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原载：《世界博览》杂志1988年第10/11期
作者：凌云
题：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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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
德国党卫队旗队长、负责侦查工作的帝国保安总局六处的工作人员马克斯•奥托•施季里茨在紧张地忙碌着。他风尘仆仆地赶到一个监狱，了解被捕的牧师希拉克的情况，并以旅队长有指示为由，将其带到一个饭馆。饭馆老板殷勤地将他们让到坐位上。施季里茨要了两份咖啡，和希拉克聊起来。当他确信希拉克主张“为了反对邪恶，教会允许使用暴力”后，向党卫队旅队长、帝国保安总局六处处长舒伦堡做了汇报。另有所图的舒伦堡一听说牧师同意与自己合作，马上决定释放他。
1945年2月13日，党卫队大队长克吕格尔在向老谋深算的帝国保安总局局长卡尔登布龙纳汇报未能炸毁克拉科夫城的原因时，无意中提到施季里茨完全了解炸毁行动，这引起了卡尔登布龙纳的怀疑。
夜里，施季里茨冒着炮火回到寓所，打发走佣人，挂好黑色窗帘，开始聚精会神地收听苏联广播电台关于地质矿产分析报告的播出。原来，施季里茨名为党卫队旗队长、帝国保安总局六处工作人员，实际上是苏联侦察机关的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伊萨耶夫上校。这天，他从广播的暗语中收到中央给他的一个任务：在瑞典和瑞士曾出现过德国国社党和党卫队保安部门的高级军官，企图与美国情报机构的艾伦•杜勒斯的工作人员联系。要他搞清这一行动的性质，是故意制造的虚假情报，还是高级军官个人在寻找接触，或是完成柏林方面交给的任务。如果是完成柏林的任务，必须弄清是谁派去的，即帝国高级领导中谁企图与西方联系。
施季里茨默默地沉思着，他虽不知这任务是斯大林下达的，但知道这任务的复杂性，要完成它，只能在帝国最上层的人物中寻找。
次日一早，施季里茨独自驾车来到一片树林中，安排他的密探克拉乌斯接近希拉克牧师，注意牧师对共产党员的态度。在一片杂乱的枪声中，克拉乌斯跑到教堂，牧师希拉克收留了他。在林中漫步的施季里茨见事情进展顺利，驾车返回柏林。
酒馆里，施季里茨一边与扎乌里赫夫人下棋，一边默默地思索着，希特勒总部首脑人物的形象，一个个出现在他眼前。
这时，卡尔登布龙纳也已加紧对他的监视。
2月15日，施季里茨与克拉乌斯见了面。克拉乌斯兴致勃勃地告诉施季里茨，当他自称是集中营里逃出的共产党员时，希拉克不仅收留了他，而且答应帮助他找到同志。施季里茨看着这个以告密、害人为乐趣的恶棍，不动声色地要他写一张要求休息的字条。然后利用与他在河边漫步的机会，掏出手枪将其击毙在河里，接着烧毁了密探与牧师的谈话录音。
施季里茨经过周密的分析，认为党卫队首脑希姆莱是一个能控制军队和党卫队、在帝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具有与西方媾和的可能。他决定直接与希姆莱打交道。
为了取得苏联总部的支持和帮助，施季里茨直接来到他的报务员埃尔文和凯特的住地。他提醒怀孕的凯特，生孩子时到别处去生或用其他语言喊叫，不要暴露自己是俄国人，然后与埃尔文一起驾车来到树林里，给总部发了电报。
这时，保安总局四处处长、党卫队分队长缪勒正式将调查施季里茨的工作交给了四处工作人员阿斯曼。
向总部发报的第二天，施季里茨驾车去找埃尔文，以便得到苏联侦察机关的指示，然而一枚重磅炸弹已将两个报务员的住处炸成一片废墟。
凯特被人从破砖碎瓦下解救出来。由于生孩子时的喊叫，她暴露了自己的俄国人身份，保安总局的官员以保险公司代理人的身份，一再找其纠缠。
党卫队参谋长卡尔•沃尔夫将军即将代表希姆莱和舒伦堡一同前往瑞士与西方代表谈判。为了在沃尔夫暴露时不至牵连自己，舒伦堡决定采取掩护措施：寻找不属于他们的人在必要时与西方代表该判，然后将材料转交给元首，需要的话，作为舒伦堡侦查的成果，必要时牺牲沃尔夫。而舒伦堡的名单中完成这一任务的候选人就是施季里茨和被他监护的牧师希拉克。
