起案子，嫌疑人没抓完，办案的兄弟们先‘进去’了，民警也都是有家有口的人，谁都跟王大勇没私仇，可他一死，整个三大队报销了，自己从参加工作开始就一直在三大队，队伍没了，自己虽然还是个警察，却总觉得像个‘弃儿’啊……”

叁

王大勇死于接受讯问当晚23点10分，老张说那个时间他记得很清楚。

“王大勇说要上厕所，被带出了办公室，他上完厕所就坐在了大厅的沙发上，满头大汗，全身发抖，表情非常痛苦，以前我见过不配合的嫌疑人被‘收拾’，但没见过这么重的，我提醒他们下手轻一点，但那个同事也是一脸怒气，说拖把杆都断了三根，可王大勇死不开口，还在民警面前说风凉话……”

民警们本来打算让王大勇“缓”一下，然后继续“收拾”他，不料坐在沙发上的王大勇不但没能“缓”过来，反而抖动得越来越厉害，后来渐渐变成了抽搐，从沙发上滑到了地板上。

两个民警见状又把王大勇拖到沙发上，还骂了他一句“别装蒜”，但很快，王大勇又滑到了地上，而且开始口吐白沫。

三大队民警赶紧向程队长汇报，程队长来到王大勇面前看了看，感觉不妙，让民警把王大勇平放在地上，赶紧通知医院来人。

可惜王大勇没能撑到医生到来。几分钟后，他怪叫了几声，一阵猛烈抽搐，然后便没了气息。

“后来检察院组织的法医鉴定，王大勇死于重度颅脑损伤和肝肾功能衰竭……”老张说。

“他们照王大勇头上‘招呼’的？”我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老张无奈地笑了笑，说他也不知道，但估计不是。因为那个年代警察“上手段”是有技巧的，没人会照死里整。最大的可能，还是王大勇在先前受害人家属那里受的那顿打。

但王大勇是死在公安局的，整个青紫色淤血的后背也使程队长等人无可辩解。就这样，在王大勇死后7个小时，除了值班的老张外，程队长和整个三大队民警被集体带到了检察院职务犯罪调查科。

“当时，三大队下面有两个中队，加上内勤总共占着4个办公室，那天他们被检察院叫走之前，还跟我说，让我帮忙整理一下办公室，之后回来还得接受局里的内务大检查。我在队里忙活了一天，结果他们一个人都没回来，检察院的人倒是来了几波。”

望着空荡荡的办公区，老张的心里说不清滋味，后来，连他也被叫去检察院问话。而那些三大队的同事，从此便再也没有以警察身份出现在办公区里。

事发之后，公安局领导和两起入室盗窃案的受害人家属都去检察院求过情，局领导恳请检察院考虑王大勇的案情，对程兵等人从宽处罚，被检察院拒绝了。“8·22案”的受害女孩父母和亲属一干人等，也曾跪在检察院门口，请求免于对程兵等人的刑事处罚，同样也被检察院拒绝了。

“后来还是判了，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一共判了5个，程队长8年，小刘5年半，张海子3年零9月，老徐最重，12年，其他不构成刑事犯罪的，也被纪律处分后‘脱了衣服’。” 老张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又点了支烟。

当年，程兵等人刑讯逼供致犯罪嫌疑人王大勇死亡一案，在整个公安局乃至全市政法界都掀起了轩然大波。程兵5人被判刑后，分管全局刑侦工作的杨副局长也引咎辞职，之后便是全局大规模的文件学习和纪律教育。

王大勇兄弟的入室盗窃、抢劫、强奸致人重伤案件被其他大队接手，虽然民警还在全力侦办，但谁也不敢再提“5天破案”这事。

王大勇死了，公安局想尽办法联系他的亲属，甚至派人专程前往王氏兄弟的四川老家，但王大勇的父母早已去世，只有一个姑姑早年远嫁东北，也已断了联系，找来找去，公安局始终没有找到人。

而王二勇的下落，也成了谜。

肆

王大勇至死不肯交代他的弟弟究竟去了哪里，却把强奸并用重物击打女孩头部致其重伤的罪责，全部推到王二勇身上。他或许以为这样自己就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但按照现行法律，即便抓不到王二勇，王大勇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的罪行也无可逃脱。