与总部失掉联系后，施季里茨的工作陷入困境。为了完成任务，他直接撞到了希姆莱的办公室。令人吃惊的是，他怕见到的舒伦堡也在这里。施季里茨只好编造了一个来见希姆莱的理由。而舒伦堡却借机要他派牧师希拉克去瑞士“寻求和平”，并要他在瑞士住五天。
施季里茨意外地得知谈判正准备进行，而谈的人正是希姆莱。施季里茨决定引导希拉克，使他利用教会的关系，破坏希姆莱的计划。
施季里茨同时考虑，他需要一个地位相当于希姆莱、能够支持他的人。他想到了鲍曼。鲍曼是希特勒的党务部长，不仅为希特勒准备重要政治讲话的提纲，而且要在每天早上向希特勒报告国内外重大事态，甚至元首是否接见戈培尔，是否邀请墨索里尼吃午饭都要他决定。施季里茨决定选择马丁•鲍曼来支持自己。
这一天，鲍曼收到了一封有着“绝密亲收”字样的信件。写信人告诉他，有人要背着元首与西方腐朽的民主国家的代表在瑞典或瑞士搞阴谋，要求他在第二天到“阿姆一挪耶恩一托尔”旅馆门口见面。
鲍曼坐在豪华的办公室里思索着，怎么回事？挑拨离间？精神错乱？他想给盖世太保的头子缪勒打个电话，又怕信的作者是盖世太保的人，而缪勒又正巧参与了此事。思来想去，最后没有拿定主意。
约定的时间快到了，施季里茨驱车前去与鲍曼会面。为了防止意外，他开车绕了一个圈子。然而他刚走进距约会地点很近的一个酒吧，就有一男一女走了进来。施季里茨一眼就看出，这是尾巴。
他一边喝着啤酒，一边想“能出什么问题呢？”他想到了埃尔文和发报机，后悔事情过后只满足于打电话，而没到各医院去查找凯特。他起身穿过花园，推门走进经常与自己的密探会面的自然博物馆。
早上，他通过秘书处假装给克拉乌斯发了一封密电，让他点分赶到博物馆。他所以这样安排，一是让大家知道，他将与自己的密探在博物馆见面，如果有人对他在博物馆出现产生怀疑，这封密电就能成为辩解的证据。其次，他也要间接说明克拉乌斯的失踪与己无关。但是鲍曼没有来，他正在出席希特勒召集的会议。
在帝国保安局缪勒的办公室里，缪勒正在阅读一份关于施季里茨行踪的密电。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缪勒拿起听筒，是舒伦堡。他告诉缪勒，有人跟踪施季里茨。缪勒毫不掩饰，直言不讳地承认是自己的部下在跟踪他。
夜幕降临，缪勒的部下仍然严密地监视着施季里茨。
与此同时，希姆莱派往瑞士与美国杜勒斯谈判的沃尔夫已到达意大利。
情况相当紧急，施季里茨在与组织完全失掉联系的情况下，只好冒险来到牧师希拉克的住处。施季里茨告诉牧师，那个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被他留宿过的人是密探和盖世太保的奸细，他已将牧师咒骂元首的话录在磁带上。同时，施季里茨还告诉牧师，他的妹妹与孩子非常危险。牧师听后很气愤。施季里茨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只是很巧妙地告诉他，磁带已经销毁，只要他能去瑞士找国际上有影响的教会领袖，告诉西方国家代表，希姆莱派去的谈判代表不是为了和平，他的妹妹和孩子就不会有危险。牧师疑惑地同意了。
医院里，以保险公司代理人身份出现的特务告诉值班医生，要严密监视凯特与外面的联系，然后来到凯特的房间，以领取补助金要有人做保为由，询问凯特亲友的姓名地址，凯特告诉了他。
帝国保安局内，施季里茨从工作人员罗里甫处见到了埃尔文内装发报机的皮箱，得知了凯特的医院地址。虽然他不知皮箱上发现了他的指纹，但他还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立即赶到旅队长舒伦堡的办公室，告诉他自己跟踪了八个月的女发报员连同她的发报机被缪勒的人带走了，缪勒将案子交给对发报机一窍不通的罗里甫，是会坏事的。施季里茨要求舒伦堡批准自己亲自把那女人带来，审出结果后再交给缪勒。施季里茨特别强调，他不是贪功，而是为了工作。舒伦堡听后觉得很有道理，就答应了。
施季里茨来到医院，支开护士，独自一人进了凯特所在的医院隔离室，将凯特带走了。
根据施季里茨的安排，凯特承认自己是发报员，但不知道密码，是埃尔文与上级联系，并以准许孩子留在身边为条件，答应为帝国保安局做事。
缪勒花了足足一个半小时研究施季里茨对女发报员的审讯记录和录音，但除了承认施季里茨能干外，找不出任何破绽。