只是程兵一时莽撞，到头来把自己也套了进去。

“那他当送水工是怎么回事？抓住王二勇，是碰巧还是他计划的？”我问老张。

“碰巧？能碰得这么巧？” 老张笑笑说，“人一旦铁了心，没啥做不出来的事，王大勇铁了心不让警察抓王二勇，到死一个字都不说，程队长却是铁了心要抓王二勇，即便不是警察了，他还是要抓！”

王二勇归案后，程兵向办案民警详细讲述了自己出狱之后追踪王二勇的经过，那份有关追踪和抓捕经过的《情况说明》，也被附在了“8·22案”的卷宗之中，被办案民警记在了心里。

“程兵出狱之前，局里也做过打算。他当年入狱的案情比较特殊，又当过那么多年警察，受过专业训练，局里既可怜他的境遇，又担心他在外面走弯路，所以帮他介绍了一份工作。” 老张说。

程兵入狱后，妻子便和他协议离了婚，宝贝女儿也归女方抚养，出狱后，程兵全部身家就剩下本地的一套房子，其他啥都没有了。领导给程兵介绍的工作是在公安局下属的保安公司，担任后勤工作，这样既帮他解决了工作问题，还能让他离公安系统“近一些”，便于管理。

但程兵却拒绝了局里的安排，说自己要出去打工赚钱，局里没办法，说外出可以，但出狱的前5年还得遵守《重点人口管理工作规定》，定期回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谈话，程兵说程序他知道，没有问题。

之后，他便离开了本市，后来社区民警定期叫他回来做谈话记录，他也会回来，问他在哪儿打工，具体做什么工作，也实话实说。有时，程兵也还会问起“8·22案”，社区民警以为他只是好奇，就告诉他还在查。

从2009至2013年的4年间，程兵向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民警说明的打工地点，都在湖南、四川、重庆和贵州一带，工作类型也十分芜杂：摆过夜市，做过搬运工、夜班出租司机、快递员，甚至还干过网吧保安、小区门卫等等。

有认识程兵的民警问他，别人打工都去“北上广深”，你打工怎么总往欠发达地区跑？你以前好歹也是个刑警队长，大专学历，你看你净找了些什么工作？

程兵只是说自己年纪大了，工作不好找，在公安系统待了很多年，受够了约束和管制，想找个自由点的工作。听他这么说，谁也不好再说什么，更没想到，他去那些地方，只是为了寻找王二勇。

伍

程兵究竟如何找到的王二勇，老张给我讲了一个版本，但后来我在其他人的口中，又听到了另外几个版本，有时同事们聚餐时提起程兵，还会争论，他当年追踪王二勇到底用的是什么办法。

那份“8·22案”的卷宗早已入档，我无法看到那天程队长的亲口叙述，只能在梳理了同事们的几个版本之后，大致理出了一条笼统的线索。

程兵很可能在服刑期间，便在狱友中打听过有关王大勇、王二勇盗窃团伙的信息。同是“吃一碗饭”的人，在押的盗窃犯很可能在有意或无意中告诉了程兵。

出狱后，程兵按照线索先去了贵州某市，在当地做了一名快递员，希望借送快递之机，搜集周边住户的信息，但可能没有成功，也可能成功获取了某些新的线索。不管怎样，做了半年“快递老哥”之后，他去了重庆。

在重庆，他做了5个月的夜班出租司机，每天夜里开车在城里转悠，与坐车的乘客攀谈，用各种方法询问一切自己所想了解的事情。

5个月之后，他可能获得了什么新的线索，便辞去了夜班出租车司机的工作，进入重庆一家空调品牌的售后服务部，依旧是开车，但那份工作他只做了两个星期，又辞职去了四川德阳。

程兵在德阳某小区应聘了物业保安，每日认真登记出入人员和车辆，那份工作他做了7个月，几乎掌握了整个小区的住户信息，而后便辞了职。物业经理挽留他说要提他当保安队长，薪水翻倍，但程兵婉拒了物业经理的挽留，又去了湖南益阳。

他在湖南城市学院附近的一家网吧里，做了6个月的杂工，有时负责打扫卫生，有时负责为客人办理上机充值，有时还充当夜班保安。半年后，程兵到了长沙，在一家家居城做送货司机，夜晚去夜市摆摊。

2011年底，程兵又一次辞去送货司机的工作，晚上摆夜市，白天送快递，就这样干了接近一年后，他第二次去了贵州。

“选择当送水工估计也是程兵权衡一番之后的决定，和以往的其他职业相比，送水工的最大优势就是要‘入户’，程兵身上一直揣着王二勇的照片，只要他出现，王二勇化成灰，程兵都能认出来。”一位同事告诉我。