1945年3月10日晚上，施季里茨准备去防空洞，走到一个房间门口，发现门没锁，便推门而入。原来这里是政府通讯联络室。每一部电话都能直通元首的地下避弹室以及鲍曼、戈培尔、戈林的办公室。施季里茨拿起听筒，接通了鲍曼的办公室，与他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深夜，施季里茨一边吸烟，一边若无其事地步行在寂静的马路上。他走过一辆停在路边的小汽车，来到街口，不动声色地向两边扫了一眼，便迅速回转身来，疾步跨上那辆汽车。早已坐在车上的鲍曼马上摇起了与司机相隔的窗玻璃。施季里茨语气诚恳地对鲍曼表示感谢后，便毫无保留地将他所知道的有关希姆莱与西方国家代表谈判的事和盘托出。
施季里茨的工作加快了步伐，希姆莱和缪勒的工作也加快了步伐。当缪勒意外地发现，从政府通讯联络室打电话给鲍曼的人在电话机上留下的指纹与发报机皮箱上的指纹相同时，他不由一惊。他意识到，在帝国保安总局内有共产党的间谍人员。他要求希姆莱批准他悄悄地搞到帝国保安总局内全部工作人员的指纹。希姆莱同意了。
缪勒同时对鲍曼的司机施加压力。然而与后座隔着一层玻璃开车的司机，只供出有一人上车，却讲不出一句他们的谈话内容。
就在希姆莱和缪勒一筹莫展之际，施季里茨在与舒伦堡进行了一番周密的准备之后，已受舒伦堡的委托，前往边境为牧师的出国开辟道路。
火车飞速地前进着，与施季里茨同车前往瑞士的，还有他过去助手的弟弟普列史涅尔。他是受施季里茨委托，前往瑞士伯尔尼与莫斯科侦察机关取得联系，汇报工作。
牧师希拉克顺利出国了。普列史涅尔却因为忘记施季里茨的嘱托，在自己说出暗语、对方没有回答的情况下，将对方当作自己人，把全部实情告诉了隐藏在接头地点的敌人。
施季里茨回到住处，缪勒派来的赫尔道夫按照缪勒的指示，说缪勒正在调查他，而且掌握了不少材料，要他与自己一起到中立国去。施季里茨看穿了他的真实意图，将计就计把他打昏，送到缪勒处。
这时，缪勒刚刚得知普列史涅尔在伯尔尼代发的两封电报的密码与俄国发报员用的密码完全相同。他见到施季里茨带着赫尔道夫进来，感到很为难。施季里茨走后，他让部下将施季里茨刚用过的水杯拿去提取指纹。不久，工作人员报告杯子上、发报机皮箱上和电话上的指纹是同一个人的，党卫队旗队长施季里茨的。缪勒立即下令向边境及所有的哨所拍发密电，全体出动搜捕施季里茨。
得到命令的纳粹特务们立即行动，搜查了施季里茨的住宅。在边境哨所及各交通要道，特务们对照着施季里茨的照片，进行着检查。就在这时，已经两昼夜没有合眼的施季里茨因为过度疲倦，在返回柏林的汽车里睡着了。
历尽艰辛的希拉克牧师终于来到瑞士的伯尔尼，找到了杜勒斯的工作人员。但他们执意不肯告诉牧师应该与盟国哪一位代表取得联系。无可奈何的希拉克只好去教堂，找到了代表教会和教皇的丘列。丘列了解希拉克的情况，经请示梵蒂冈，将沃尔夫在伯尔尼与西方国家代表谈判的详情告诉了希拉克。
就在这同一时刻，罗里甫来到报务室，以冻死孩子为威胁，逼凯特说出实情。凯特宁死不屈。
缪勒命令将牧师的妹妹和孩子抓来。然而在阿斯曼赶到的前一天夜里，施季里茨已用汽车将那母子转移。缪勒气急败坏，命令将普列史涅尔从伯尔尼弄回国。
普列史涅尔心旷神怡地游完了动物园，正准备到鲜花大街的接头地点，忽然想起临行前施季里茨一再叮嘱，要先看看大门左边二楼的窗户，如果窗台上摆了鲜花，说明组织已被破坏，千万不能进去。他走到鲜花大街抬头一看，不禁吓了一跳，窗户上果然摆着一盆鲜花。这时，他想起前天来这儿说了暗语后，对方没有回答，自己就进去了，而且把一切都告诉了对方。他明白，他不但毁了自己，大概也毁了施季里茨。严酷的现实使他顿时警觉起来，他发现自己已被跟踪，便闪身进楼，几次要甩掉尾巴，但为时太晚。万般无奈，他拿出施季里茨交给他的烈性毒药吞了下去，推开窗户，跳楼身亡。
普列史涅尔死了，施季里茨却出现在帝国保安总局的办公楼里。他边走边考虑自己目前的处境。他知道，赫尔道夫在调查时已了解到他过去的一些工作情况，但他还是准备决一死战。
缪勒的办公室到了。施季里茨正为自己比约定时间迟到分钟而歉疚时，缪勒却和颜悦色地请他出去。
机房内，凯特刚刚从昏迷中醒来，罗里甫就打开门，把孩子的衣服一层层剥去。这种残酷行为激怒了旁观的佣人戈里姆特。他忍无可忍，开枪打死了罗里甫和帮凶巴尔巴拉。
缪勒将施季里茨带到装有刑具的地下室里。他告诉施季里茨，在后者用过的杯子上取下的指纹与电话机上取下的指纹完全相同。他声色俱厉地质问施季里茨：“您在戒备森严的机要室里打完电话后，还干了些什么？”施季里茨毫不掩饰：“我与党务部长鲍曼见了面，并和他呆了两个小时。至于我们的谈话内容，很自然，我是不能告诉您的。”
被顶得张口结舌的缪勒不甘心，又声嘶力竭地要施季里茨解释，为什么在俄国报务员的皮箱上发现了他的指纹。施季里茨平静地说“这皮箱我在罗里甫的办公室里检查过。”缪勒却得意洋洋地说：“您的指纹是盖世太保发现的，那时皮箱还没送来。”施季里茨暗暗吃了一惊。他不知道自己的指纹怎么会印在皮箱上。这时，缪勒又拿出一封密电，是施季里茨让普列史涅尔带往伯尔尼的密电。施季里茨意识到苏联侦察机关没有接到电报，一无所知，而自己则随时有暴露的危险。他想，普列史涅尔不是胆小鬼，就是笨蛋，或是奸细、败类。
施季里茨尚未想出对策，有人报告罗里甫被害。缪勒赶快带人直奔现场，凯特和孩子已经无影无踪。他们四处搜查，毫无结果。
回到保安局，施季里茨告诉缪勒，前天早上他的汽车在路上受阻，下车时，曾帮助一妇女推过车，搬过皮箱。当时有两名等察在场，可以作证。
为了弄清真相，又不惊动盖世太保其他人，缪勒让施季里茨坐在自己的汽车里，与了解此案的阿斯曼等人一起，一个一个地询向警察。终于，有一个年轻警察证实，在封锁克佩克尼大街时，施季里茨出示了证件，自己让他走了过去。当时曾看见施季里茨帮助一位妇女推过儿童车，还帮她把从车上掉下来的东西搬到人行道上，好像有皮箱。
施季里茨重新获得了信任。
在瑞士伯尔尼，希拉克牧师紧张地工作着，他搞到一份保安局重要代表、希姆莱的好友贡根罗埃公爵与美国杜勒斯的谈话记录。同时确切得知谈判已正式开始，参与谈判的是希姆莱的私人代表卡尔•沃尔夫和美国情报机构全权代表杜勒斯。
两天后，莫斯科收到了这份确切情报。
帝国保安总局内，施季里茨与缪勒开始了开诚布公的谈话。施季里茨告诉缪勒，他5点与鲍曼相见，若干掉他，对缪勒未必有利。一心想巴结鲍曼的缪勒，执意要帮助施季里茨，并要与鲍曼一起干，最后他要施季里茨将他们的谈话录音给他听，施季里茨答应了。
当缪勒从谈话录音中得知施季里茨为他说了话时，很是得意。这时，施季里茨接到凯特的电话，便告诉缪勒，希姆莱要自己马上去一趟。
施季里茨开车飞驰而去，拐弯处，凯特抱着孩子上了车。在离舒伦堡的住所还有一条街时，施季里茨停下车，走进舒伦堡家。
施季里茨告诉舒伦堡，缪勒好像已知道沃尔夫的使命和牧师的行踪。他要舒伦堡给他写张条子作为最可靠的证件，然后马上赶到伯尔尼去引导牧师。危急中，舒伦堡答应了。施季里茨拿着化名的两张护照，驾车载着凯特和婴儿通过了边防站，来到瑞士伯尔尼。
餐馆里，他与牧师见了面，得知杜勒斯与沃尔夫的谈判正在进行，立即给苏联侦察机关拍了电报，并要求与联络员见面。
苏联侦察机关收到施季里茨的报告，一面派联络员与施季里茨会面，一面由外交人民委员召见英国驻苏大使，正式转交了苏联政府的照会，告诉英国政府，苏联政府不能容忍英美司令部代表背着苏联在伯尔尼与德国司令部谈判。
施季里茨从牧师处得知，美国代表相信了希姆莱，谈判非常顺利。他决定采取步骤，施季里茨来到德国驻瑞士大使馆，参赞接待了他。施季里茨向他要了一个房间和录音机，随着磁带的转动，杜勒斯与沃尔夫的谈话清晰可辨。施季里茨命令参赞马上给党务部长鲍曼发密电。在给鲍曼的密电中，施季里茨要求鲍曼，“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寻找借口召回‘X’的代表。”鲍曼接到电报后，立即通过卡尔登布龙纳向伯尔尼发电急召沃尔夫回国，但这封密电的内容被舒伦堡收买的发报员报告给了舒伦堡。
飞机场上，根据卡尔登布龙纳的命令出动的警车和盖世太保地下监狱苦卫队正焦急地等待沃尔夫的到来，然而舒伦堡亲自到机场，接走了沃尔夫。刽子手们束手无措，只好眼睁睁地放走了他们。
希姆莱为沃尔夫谈判之事被鲍曼得知而大动肝火，舒伦堡则告诉他，可以为沃尔夫编个神话，说他潜入伯尔尼正是为了揭露那些寻求单独媾和的阴谋分子。
鲍曼赶到希特勒处时，得知他正在接见党卫队领袖希姆莱。鲍曼意识到自己输了。
施季里茨已连续几个晚上光顾“滑雪者”酒吧，他期待能与联络员会面。这一晚，联络员终于来了。他告诉施季里茨，苏联侦察机关希望他能返回德国，同时分给他两位长期潜伏在波茨坦和韦德丁而没有动用过的报务员。施季里茨同意了。
1945年3月24日，施季里茨，不，苏联侦察机关的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伊萨耶夫上校信心百倍地返回柏林。