当时，程兵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详细记录着他打听来的小区居民信息，从姓名、年龄、电话到外出时间，经济状况、爱好特长一应俱全。有一次，他的笔记本被水站老板发现，问他记录这些东西做什么，他说是为了更好地向住户推销水站的饮用水。

“程兵也是个人才，他给老板说，记录客户的姓名年龄是为了接电话时方便称呼对方，记外出时间是为了尽量避免送水上门时家中无人，老板还真信了他，后来王二勇被抓之后，我们找老板做证人材料，他说程兵当送水工的这9个月，他的桶装水销量涨了50%。”另一位同事说。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干了9个月的送水工之后，程兵最终确定了王二勇的身份，并将他抓获归案。

“程队长花了4年工夫寻找王二勇，当他发现王二勇行踪后，为什么不直接通知当地警方抓人，他当了16年警察，不会不知道，通知警方会比他自己去找省力得多？”我不解。

“这事儿，我们后来问过他，他说，他在杨副局长面前立下过‘军令状’，他要亲手把王二勇抓住。”同事说。

陆

王二勇被抓时，根本不敢相信把自己按倒在地的，是那位曾经多次上门送水、面相和善、还主动跟自己递烟攀谈的送水工“老程”。他更没想到，这位“老程”，就是11年前主办自己与哥哥王大勇案件而入狱的“程警官”。

他明白自己当年犯下的事情有多大，也知道哥哥死于刑讯逼供，之后又听说那些参与讯问哥哥的警察全部入了狱。王二勇说，自己很清楚，警方绝对不会放过自己，因此这11年来，他想尽一切办法四处躲藏。

他改了名字，找人花大价钱办了假身份证，又用假身份娶了妻子，生了儿子，用妻子的名字买了房子。

王二勇不敢再去偷东西，生怕被警察抓住查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不敢喝酒，怕喝醉后说漏嘴，出门不敢坐火车，怕买票时露出马脚，甚至不敢与人争执，担心事情闹大了引来警察。

他四处打工，频繁更换工作，快递员、夜班出租司机、门卫、小超市理货员、网管，可能程兵干过的工作他都干过。但从不敢长做，更不敢在工作中冒头，只要稍有风声，就会果断逃窜。

王二勇与程兵距离最近的时候，是他在重庆那家空调品牌售后服务部做安装工时。王二勇以前做过空调安装，技术过硬，在公司又任劳任怨地干了一年，公司准备和他签一份5年期的劳动合同，让他第二天把身份证带来。他思考再三，还是担心自己身份暴露，最终找了个借口放弃了这份工作。