看完春天的十七个瞬间，除了施季里茨，缪勒，舒伦堡这样的大人物以外，还有两个小人物给我留下的印象颇深：教授普列什聂尔和德国兵葛里穆特。

普列什聂尔的哥哥卡尔医生是苏联情报人员，在盟军对柏林的轰炸中牺牲。当施季里茨前去拜访他时，他告诉施季里茨，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他的哥哥，他谁都不相信。施季里茨尽管曾经劝说他，但是自己其实也是如此。正如缪勒对阿斯曼所说，作为一名情报人员，不能相信任何人，有时，甚至于自己。
于是，这个瘦小的老头成为了施季里茨的密探，被送往瑞士与联络员接头。岂料，在瑞士自由的空气中，普列什聂尔教授完全放松了他在德国保持的警惕。和平的表象使他忘记了施季里茨的几乎所有警告。知道他第二次前往接头地点时，才发现一切都错了——联络点早已经被德国人占领，而无数的迹象他当时都没有察觉，他甚至沉醉于一杯浓咖啡和凉水的美妙感觉里。
终于，当普列什聂尔被逼进大楼中，当他拿出已经不准备使用的毒针吞下并从楼上跳下时，那种对未来的绝望、对施季里茨的愧疚交错着。一个原本平凡的老头，成为了这场战争的牺牲者。如同无数牺牲者一样，没有人记得他，不，根本没有人知道他。他并不关心什么新制度，他只是会沉醉于动物园中的表演——对于一个压抑了数十年的人来说。如旁白所说，施季里茨明白，在瑞士自由的空气中选择跳楼结束自己的生命，可见他当时的绝望——他祝我们长寿，自己却从三楼跳下。

另一个是看管苏联女报务员凯特的德国兵葛里穆特。葛里穆特是前线的伤员，被送往后方，当伤好之后，得到了这么一份工作——和盖世太保的女警察芭尔芭拉一起看管凯特。这是一个善良的人，他负责照看凯特的孩子，当芭尔芭拉谈论起纳粹的意识形态时，他都是默不作声。当丧心病狂的秘密警察洛里夫把孩子放在阳台吹风企图让凯特开口时，葛里穆特开枪打死了他和芭尔芭拉，带着凯特逃走了。葛里穆特不是专业人员，他准备从孤儿院中取出自己四个月大的女儿一块逃跑。但是，孤儿院拖延了时间，他要求凯特先走，遭到了拒绝。直到取出孩子之后，盖世太保的密探到达。他打死了一个家伙，但自己也倒下了。
葛里穆特也是一个小人物，但是他的“起义”改变了施季里茨、缪勒的命运，进而舒伦堡、鲍曼、希姆莱也受到了影响。而相比之下，他的直接目的，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对凯特的救援。
幸而，他的孩子在凯特和施季里茨的保护下被送到瑞士，前往巴黎。

不过在历史里，大家都是小人物。我又想到一部电影，见笑，三毛从军记中的一句词：我们都是小把戏。

你莫要一分一秒等闲看，要知道那一瞬间即在眼前，它就像子弹擦过鬓角。无数这样的瞬间凝聚成我们的一生。有时候你真的很难知道，这是开始的一刻，还是最后的瞬间。它们留下痕迹，鉴证永恒。有时候你一生都在等待，都在期盼，当它到来的一瞬间，就像狂风暴雨倾泻到地面，这时你不要忘记我们最初的信念和纯真，因为拥有这些才会有这一瞬间的邂逅。

2月23日红军建军节那一天，施季里茨本打算戴上他的红军军帽，喝一瓶伏特加，然后坐下来演奏他的手风琴。但是这一次他走进柏林一个地下酒吧，把正在那里快活的盖世太保排成一排行进并且唱苏联革命歌曲。只是当他回到家以后，才意识到那一天他几乎暴露。

施季里茨的住宅被党卫军包围了。他们敲着门。
“我不在家。你们这些傻瓜。”旗队长朝窗口咕哝着。
党卫军们就离开了。天才的俄国间谍就是这样将敌人玩弄于股掌之上。

“你在哪学的这么好的枪法？”舒伦堡问施季里茨。
“在莫斯科军事学院。”施季里茨脱口而出，然后开始考虑他是不是说的太多了。

施季里茨通过一个小孔进行窥视，看到了一只闪闪发光的眼睛。
“一只猫头鹰。”他想。
“你才是一只猫头鹰。”鲍曼在小孔的另一侧想。

施季里茨走到树林里去采蘑菇。他走遍了整个树林，也没找到一个蘑菇。经过长时间的思索，分析了手中所有的材料，他得出了结论——季节不对。于是他从雪堆上站起来回家去了。

施季里茨和阿斯曼正在街上走。突然听到一声枪响，阿斯曼倒在了地上流着血。施季里茨又继续往前走了100码才断定有什么东西不对劲。他从地上捡起了自己的耳朵。

“能成为old boy network的一员真不错(抱歉，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组织)”施季里茨走出德国广播电台，欣赏着靠舒伦堡帮忙打电话才搞到的无线电收发报机的批准证书，释然地想。
施季里茨不知道：舒伦堡已经沉迷于俄国伏特加，并且知道没有电台施季里茨无法与中央联络，所以才忍痛这样做的！

施季里茨突然闯入了希特勒的府第，那里正在举行秘密会议。他也没打招呼就径直走向保险柜，用他的万能钥匙打开了保险柜，在里面乱翻了5分钟，然后在胳肢窝下面夹了一摞文件，离开了。
几分钟后，（由于惊吓）希特勒才恢复了说话能力，并且问“那人是谁？”
“苏联间谍伊萨耶夫，在这里的名字是施季里茨。”谬勒一边剔牙一边冒冒失失地说。
“你们怎么不抓住他？”
“没用，他总能逃脱。”

希特勒的保险柜里丢了一些秘密文件。5天过去了，还没找到。最后希特勒给斯大林发了封电报“是你的人拿走了我的文件吗？”
当天，施季里茨收到了中心的密电：“尤斯塔斯， 如果是你从希特勒同志的保险柜里拿了文件，最后一定要给放回去。人们正担心呢。”

施季里茨在高速公路上驾驶，看见谬勒想要搭便车。施季里茨差点停下车来，但又一想：“我不能让这个杀害了成百上千苏联人民的刽子手搭车，难道可以这样吗？”
过了一会，他又看见了谬勒，他想“我不能让这个肮脏的双面间谍弄脏我的车，决不。”施季里茨撇了撇嘴，然后继续向前开。当他第三次看见谬勒的时候，他想到：“原来是环行路。”