而他离职的那天，正是程兵得到线索前往入职的那天。

被捕后，王二勇曾认为案子已过了11年，且自己当年没有被警察当场抓住，因此试图装聋作哑蒙混过关，把责任全部推到哥哥身上。

警方没有再给他“上手段”，而是将各种证据一一摆在他的面前，当看到自己留在受害女孩体内的精斑DNA比对结果时，王二勇彻底崩溃，随即交代了当年的全部作案过程。

2002年8月22日深夜，兄弟二人来到提前选好的作案地点，这家没安防盗网，而且男女主人每天傍晚都会离开家，凌晨才会回来。

晚上11点左右，看楼上其他住户家的灯基本都熄灭了，兄弟二人开始从一楼沿着防盗窗和空调外机攀爬，很快就到了4楼窗口。

那天，受害女孩正好关了空调、打开了窗户通风，不想正好给王大勇兄弟二人入室提供了便利，二人轻易地扒开纱窗，跳入室内。

受害女孩是辖区某中学的寄宿学生，平时在学校居住，当天因为身体不适请假回家休息。王大勇兄弟没有料到此时家中会有人，为了赶紧找到财物，翻箱倒柜，手里动作很大。

他们弄出的声音惊醒了女孩，她睡眼惺忪地以为父母回家找东西，毫无戒备地打开了灯，大家都被吓了一跳。

女孩很快开始尖叫，王大勇一个箭步上前扑到了女孩，用手捂住她的嘴试图盖住声音。王二勇也急忙上前帮忙，兄弟俩人把这个17岁尚在病中的女孩很快捂晕了过去。

他们见女孩晕了，急忙收起偷来的财物准备离开，但出门时，又瞥了一眼倒在地上衣冠不整的女孩，兄弟俩人产生了邪念。

然而，就在他们实施性侵的时候，女孩突然醒了，又开始大声呼救，兄弟俩人随手抄起地上的物品往女孩头上猛砸，直到女孩不再呼救为止。

至于受害女孩头部那处致命的伤口，11年前王大勇说是弟弟王二勇干的，11年后王二勇说是哥哥王大勇干的。击打女孩头部的重物是一个铜制摆件，后经技术勘察，上面布满了王大勇和王二勇两人的指纹，究竟是谁下的死手，却已无从查证。

当然，这并不影响对王二勇的最终量刑。

后记

后来，听说程队长的妻子已经和他复婚，带着女儿重新回到了他的身边，夫妻二人在北京开了一家青少年兴趣班。2018年初，我到北京出差，曾想联系程队长，一来想向他表示问候，二来也想听他亲口讲一讲当年只身追踪王二勇的经过。

但电话打通后，他与我寒暄了几句，表达了谢意，并没有告诉我他的具体地址，也拒绝见面，同样不愿再跟我谈起往事。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你还年轻，做个好警察，办好案子，也保护好自己！”程队长说。挂掉电话后，这句话在我心中不断地重复着。

我也仿佛听到了他登上列车前的那句话：“请转告杨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

破不了的案，救不到的人，得不到的认可无法释怀的过去。你奈人生何？

人活一世，遗憾太多太多，说放下容易，真要打心底释怀，绝非易事。

电影《三大队》看完，一直很沉默，回到家洗完澡躺在床上，心里闷闷的，就觉得人生若是陷入两难困境，如果怎么选都会遗憾，那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自我救赎。

若自己的父亲，自己的丈夫，自己的朋友是程兵，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劝他，放下吧，没人会怪你，重新开始才有新的人生。何苦呢，你已经不是警察了，抓到又如何，抓不到又如何？这世上悬而未决的事又岂止你一个。

朱令案的真凶至今都逍遥法外，南大案的真相扑朔迷离，这世上太多令人叹息的往事，谁也没法改变已经发生的过去。可生活还得继续，还能怎么样呢？

人总得向前看，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你啥也改变不了。

恰恰能够改变与救赎的人，脑子里想的却是，我偏不。

若没有白银案相关警察这么多年的念念不忘，真凶不会落网；若不是女儿十六年坚持不懈的伸冤，操场埋尸案的父亲将会一直含恨长眠于校园。

迟到的正义到底还是不是正义尚待商榷；

但若对正义的信念都丧失，那么正义本身也就成了空中楼阁；

执着的人注定是孤独的。

人要活得合群，总要学会妥协，懂得很多事都不得不取舍。

生存和理想，爱情和婚姻，信念与现实，利他与利己，太多矛盾和冲突是天然存在的陷阱，不是你不想面对就可以逃避。

没有执念啥也干不成，然而执念太强，则会把自己困在某段记忆里，画地为牢。

大部分人明知不可为而不为，说是放下，实际上也是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

不放下又能如何呢？

人死不能复生，破镜难以重圆，兄弟们聚在一起千里追凶热情澎湃，也会被时间打磨得心灰意冷，憔悴落寞。

考虑到原型只有一个人坚持追凶。

更显得这部电影的三大队有着少年派的解读空间。

从头到尾都是程队一个人在偏执地寻找真凶，那些兄弟代表着是对过去的念念不忘，而这个旅途中有的兄弟为了家庭老婆放弃，有的为了孩子，有的开始新生活，还有因病无奈退出，这些退场方式何尝不是孤独的程兵一次次叩问自己放弃吧的唏嘘。

我很喜欢三大队重新结合住在一个宿舍的这一段，有种成年男人的浪漫。

一帮老男孩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同吃同住，大隐隐于市，追寻蛛丝马迹，在浩瀚的人海中抽丝剥茧，寻找一点虚无缥缈的希望。

如果第一年就找到的凶手，那必然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故事，可现实总是残酷的，一次次的落空让大家都陷入自我怀疑。

坚持和偏执，就像是孪生兄弟。

世人都认可的事，就是坚持；

世人不理解的事，则为偏执；

当所有人都告诉你放弃吧，没有意义，重新开始，向前看。

你越坚持，越是陷入痛苦的深渊。

你难免怀疑自己，到底在执拗个什么劲。

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放下执念，仿佛彻底否定了那个曾经的自己，否定那些为了坚守心中的信念而苦熬的岁月。

没有执念，就没有强烈的爱恨，也没有坚不可摧的信念，随风放逐，顺水推舟。

所有好看的故事，都有一个偏执狂。

若是一个人走了太远太久，执念本身就成了某种信念。

想要驱逐黑暗，最好的办法是点亮一盏灯。

好在老天爷开眼，终究有志者事竟成，让程兵历经多年付出有了满意结果。

那一刻，站在人潮往来的街头，他完成了自我救赎，终于可以释怀地融入了世俗之中。

我们普通人的悲哀，就是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执念。

这份工作不行，换一份也行，这个恋人不合适，换一个又如何，兜兜转转来来回回，等到蓦然回首发现光阴逝去一事无成，又陷入自怨自艾的迷茫与哀伤中不可自拔。

难的，是坚持初心。

更难的，是找到自己的初心是什么？

我始终对赤子之心的人抱有最崇高的敬意与欣赏。

借用《七宗罪》结尾的台词：这世界不那么美好，但依然值得我们去奋斗。

在2013年9月的一天下午，贵州某市的小区内，一名中年送水工无缘无故与一个路过送水站的业主发生了冲突，送水工突然迅速出手将那个男性业主放倒在地，业主拼命挣扎。

在群众报警后，二人均被带到了派出所。在派出所里，送水工主动交代了自己殴打他人的行为。但是，警方对受伤业主的取证却持续了整整20多个小时。

后来，送水工被无罪释放，受伤业主却在完成DNA采集比对后被刑事拘留，这个被打的业主是谁？他又为什么会被刑事拘留呢？他叫王二勇，就是2002年“8.22抢劫、强奸致人重伤案”的两个犯罪嫌疑人之一。 2014年，“8·22案 ”宣判，王二勇被判处死缓，而那位送水工，也终于结束了自己4年的追凶生活。但是被害人，一个17岁的女孩已经变成了植物人，像王二勇这样的罪犯，死一百次都不够，死缓太便宜他了。

这名送水工原来曾经是某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三大队的大队长程兵。2002年8月，他因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等被判有期徒刑8年，2009年3月出狱。程队长伤害的是什么人？就是“8.22案”的犯罪嫌疑人之一王大勇。他们入室抢劫强奸被害人，导致一个17岁的未成年女孩从此成了植物人，在后面的一起案件中，王大勇被抓获，王二勇逃脱。程兵和三大队的战友们义愤填膺，对犯罪嫌疑人王大勇上了手段（行讯逼供），不料却导致犯罪嫌疑人意外死亡。 程兵和三大队出事后，“8·22案”的受害者女孩父母和亲属等曾跪在检察院门口请求免于对程兵等人的刑事处罚，但被检察院拒绝了。

因为他们的行为导致犯罪嫌疑人王大勇的死亡，三大队一共有5名战友被判刑。程兵8年，小刘5年半，张海子3年零9月，老徐12年，其他的也被纪律处分后脱职，分管刑侦的某市公安局杨副局长也引咎辞职。整个三大队战友们，只有老张没有参与此次事件，在三大队被撤销后，转岗去了派出所。

程兵出狱后，从2009至2013年的差不多4年间，他辗转湖南、四川、重庆和贵州一带，边打工边寻找犯罪嫌疑人王二勇的踪迹。 程兵为了寻找犯罪嫌疑人王二勇的踪迹，几乎什么工都干过：摆过摊，做搬运工、夜班出租司机、快递员，还干过网吧保安等。 终于，在干了9个月的送水工之后，程兵最终锁定并确定了王二勇的身份，将他抓获归案。

这么具有戏剧性的现实，恐怕就算是写小说也未必能写出来了，在这里依然要感谢那些曾经将黑暗挡在我们身后的无名英雄！！！

作为一个介于英雄与反英雄之间，抑或两者都不靠，但同时又能“感动中国”的主角来说，其实按一般人类的正常逻辑来说，前后无非是两种本应很明确的思路，首先要证明凶嫌之死的部分责任，是得归咎于审讯前群众的“私刑”，从而免去部分责任；第二就是在追凶过程中，不管是战略或者战术，得明确为什么公家，也就是公安抓不住，而他这个前公家，现私人却能做成？这得是实打实的部署和预估，而不是靠巧合，或者什么皇天不负有心人，又或者只让个人在前台“折腾”……