走在帝国大使馆的走廊里，施季里茨感觉到了跟踪并意识到他已经暴露了。只有一件事他不明白，就是究竟是什么出卖了他：也许是他的红军防水油布靴子或口袋里的一包俄国烟？也许是军帽上的红星？而且还可能是他肩上的半自动步枪？

德国将军们正在地下隐蔽部里排队领他们的特供口粮。施季里茨进来了，他把别人都推到一边并且插队。愤怒的将军们其实不明白——苏联英雄是有权不排队的。

施季里茨走进缪勒的办公室，发现四外无人。于是他走到保险柜前，拉了拉门把手，打不开。又确认了一下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他掏出手枪朝保险柜开了一枪，依 然打不开。他又掏出一个手榴弹放在保险柜下面，拉开了引信…硝烟散尽，施季里茨再次打开保险柜的企图仍然没有成功。“恩……”经验丰富的情报军官最后作出 了结论，“看来是锁了。”

缪勒在研究档案（或者文件或者指纹……），他想找放大镜，可抽屉打不开，于是他命令副官找人来修。一个老士兵叮叮当当敲了半天，开了。缪勒看了看抽屉里面，让副官去把施季利茨找来。
缪勒：我知道最近您有些紧张，可也不应该失了分寸！你拿走我的《鳄鱼》杂志不算，还把开锁的铁丝折断在锁孔里。

夜里3点钟，缪勒被一阵敲门声吵醒了，他很瞌睡，没好气地开了门。门口站着一个胡子拉碴的农民，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帽子上别着颗红星，背上背着一个便携式电台。
“象群走向北方。”农夫说。
“象群上天堂，施季里茨住在楼上。”

缪勒提审施季里茨：
“施季里茨，1938年你在哪儿？”
“和你在一起，分队长，在西班牙。”
“那么1928年呢？”
“和你一块儿在中东铁路。”
“1918年呢？”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完全正确，别特卡！”

缪勒收到一封关于施季里茨的告密信，里面说：“5月1日夜里，施季里茨离开了柏林，到了郊区树林里。在一片林间空地上，施季里茨喝了一瓶伏特加，点燃了 一小堆篝火，拿出一把巴拉莱卡琴（俄式三弦琴），自弹自唱“沙什图什卡”。夜深以后他回到了寓所，把酒瓶和巴拉莱卡琴锁进保险柜，然后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施季里茨打开保险柜时，发现酒瓶和琴都不见了，只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施季里茨，你得有点良心，患思乡病的不只你一个人。”

施季里茨去找缪勒，对他说：“嗨，缪勒，你觉得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怎么样？”缪勒愤怒地拒绝了。施季里茨迟疑了一下，打算离开，但他停下来，又问了一句：“分队长，您有阿司匹林吗？”
施季里茨知道，在谈话中往往最后一句给人的印象最深刻。

施季里茨忧郁地看着希拉克牧师怎样吃力地踏着滑雪板越过边境。 “上帝保佑这可怜的人。”施季里茨想。
时值1944年7月。

按照缪勒的命令，施季里茨被作为俄国间谍枪毙了。
第二天，施季里茨又来上班了。
不得已又进行了一次枪决… 第三天，施季里茨又来了，第四天，第五天，都是如此。
话外音：缪勒不知道，伊萨耶夫上校至少有九个孪生兄弟。

施季里茨在无人察觉地情况下越过了边境。这一点他是从早晨的报纸上得知的。

施季里茨走到一扇门前，轻轻地打开了它，里面的灯亮了。他关上了那扇门，灯熄了。施季里茨再一次开了门，那灯再一次亮了，关上门，灯也灭了。施季里茨又一次打开门——灯亮了，关上门——灯熄了。
“是个冰箱。”施季里茨猜测。

深夜，有人敲门。房主开了门，看见门口站着一个人，身穿黑色风衣，头戴黑色礼帽，鼻子上架着墨镜。
“您有斯拉夫式的皮箱出售吗？”来人悄悄地说。
“俄国侦察员施季里茨住在隔壁。”房主也悄悄地对来访者说。

普列什涅尔已经是第5次从窗户跳出去了，可是毒药没有发挥作用。

施季利茨在早上醒来，弄不明白自己是谁。他想，如果听到的是德语，他是施季利茨，如果听到的是俄语，他是伊萨耶夫，但是这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你是吉洪诺夫。你昨天喝了太多酒，醉了。（吉洪诺夫是施季利茨的扮演者的名字。）