但这两点，不管在所谓的纪实文学，或者现在的电影里，都是一丝一毫都没有被涉及到的。我个人不明白其中的细节逻辑，和情绪感动点到底在哪里？还是说在这片土地上，逻辑与情绪，只能是天生对立的？

或者假设，当另一个中国公民接下来不幸或“有幸”遇到类似的事情时，这样的先例与电影能给予TA什么样的启示？先认命服罪，然后再用后半生来“证明”自己？

什么是一个真正（起码）和谐祥和的社会？简单来说，就是当你遇到一件“特别”的事情时，你会知道自己会面临什么样的选择（而不是毫无选择）……以及每一种选择之后，会产生几乎明确的结果或后果。而不是很多选择都分明面或暗面，而选择之后的结果或后果，又是完全视具体的情况而定，没人说得准，得看“天时地利人和”。

或者这么说，像这样的电影又会对中国电影本身，或者现实，有任何改进作用吗？是改善了一个公民被认为是凶嫌之后的标准待遇吗？还是在鼓励全民见义勇为，千里追凶，不分男女，童叟无欺？又或者是通过适当的“剪辑”所谓的现实，来得到足量又安全的鸡血？简单粗暴的讲，这到底算是披着战狼皮的羊，还是裹着羊皮的战狼？

因为知道原型故事的特殊性，很感慨《三大队》能拍，并且拍成了现在这样。这是个关于“藏”的故事，因为它必须要把连现实都不敢说透的地方“藏起来”表达，它拍的比现实还要现实的部分，才能抵达我们面前。

要谈论它，还得要回到那篇原型文章。

大家应该都知道影片有现实原型，“网易人间工作室”的非虚构故事。文章里的“2002年8.22大案”变成了电影里的“9.21大案”，主干没变。一对流窜作案的兄弟，踩着空调外机攀入室内，抢劫，奸杀少女后逃亡。警方很快抓到了其中一人，而另一位嫌疑人多年在逃。审讯过程里，嫌疑人死亡，涉案警察均被判刑入狱，最长的12年。其中被判了8年的队长程兵，出狱后，孤身追凶。

这么讲你们就很清楚这个案件的特殊性了，一方面是警察入狱的敏感度。另一方面，是出狱后，已经不再是警察身份的程兵，还追凶多年的行为。你可以说他是孤胆英雄，但对于这样一位人物来说，更多的或许是疲惫，还有微妙地嵌入到刑侦体系的裂缝中的个人执念，他对待昔日案件的方式，不管有意无意，其实在试探着某些边界。

回看那篇纪实文学，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作者深蓝提到了两点。

一是，程兵在终于抓到那个逃了12年的嫌疑人之后，把自己关于追踪和抓捕的过程，写了一份《情况说明》，但这份说明随着“8·22案”的卷宗早已入档，他是没看到的。

二是，程兵婉言谢绝了他的采访，所以他的这篇文章，是在采访了周边人，梳理了相关人士的几个版本之后，大致整理出来的。

这说明了，作者其实是看不到真实的档案的，他只能通过老张的叙述来拼凑程兵的追凶线。其次，涉及到查案的细节、警察入狱的现实，也是不方便说的。

所以作者，其实是“藏”着写的，而程兵自己，也“藏”着不愿过多表达。但这已经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接近真相的版本了。

明白了案件的现实和敏感性，回到电影中来，我们就会发现，它在“藏着写”的层面上，下的功夫。

影片里用了好几种层面的“藏”，来讲这个故事。比较表层的很容易看到，比如王二勇在逃窜时候的“藏”，他怎么改名字、办假证，反侦察技能相当强，甚至连租房，都要选择一个适合望风观察的岔路口高地。

再比如三大队在出狱后，追查王二勇时，也是要“藏”起自己的身份的。他们需要伪装成出租车司机、小区保安、夜宵摊主、网吧管理员等来暗访摸排。表面上，这些职业能在工作范围内频繁接触大量人口，寻找王二勇。内层里，对于他们这些刑满释放人员来说，有一份工作，其实也是一种再就业，可以以此应对警方的回访跟进。还有，他们还得在遇到案子的时候，“藏”起自己曾经是警察，面对案件和罪犯的那种条件反射和身体直觉。