窗台上放着93把熨斗和3盏灯。施季里茨意识到这个秘密地址已经暴露了——少了五把熨斗。

一块砖头掉到了施季里茨头上。“你在那边！”间谍想。“你不在那边！”鲍曼一边想着，又扔过来更大的一块砖头。

盖世太保截获了一封密电，里面写道：“尤斯塔斯，你这个笨蛋。阿列克斯。”
只有施季里茨会明白这是说他被授予了苏联英雄称号。

施季里茨走到窗前，从鼻孔向窗帘吹气。不，这不是一个约定的信号，他只是渴望感受一下苏联上校伊萨耶夫。

施季里茨在思考，他喜欢这样，他又开始思考了。
施季里茨躺在地上，假装累得不能动弹。

施季利茨回到家，拉上窗帘，点燃酒瓶蜡烛，拿出铅笔和纸坐下来。
纸上出现了几个数字。
“不，这个人不行，他就象这几个数字那样简单，是个老实人，但也只是个老实人……”
第二张纸上出现了一个量子模型。
“他吗？不行，因为太过深入钻研量子物理问题，已经搞得自己胃痛了……”
第三张纸上是一支已经开始碎裂的雪茄，施季利茨叹了一口气，这个人太沉迷雪茄了，他身上那股高级雪茄的味道老远就可以闻到。
第四张纸上有一棵杨树，与众不同的是每一片叶子都是一枚勋章。这个人也很快被排除了，他太引人注意了。
第五张纸上很快出现了一个瘦削的人形，其眼光就如同他戴在领口的黑色勋章那样冷酷深沉。不，这个也不行，他还是忠于元首的。
第六张纸上是一个穿铁路工作服的人，可惜他最近因为所在的火车出了故障是脱不开身了。
施季利茨放下笔和纸，轻轻揉着脑袋……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个人，是谁呢……对，是他，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少校，但他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
第二天，施季利茨通过秘密线路叫来了他的特务克劳斯，正准备前往滑雪胜地度假的克劳斯发了一通牢骚，还是去执行任务了。他对施季利茨经常在莫名其妙地时候找他实在也烦了，但是他最喜欢吃橄榄油沙丁鱼，而，对他来说很不巧的是现在全德国只有施季利茨的地下室内里还储藏着橄榄油沙丁鱼……
克劳斯的任务完成的很好，他找到了施季利茨要找的人。

帝国保安局，一次空袭……施季利茨走进机要电话室……
“……好吧，明天……”
“不，”施季利茨很坚决地打断了对方，“今天，半个小时以后，在白杨树大街的38号广场，‘75人’咖啡馆……”

——下一个，第17个警察，这个施季里茨最后的希望终于出现了。
“那天在轰炸后的现场你见过这个人吗？”缪勒第17次不抱希望地问道，他已经失去了信心，开始打哈欠。
“……没有。”这个警察显然不太聪明。
“我见过你，当时你在站岗，不让我通过。”
“……”
“我告诉你我是秘密警察，党卫军旗队长”
“……”
“我告诉你我有重要任务。”
“……”
“我给你看了证件”
“……”
“我还给了你500马克的红包。”
“……”
施季里茨犹豫了一下。
“我又给你看了一次证件……并说……”
“对了！”警察的眼睛一亮，“我想起来了，镰刀斧头——这位先生说他是KGB！所以……我就放他过去了。”
可怜的缪勒此时偏偏又打了个喷嚏，只听到了开头和结尾……

元首给施季里茨把勋章戴好。
“祝贺你，旗队长……”元首微笑着伸出手。
“为苏联服务！”施季里茨响亮地回答道。
“……”元首的嘴角抽动了一下，施季里茨意识到自己可能暴露了。
当天午夜，苏联情报总局接到了柏林的绝密电报：
（特急！！！绝密！！！本电不得抄录副本）
阿历克斯：
请立即查明在帝国保安总局六处工作的冯·施季里茨的背景。
泡菜。

医院。施季里茨在和大夫聊天，他需要了解凯特暴露的原因。
“你是怎么发现那个女人是俄国间谍的……是不是因为她用俄语喊叫？”
“这倒不是，是因为孩子。”
“孩子？”
“确切的说，是孩子的哭声，带有明显的俄国口音……”
施季里茨紧闭双唇，没有说话。