在这表层的“藏”之内，还有两个层面的“藏”是很令人唏嘘的。一个是王大勇之死的真相，一个，是“孤身追凶”和“组队追凶”的呼应。

原报纪实文学里写到了一笔，说王大勇真正的死因，其实很有可能是被害人家属当时抓到他现行，愤怒还击时导致的。文中的表述其实也很含糊，因为不管从道义还是逻辑上，这是件没有确切答案的事。只是为此付出代价的人，需要是确定的。

影片对于这一点，只给了影像信息。那场戏里，王大勇被发现后，大家激愤而上，程兵等人赶到时，街坊们已经在围殴他了。但在之后，文字台词层面，没有对致死王大勇的伤势，做任何解释。

这层“藏”，就要看大家怎么解读了。

另一层让人唏嘘的“藏”，则来自关于三大队众人的群戏，最开始不愿意加入追凶的众人。他们纷纷又加入，但又陆续离开。这其实是影片最现实，也最残酷的地方，但也最温柔的地方。

因为现实里，自始至终，都是程兵一个人在追凶。

在狗场训狗的徐一舟，开夜宵摊的马振坤，在调查时去当保安的廖健、开出租当司机的蔡彬，看起来是各司其职，分头行动，在戏剧上也是典型的“西天取经”式小分队人物关系，但其实，这都只是现实里程兵一个人的经历。

这些人，都是程兵自己。

现实里，程兵独身追凶，做遍了城市底层工作，只为寻找线索，这让他几乎成为了一个殉道者和苦行僧。这一笔加入了三大队其他人集体追凶的改编，至少让程兵的这条追凶路，显得不那么孤独和冰冷了。导演戴墨说的那句话其实也回应了这个改动：““我们不太想让他变得那么孤单，所以想让他的伙伴们，在路上陪他一段时间。””

它“藏”起了程兵在这个过程中会经受的痛苦和煎熬，是戏剧，比现实更仁慈、更温柔的地方。

最后想来谈谈的，是影片的“弃”。

在追凶的主线之外，影片的暗线，可以用“弃”来总结。蔡彬出狱后，去盘串，把摊子出在很偏僻的地方，怕见到熟人。这种自我放逐的偏僻，意味着这些前警察，是系统和现实的“弃子”。当他们“不再是警察，这辈子都不会再是了”，那他们甚至都难以做一个普通人。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荣耀反而成为了一种诅咒，而这，不管是纪实文学还是影片，都是只能暗示和点到为止的地方。

影片里许多人都在劝程兵放弃。现实里，由于缺乏程兵自己的口述，我们无从得知他到底听过多少次放弃的劝告。但不管这声音多大，他显然都不会听。就好像蔡彬在河滩里要他向前看，别活在过去，他根本不听，只是一直朝前游。

当我们明白其实每个人物都是程兵自己的时候，那三大队其他成员的放弃，他们的陆续离开，也都变得可以理解了。他们，更像那些徘徊在坚持与放弃之间的普通人。

不用外界说，程兵自己或许早在心里都放弃了千百次了。在戏剧里，我们可以安排他或他离开，但与之相对的，现实里，程兵再没有别的什么可以放弃。他唯一拥有的只有他自己，为了延续这条追凶之路，他不得在这12年里，一点点放弃掉人生中的其他部分，所以片中那些离开的他或他，是属于程兵的象征性的放弃的时刻，也是这12年里，把自己的一部份，一次次分割出去的程兵自己。只有这样，他才能走得下去。

在影片的结尾，程兵一个人从警局出来，在逆光的视野中，看到昔日的挚交走过来，同他打招呼。但电车掠过画面后，那个路口，只有程兵自己，兀自站在那里。

这是不是其实就是在说，其实从头到尾，“三大队”确实也只有他一个人呢？

此刻他终于可以向前了，12年的追凶过后，他终于不用在一条看不到方向的路上一直走。城市、日常生活、十字路口摆在他面前，他可以随意走，选任何方向。

五年前的一个夏天深夜，工作完成后躺下，大脑仍有些兴奋，睡不着，习惯性地刷起了手机，于是便看到了“人间theLivings”的那篇文章：《请转告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了》。当时就觉得这个故事既震撼又令人唏嘘，太适合做电影了，没想到五年过去，《三大队》竟然真的来了。

电影真实地还原了程兵的一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好的人物塑造，将文字记录外的程兵丰富进来，让人们得以更加真切地感知他的心路历程。

其中有两场戏让人印象深刻，代表着程兵的三个转折点，一是天桥上程兵吃着受害人家属给的茶鸡蛋，眼前高楼平地起，而他与世界格格不入；一是程兵追寻多年无果，走在小公园里，看周围芸芸众生，活得自在，而他孑然一身，心有痛楚，无处可诉，仍是与世界格格不入。两场戏遥相呼应，已足够将程兵的坚持与背负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为他的“执”动容。

程兵的一生很简单，却也很传奇，传奇到你随便找个朋友跟他讲，都会让人震撼不已。

14岁的小姑娘独自待在家中，遭遇顺着防盗网和空调外机爬进来的两名小偷，被残忍奸杀。这是一起兄弟合伙作案，刑警支队三大队队长程兵抓到哥哥王大勇后审讯，王大勇看见了他手机上贴着的女儿照片，露出了变态的笑容。正是这个笑容，激怒了程兵和三大队的兄弟们，成为他们命运的转折点。三大队致犯罪嫌疑人意外死亡，自此脱下警服，沦为阶下囚。

在遇见王大勇兄弟前，程兵是经验丰富办案神勇的警察，在这之后，他妻离子散，孑然一身。人生大起大落，但贯穿他生命的主题始终没变，就像在监狱里时忠哥说的那样，程兵面子上是囚犯，但里子仍是警察，那身警服，他脱不掉。逍遥法外的王二勇，是他心里的一个执念。

该怎么形容程兵这样的人？

王屋山北的愚公便是他。他跟着王二勇的足迹，跑了几个城市，修过空调，做过搬运工、送水工，活得穷困落魄，愁得白发如雪。

身边人都在劝他，放下吧，过好自己的日子。但他偏不，女孩惨死的画面刻在他脑子里，女孩家人颤抖着握着他的手感恩的画面刻在他脑子里，三大队兄弟们登上囚车时的湖面也刻在他脑子里，这是他欠下的“债”，不将王二勇绳之以法，他过不了自己良心这一关，更对不起心中的那身警服。

昔日的兄弟陪他追了一段路，又为了生活各自散去，他没有；昔日平级的同事如今当了局长，承诺会将此案追查到底，让他想想自己，他没有。千山万水，江河湖海，他扛着一条命，凭着蛛丝马迹就那么不懈地追下去，要挖穿那座大山，揪出藏着的王二勇。

真的像极了愚公。

程兵的“愚”是“执”，执着践行着警察的本分和生而为人的良知，执着要还朗朗乾坤一个正义。正是因为有他这样的人存在，才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虽然有泥泞，有陷阱，有不堪，有黑暗，但依然相信有光存在。

程兵的“执”，恰是照亮这世界的光。

原作并未太多提及三大队的其他成员，但电影在改编时却将他们加入进来，并进行了深入的刻画，除了让故事更丰富外，也有一些隐喻。这样也使得电影之中的程兵不再孤单，三大队中的成员，每一个人都是程兵，这世上在我们不知道的角落，也会有“程兵”存在，正是因为他们，世界的破破烂烂才能被缝补。

除了程兵，在电影里另一个很让我触动的人是阿哲。本以为他只是为了展现程兵即便沦为囚犯，也心有正义的“工具人”，但我错了。他说要帮程兵抓王二勇，便真的将这件事放进了心里，说到做到。阿哲的出现，恰好印证了程兵存在的意义，程兵的“执”是照亮这世界的光，从一个人传向另一个人，从一片土地传向另一片土地，才能有如今的朗朗乾坤。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在改编时增加了程兵和女儿的感情线。当警察时，程兵与女儿的关系很亲密，女儿甚至会在电台为忙碌出任务的父亲点歌，虽聚少离多，但她很为自己的父亲骄傲。程兵出事后刑满归家，前妻疏离，女儿冷漠，对家人的亏欠自此成为他心中的痛。父女线的加入让程兵这个人更加丰富立体了，但影片采用了大量留白手法，倘若能再多增加一些线索，或许能给观众带来更多想象空间。

纵观全片，大部分事物都在变，王二勇的身份在变，三大队成员的生活在变，世界在变，唯有程兵像是掉进了时间的缝隙里，自始至终都未曾改变，执着地走自己要走的路。

走穿这条命，光脚平风沙。虽然人生错位，但正义不会错位，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